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创新之道，一以贯之

人类有历史，教材也有历史。中国出版传播学教材的历史非常短暂，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但教材的种类和数量却累积了不少。从1992年传播学获得国家确认的一级学科地位以来，教材出版进入了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到2009年，我国主要有17家出版社，共出版新闻传播类教材26套，计244种，而且出版市场还在不断地扩大。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有了多元，其应不穷，多了就有选择了，万事万物，才好各得其所，这也是当今我国教材写作与出版的主要模式。

出版一套好的传播学教材，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不懈追求，也是我们写作者的努力方向。所谓的好，不在于我们能否提供传播学的普适理论。传播学通过与生活世界的丰富联系，不可能只有单一的、固定的、统一的、已经完整的理论及其理解，出版与写作的多元与开放，主要在于为读者提供通过传播学去思考的不同途径。然而，能达到好的出版写作质量，能贯通多元脉络的，必是一个朴素而简单的道理，这就是，多元之道，创新而已。

创新不在于大小，也不在于多少，但略去创新的含义，只求多元的丰富，人的选择便会不知先后，少了这种偏重，即便种类再多，名目再繁，也会失去存在的真实意义。因此，在众多的传播学教材中，增加整体视角和创新元素，成为我们这套教材所追求的鲜明特征。

“传播学创新系列教程”是一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传播学研究室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策划与主编的传播学本科教材。从2004年开始，传播学研究室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2007年10月，经共同倡议，在北大出版社五层会议室召开了有北大社责编、社科院和南大教材写作者参加的编前会，会上确定了教材编写方案，各自陈述了写作提纲，大家面对面，相互批评，进行了愉快的交流与沟通。我们以为，传播学及其研究还存在许多问题，我们自己本身也有许多困惑，但是，人类传播飞速发展的现实已经走在了前边，理论的学习与实践也必须紧紧跟上，作为传播学研究者，我们需要给自身所站的学术位置设立一个高度。

根据传播学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传播学教材的创新，我们以为应该立足于两个基本点：一是要为读者勾画出整体的传播学研究领域。在国内已出版的教材中，这套教材具有至今最为完整的传播学分支体系。我们除了有《大众传播学》、《人际沟通学》、《组织传播学》和新兴的《跨文化交流学》及《新媒体传播学》之外，还增加了可以开阔读者视野、满足社会新的发展需要的《健康传播学》，具有方法论特点的《传播学跨学科研究导引》和《传播社会学》等。二是我们的每本教材都建立了一个副标题，以突出该书的主要内容、思维方向、理论视角等，读者可以从各自的知识需求出发，明确地把握传播教学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这套教材还遵循着一些共享的、一致的写作原则。

一是温故知新。创新必得知道过去，虽然“故”自身不会产生新，但是“故”里必含有某种品质，才能使教学主体以“知新”和“创新”加以实践，因此我们的写作必须老老实实进入已有的理论研究框架里面去，取百善，聚众类。

二是加入中国社会文化的元素。对于求真理，中西方的传播学术是可以相涉相入，彼此关照，相互勾连的。我们既吸纳人类已有的传播理论，把西方作为一种方法，也注重在写作与教学中，启发中国读者去思考，在中西的交流之间，进行日常实践，寻找学术研究的结合部和创新点。

三是突出对话式教学关系。我们把学生和老师看作是第一位的，把这套教材看作是一个可以在课堂上、在社会里进行深入交流的丰富文本。我们希望读者在使用这套教材时，能激发出共享性思维和对话的热情，通过教材所设计的课堂交流、问题与讨论的知识点，能获得闻一以知二，以知十，以知百的教学效果。

四是遵守通俗、简明、准确的写作原则。我们向读者发表对理论的见解，把学与问之后的知识转化为己知，再把己知的知识化为他知，这其间充满着一系列从思考到写作的琢磨、权宜和变通。我们既要把传播学的课堂放在开放的社会之中，放在大庭广众之下，更要交到读者的手中。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具备一种通俗化写作的能力，不仅在语言上要自我克制，文字上不断锤炼，更要以通俗易懂的表述方式，准确地讲出传播学最为基本的道理。

我们知道，实现创新的宗旨与写作的准则，主要在于自己的进学功夫，所求学问，也都在自己这里了。创新，既是我们写作这套教程时的一心追求，也是读者在选择使用时的一种体察。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追求创新，实践创新，若真能一以贯之，这会让我们自己和读者永久受益的。

对于人类，创新永远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不会在偶然、临时和变化很快的时代经常出现。创新之路，有阻且长，但我们希望道不远人。创新既然是写作者与研究者求生的一个前提，那么我们的创新追求就不算过分，只要总体方向是正确的，是对的，我们终究会有得胜的地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创新系列教材”诸同仁

2009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