第二章 新殖民主义
第一节 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
1965年出版的恩克鲁玛的《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Kwame Nkrumah, New-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一书,是阐述新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在这部书中,恩克鲁玛以加纳为例,对新殖民主义这一新的概念进行了详细论述。
列宁将帝国主义称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恩克鲁玛则将新殖民主义称为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新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内部和外部两种因素变化的结果。马克思曾将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穷人和富人的冲突上,在恩克鲁玛看来,二战以后,情形已经较马克思时代有了变化。这种变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采用了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福利国家”政策,由此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冲突,同时又阻碍了马克思所期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与殖民地人民的团结。但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必须在国内维持一个福利国家,即一个寄生国家,一方面又必须挑起日益增加的庞大军备费用的重担,这就使它们有绝对必要从它们所控制的那部分国际金融联合组织中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这里的意思是,更加有必要从海外获得资金。但从前的那种直接采取殖民统治获得利润的方法,今天却已不再有效,因为殖民地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已经觉悟起来,让殖民者不再能够轻易得手,所以必须转为由以国际金融机构控制前殖民地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由此获得最大的利益。
有趣的是,恩克鲁玛列举了“战后初期曾任蒋介石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先生”的话,说明殖民地人民现在已经不那么容易征服,“曾经在18世纪和19世纪被征服者们如此轻而易举地迅速征服的亚洲,现在表现了惊人的能力,顽强地抵抗了配备有飞机、坦克、摩托车和机动炮的现代化陆军。从前只要用很少的军队就可以在亚洲征服大片领土。首先从掠夺中,其次从直接征税中,最后从贸易、投资以及长期剥削中所取得的收入,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补偿了军事行动的开支。这样的算术是对强国的巨大诱惑。现在它们碰上了另一种算术,而这种算术则使它们感到沮丧”。尽管直接征服的难度增加,但由于对海外资金的需要,对于殖民地的控制仍然不能放弃,于是有了种种以经济控制为主的被称为“新殖民主义”的间接统治方法的出现。据恩克鲁玛说:
这种支配的方式和形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举个极端的例子来说,帝国国家可能派军队驻扎在新殖民主义控制下的国家的领土上,并控制它的政府。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新殖民主义的控制是通过经济的或货币的手段来进行的。新殖民主义控制下的国家可能不得不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制造品,而排斥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的产品。对新殖民主义控制下的国家,控制其政府政策的办法,可以用以下的方法来实现:支付这个国家的行政费用,安置居于决策地位的文职官员,强迫接受帝国国家所控制的银行制度而从财政上控制外汇。
恩克鲁玛认为实行新殖民主义的结果是,外国资本被用来对世界上的较不发达地区进行剥削,而不是用于它们的发展。在新殖民主义控制下,投资只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世界上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在这种情形下,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其实仍然未能逃脱像从前一样被奴役的命运。非但如此,恩克鲁玛指出,新殖民主义较之殖民主义更加恶劣,因为从前直接的殖民统治至少还可以对于殖民地国家进行保护,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对于那些身受新殖民主义之害的人来说,它意味着遭受剥削而得不到补偿。
恩克鲁玛的《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书侧重于经济角度的分析批判,不过作者同时指出,新殖民主义“不仅在经济领域进行活动,而且也在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进行活动”。有价值的是,恩克鲁玛在书中对新殖民主义的文化控制的手段予以了全面的揭示。
书中谈到,从6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就开始制定旨在以文化侵入第三世界意识形态的大规模计划,“充作西方这种心理战工具的,有以美国‘无形政府’的情报机构为首的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还是重整道德运动、和平队和美国新闻出版署”。恩克鲁玛着重提到美国新闻出版署,美国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合作协议中都包含一项要求,即给美国人以发布新闻的优先权,如此它的势力就遍布了全世界。据恩克鲁玛当年的介绍,美国新闻出版署大约有一万二千名工作人员,每年经费高达一亿三千万美元以上,在大约一百个国家拥有一百二十多个分支机构,它们受控于一个以美国总统名义进行工作的中央机构,与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甚至武装情报中心等冷战机构密切配合活动。“在有些国家里,一两个新闻机构就控制了全部的新闻供应,不论那里有多少家报纸或杂志,新闻内容都是千篇一律的;而在国际上,美国的金融优势,通过它派驻海外的外国通讯员和办事处以及它对国际资本主义刊物的影响,越来越被人感觉到了。在这种伪装下,西方各个首都针对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加纳及其他一切沿着自己的独立道路走向自由的国家,发动了反解放的宣传浪潮。世界充满了偏见。举例来说,只要出现了反抗反动势力的武装斗争,那些民族主义者就被说成是匪徒、恐怖分子,还常常被说成是‘共产党恐怖分子’。”在恩克鲁玛看来,美国新闻出版署已经远远超过了新闻出版的范围,而与情报甚至军事使命联系在一起了。对于其职责,恩克鲁玛分析说:“首先,它有责任分析各国的局势,向美国大使馆,从而也就是向美国政府提出可以使当地的局势发展有利于美国的变化的建议;其次,它组织对无线电广播和电话的监听网,同时从当地政府的各个部门中招募告密者。它还雇用人员散布美国的宣传。第三,它搜集秘密情报,特别是搜集有关国防和经济的情报,作为一种消灭它在国际间的军事和经济竞争者的手段。第四,通过收买的办法打入当地出版物以左右它们的方针。”
值得一提的是,恩克鲁玛还注意到了文艺作品如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新殖民主义”功能:
除此以外,连好莱坞那些荒唐的故事片也成了武器。人们只要听听那些非洲观众看到好莱坞的英雄们杀戮印第安人或亚洲人的时候所发出的欢呼声,就可以知道这一武器的效果如何了。因为殖民主义的传统使绝大多数人民至今还是文盲的发展中的大陆上,连最小的孩子也能看得懂从加利福尼亚传来的那种又血腥又吓人的故事。在宣传谋杀案件和无法无天的西部边疆情况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在这种宣传中,工会工作者、革命者、黑皮肤的人总是被描写成恶棍,而警察、侦探、联邦调查局的控员——一句话,中央情报局型的特工人员,却总是英雄。事实上,一些政治谋杀案件所以能常常利用当地人做刺客,正是由于有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弱点。
这种对于好莱坞电影的分析,正是今天的后殖民论者所津津乐道的,它是以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对于西方电影中的阿拉伯人的形象分析开始的。恩克鲁玛十几年前的批评,正可以和萨义德《东方主义》一书的分析相互映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萨义德与恩克鲁玛的视角是有差异的,恩克鲁玛主要将种族问题与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萨义德则更多将种族问题与西方的知识话语传统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