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媒介的冲击与文学阅读的式微

如果从1978年算起，文学阅读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也已走过30个年头。30年来，文学阅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媒介的兴起究竟给文学阅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是怎样塑造人的感知结构的？这种塑造在多大程度上波及到了文学阅读乃至文学研究？在今天，既有对文学阅读的守护之声，也有对新媒介的赞颂之词，在其背后究竟隐含着怎样的文化动因？诸如此类的问题，理论界虽有所涉及，但全方位的深度思考还不多见。在以下的分析中，笔者将把“新媒介冲击”和“文学阅读式微”作为基本的考察对象，然后深入到1980年代以来文学阅读的媒介文化语境中，既指出文学阅读从兴盛到式微的种种征候，也思考新媒介影响文学阅读的诸种形式，同时还将进一步分析：不同的媒介文化是如何对人的身心世界进行塑造的。何人游离了文学阅读，何人还在守护着文学阅读。

1．文学阅读：由盛而衰的种种征候

文学阅读应该是整体阅读活动的一部分。如果说文学阅读在今天走向了衰落，也就意味着整体的阅读活动在今天已变得相当脆弱了。但是，若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也许应该从阅读活动的鼎盛时期谈起。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1980年代（也包括1970年代后期）都是一个全民读书热的时期。在经历过一个思想禁锢的“书荒”时代后，人们被激发出来的是空前的读书热情。作家出版社原社长助理杨葵记得，王府井书店刚放开时，“购书的人排出两里地，那时销量最大的是西方古典文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尼·葛朗台》，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而据查建英回忆，她上大一大二的时候，北大书店经常有赶印出来的中国书和外国书，“一来书同学之间就互相通报，马上全卖光。当时还没有开架书，图书馆里的外国小说阅览室里就永远坐满人”。此外，这一时期的文学杂志发行量大得惊人（比如，《十月》的发行量在1981年已达60万份，在国外的发行量有2000份；《收获》最高发行量达100万份，《人民文学》最高发行量达150万份。），美学著作与哲学著作甚至也成为畅销书（有人回忆，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大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87年第一次印刷达37000册；而据卡西尔《人论》一书的译者甘阳介绍，该书一年内就印了24万本，成为全国头号畅销书。），国民的读书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个人的阅读记忆亦可印证1980年代的阅读景象。有人说：当他在整理1987年的大学日记时，“才发现那会儿每晚日记本记下的，不过是一本接着一本的课外书名和支离破碎的读书感想”，还有人说：80年代中期，“那时做学生的我，就像一只饥饿的蝗虫，也不知道选择书籍，听到老师和同学介绍什么书好，风行什么书，加上自己有兴趣的，都要找来硬啃一通”。而在网上颇有名气的张立宪（网名见招拆招，江湖人称老六）则以动情的笔墨回忆了80年代的读书之美：

拿书来说吧。看过憋到极限的山洪喷薄而出的情景，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一本《红与黑》能让那么多人看得泪如雨下；你就能理解《日瓦格医生》的出版是比如今美国攻打伊拉克更让人们奔走相告的消息；你就能理解一个其姑妈是书店员工的同学能得到多少人的献媚；你就能理解一个姑娘为什么能让你像个疯子一样寤寐思服心旌摇荡——在十几年后的这个春夜，你仍能想起她捧读《天使，望故乡》的样子：头发枯黄，脑袋埋在书里像个虾米，戴着大大的眼镜，嘴出神地抿紧，两条长长的腿紧张地交结在一起，浑然不知世界的转动，还有你的存在。

……

啊，我的勃兰兑斯，我的威廉·曼彻斯特，我的《流放者归来》，我的《伊甸园之门》，到买到十二本全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整整半年沉浸其中，看得手心冒汗体似筛糠时，这种探宝旅程达到了高潮。看到拉斯柯尼科夫走在广场上，突然想俯下身亲吻那片肮脏土地的时候，正是深夜，我趴在被窝里，赤身裸体，泣不成声。

这样的阅读状态显然是80年代的精神遗产之一，而文学阅读也在这种总体的阅读氛围中达到了极致。那么，为什么当时的许多读者会走向文学阅读呢？甘阳的一个说法值得注意：“读大学以前我们实际上是文学青年，你所向往追求的是一个诗意的世界，所以我为什么会强调《古典文艺理论译丛》，那个时代你实际上不是很懂他是在谈什么，但你一读雪莱的《为诗一辩》，那你感觉到有很多人是反对诗的嘛，你那时候还是少年，你不会了解那么多，但你的mood是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普希金，英国诗，拜伦，你读这些诗的时候所追求的是一个非常诗意化的世界。”这里表达的应该是这样一个意思：文学青年所追求的东西与文学作品中所营造的那个世界具有某种同构性。如果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是较容易解释清楚的。

但是，除了心理学方面的原因外，80年代读者对阅读趋之若鹜还应该有社会学、传播学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学的原因略去不谈，这里单说传播学方面的因素。现在回顾80年代，我们不得不说那是一个电子媒介资源相对匮乏的时代。80年代中前期，甚至黑白电视机还是奢侈消费品，这意味着普通民众依然与电视无缘；1989年8月，长虹将其产品价格降低350元，打响了国内首次彩电价格战，这才意味着许多家庭有了让电视更新换代的契机。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整个80年代大学生的宿舍里是没有电视机的，这又意味着他们必然会把大量的时间用在读书上，他们也成为阅读队伍中最忠实的读者。即使许多人在80年代已经成为电视的固定受众，但频道稀少；而在有限的频道中，新闻、教育等方面的电视节目依然是电视台的重头戏，娱乐类的节目还没有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晚间的电视剧也乏善可陈。这样，在匮乏的电子媒介资源面前，映衬出来的就是印刷媒介资源的相对丰富：报纸、杂志、书籍等等往往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学习知识、陶冶情操的首选去处。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小说、报纸等印刷读物在打造一个民族“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时功不可没，我们不妨说，80年代依靠印刷媒介所形成的文学阅读，也催生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这一共同体的存在，集体经验的表达，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接受等等才有了着落。如果80年代的新媒介能像今天这样发达，很难设想人们还会有那么高的阅读热情，“想象的共同体”还能够应运而生。

然而，进入1990年代后，所有这一切则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随着电子媒介资源的日趋丰富，80年代的“读者”逐渐变成了“观众”，文化空间也开始出现由“印刷媒介场”向“电子媒介场”的位移。有人在描述这一年代的文化特征时指出：“文化的载体和表述形式也由以文学为中心转向了以音像为中心。在目前的文化中以图像和声音为基础的本文无疑占据着中心的地位。MTV、卡拉OK、摇滚乐等显然取代了书籍的作用。而‘周末版’、‘月末版’的报刊文化都已成了音像文化的依附性产品，它们依赖‘炒明星’及对电视、流行音乐的信息传播而存在。昔日文学文化对音像文化的支配业已丧失。‘文学族’已被‘音像族’所取代。而‘狮城舌战’所引发的年末各地的电视辩论热潮，则恰恰喻示了音像对书写和文学的主导与支配作用。”这种分析让我们意识到，新的传播媒介一经出现，便会带动新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文学阅读活动因与这种生产与消费机制不兼容，其质量、数量与性质等等也将会发生诸多变化。

如果从哈贝马斯论述的意义上加以思考，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种变化看做是文学公共领域消失和文化消费伪公共领域诞生的重要标志。因为在他看来，随着大众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对人们生活的介入与占领，文化批判公众逐渐淡出，文化消费公众则走向前台。而“文化批判公众之间的交往一直都是以阅读为基础的，人们是在家庭私人领域与外界隔绝的空间进行阅读的。相反，文化消费公众的业余活动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展开，无需通过讨论继续下去：随着获取信息的私人形式的消失，关于这些获取物的公共交往也消失了”。这样的思考显然也适用于1980—1990年代中国公共空间的转型。李陀与查建英对谈时曾指出，80年代的“会中会”、“会下会”以及知识界朋友们的定期聚会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在那种场合，真正的讨论和争论才能够开始。他们认为，这种讨论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共空间”。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这样的聚会已越来越少；即使有，也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景观：作家耻于谈文学，学者耻于谈学术。大家在一起只是谈装修，谈房子，发牢骚，发议论，但绝不争论。文化精英的聚会尚且如此，文化大众的聚会就更可想而知了。而在我看来，这种局面的出现便是文化批判公众向文化消费公众位移的重要信号。当大家在聚会中热烈讨论乃至争论时，虽然不局限于文学阅读，但文学阅读与公共关怀显然是其基础。而私人空间的阅读心得显然也亟需拿到公共空间中来加以讨论。当大家聚会失去了讨论的兴趣时，一方面意味着文化消费环境的同一性已让讨论变得无此必要，一方面也意味着大家已经从相同背景的阅读活动中淡出，讨论已失去了必要的前提。

在这种阅读低迷的状态中，我们步入了新世纪。于是90年代潜滋暗长的问题依然值得继续关注：新世纪以来整体的阅读状况究竟如何？文学阅读下滑的现状有无改观？让我们来看一看权威的统计数据。到目前为止，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已进行了四次，从近两次（2004年和2006年）的调查结果来看，国民阅读状况呈现出如下一些动向。

2004年的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国民年人均图书消费在2003年持续增长，但在识字者中，只有51.7%的被调查者每月至少读1本书，这一体现国民阅读概貌的读书率比1999年下降了8.7%，其中城市居民阅读率为69.6%，同比下降7.8%；农村居民阅读率为45.3%，同比下降9.6%。只有5%左右的国民拥有“读书习惯”。媒体的分析指出：生活节奏紧张，没有时间阅读是国民阅读率总体下降最重要的原因；而导致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的多元化形成了网络、VCD（DVD）等新兴媒体对传统纸质媒体市场的分割。这一点在人们放松心情和娱乐消遣方面显得更为明显。同上次调查相比，对各种媒体的接触率排在前三位的依然是电视、报纸和图书，但VCD（DVD）的接触率从上次调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网络从上次调查的最后一位，上升到第七位；而杂志和广播的接触率却都在下降。

再来看看2006年的调查数据。调查显示，六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1999年首次调查发现国民的阅读率为60.4%,2001年为54.2%,2003年为51.7%，而2005年为48.7%，首次低于50%，比2003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比2001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比1999年则下降了11.7个百分点。每年连一本书都不读的人和基本不读书的人在回答其不阅读的原因时，选择“没时间”读书的占43.7%，选择“不习惯”读书的比例为29.1%。这也是目前人们不读书的两个最主要原因。“不习惯”读书的人群中，排在首位的是18—19岁的本应在校学习的青年学生（占45.9%）。而与图书阅读率相反，近年来我国国民网上阅读率正在迅速增长。调查显示，上网阅读率从1999年的3.7%增加到2003年的18.3%，再到2005年的27.8%，七年间增长了6.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40%。

这次的调查结果还表明，2005年我国识字者的杂志阅读率为55.3%，超过国民的图书阅读率。与上次调查相比，这似乎一个不错的信号，但位居前两位的杂志分别是《读者》和《知音》，而其他名列前十的杂志也分别是《家庭》、《青年文摘》、《故事会》、《女友》、《家庭医生》、《瑞丽》和《时尚》等。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指出：虽然文学类图书成为2005年读者接受程度最高的图书类别，也在读者已购图书的市场份额排行上居于首位，“但是，文学期刊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好些文学杂志，在国家拨款的情况下尚可生存，但一旦面对市场便会受到较大冲击”。

显然，国民阅读率的持续走低，以看电视或读屏（网上浏览）代替读书，应该成为我们谈论当下文学阅读的一个重要背景。那么，在这一背景下，文学阅读的现状又如何呢？2003年，广西民族学院陆卓宁教授曾做过一次面向大学生的文学名著阅读调查，结果如下：看过鲁迅等大文学家作品的学生占总人数的23%，而阅读外国文学名著的学生仅占12. 7%。许多学生是通过电视了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的。而在分析青年学生为什么离文学名著越来越远时，有人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电视、电脑、VCD、游戏机和因特网等现代娱乐和信息传播方式正在全方位地占领青少年的生活、学习空间。许多孩子都是在电脑屏幕前长大的，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所有信息都来自因特网，却很少花时间去阅读文学名著。他们往往热衷于“文化快餐”，而阅读的兴奋点已不在文学名著上了。

来自笔者的一个调查统计亦可为文学阅读现状提供一些数据。2005年底，我曾在“文学理论专题”课上对160余名本科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在文学类作品（通过纸媒）与亚文学类作品（通过电媒，如电影、电视剧）之间选择，您更愿意接受哪类作品？”结果回答“文学类”的94人，占56%；回答“亚文学类”的73人，占44%。从文学阅读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应该还算满意，但另一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却又对如上的回答构成了某种消解：“以自身经验为例，您认为电子媒介、数字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是——A．多读文学作品；B．少读文学作品；C．不读文学作品。”统计结果如下：A:42人，占26%; B:112人，占68%; C:10人，占6%。这也就是说，虽然由于阅读的方便（如借助于图书馆）或者看电视、上网的不太方便，他们还在较多地与传统阅读打交道，但却有更多的人意识到新型媒介对文学的冲击是真实存在的；而少读或不读文学作品，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阅读现状。

于是，我们有必要认真面对文学阅读式微这一问题了。从近30年的阅读状况大体可以看出，198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个阅读高潮，但从1990年代开始，文学阅读则进入一个缓慢的衰退期；新世纪以来，衰退的进程则明显加快。而导致文学阅读式微的原因虽然不少，但在种种调查结果的显示中，新媒介显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甚至主要角色。那么，为什么新媒介会让文学阅读走向衰落，它又是如何影响到文学阅读的呢？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新媒介谈起。

2．新媒介：影响文学阅读的诸形式

所谓新媒介（new media），是1960年代由美国传媒界提出的一个概念，并在1990年代中期篡夺“多媒体”（multimedia）之位而开始出名。但究竟什么是新媒介，却一直众说纷纭。美国的新媒介教授菲德勒（Roger Fidler）在《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书中给新媒介下的定义是“各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形式”，此定义显然语焉不详。按照维基百科（Wikipedia）提供的解释，新媒介主要依托数字技术，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是其重要表征。“‘新媒介’的概念既浮获数字媒介的独特发展形式，也把更多加以重造、以使其采用或适应新媒介技术的传统媒介形式收归己有。”国内学者参照相关资料则归纳出如下说法：新媒介“主要是指光纤电缆通信网、都市型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图文电视、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通信卫星电视系统、高清晰电视，以及90年代迅速兴起的超级信息交互通信网络（internet）和近年来刚刚兴起的多功能媒体（multimedia）等。”从以上的相关解释中，我们可对新媒介有所把握。

如果从影响文学阅读的方面来思考新媒介，我们显然可以把印刷媒介生成的纸质文本看做“旧媒介”，而把凡是可以通过屏幕（尤其是电子屏幕，如电视、电脑的显示器、手机屏幕等）显示信息的媒介看做新媒介。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要思考新媒介对文学阅读的影响，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新、旧两种媒介的不同肌理，也需要反思文学本身的特殊存在方式。

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事实是，我们一般谈论的文学，通常是以印刷媒介的方式存在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大部头的小说，它们首先要被作者写出，然后再经过编辑、审查等相关程序见诸报纸、杂志、书籍等纸质媒介之后，才能成为读者阅读的对象。虽然在“前印刷媒介”时代，我们已有口头文学；在“后印刷媒介”时代，我们又有了网络文学和手机短信文学，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能完全改变文学与印刷媒介唇齿相依的基本事实。而实际上，文学的空前繁荣，文学作品的大量刊印、流通、传播和阅读，都是印刷媒介高度发展的产物。在中国，“宋代散文的活跃、宋词的繁荣、明清白话小说的兴盛，就是与印刷媒介的作用密不可分的。尤其是明清白话长篇小说在城市民间的流行，直接与印刷媒介的普及相关。由于印刷媒介的运用，长篇小说这类篇幅巨大的文学作品的快速的批量复制成为可能。这就为其在读者中批量发行和迅速流通提供了媒介条件”。在英国，通俗文学（popular literature）的繁荣其实就是印刷媒介发展的伴生物。根据洛文塔尔的梳理和分析，由于印刷媒介在18世纪的英国已非常发达，所以它既催生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形式——通俗小说（popular novel），也造就了一批作者队伍和阅读大众。因此，我们现在谈论文学，虽然已有意无意省略了印刷媒介这一前提，但我们也应该知道：离开了印刷媒介，起码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是无法成立的。

那么，指出这一点对于文学阅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一个人要获得起码的阅读能力，必须具有识文断字的基本功夫；若要进一步阅读文学作品，也需要不断的阅读训练并由此积累起丰富的阅读经验，否则，真正的文学阅读将无法进行。当年的赵树理之所以要把叙述者变成一个“说书人”，并把自己的小说创作成一种“可说性本文”，就是因为当时的农民读者大部分不识字。于是，赵树理小说的传播接受最终也由五四新小说的“写/读”模式变成了一种“说/听”模式。这是作家照顾读者的一个极端例子。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需要读者去适应文学作品。于是出现了怎样的文学作品，也就意味着读者需要训练出怎样的阅读技巧。有时只有复杂的阅读技巧才能应对复杂的文学文本（如20世纪西方的现代派作品），否则，阅读活动将无法展开。如此看来，阅读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正如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所说的那样：“即使对有文化的人来说阅读也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例如，页面上的黑字必需一个词一个词，一行行，一段段地扫过。为了获取讯息你必须认真阅读。为了阅读这些词，你的眼睛必须经过训练，就像打字机的滚筒移动纸一样沿着印刷的行进行移动。就像音乐家轻哼他们在某张乐谱上看到的音符一样，许多读者会在脑子里读那些看到的单词。”实际上，这里呈现的还只是一般的阅读状态，而只要想想英加登（Roman Ingarden）或者伊瑟尔（Wolfgang Iser）在其相关著作中的描述与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审美化的文学阅读与一般消遣式阅读相比要更为复杂，而读者若想获得真正的审美经验，也往往会比一般的消遣式阅读更为辛苦。

既然文学阅读更复杂也更辛苦，这种阅读给读者带来了什么，它又给读者的思维结构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波兹曼在分析美国19世纪的阅读状况时指出，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的发展。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人们“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波兹曼才把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称作“阐释年代”，并认为“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这里虽然谈到的是广义的阅读，但对文学阅读也大体适用。因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比如文学经典）往往就是一种富有难度的艺术，阅读这种作品，我们固然也能在感性的层面接近它，但若要真正释放出它的潜能与价值，读者就既需要具有审美感悟力，也需要理性判断力。而越是经典之作，也就越是需要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谓的“苦读的耐心”。因此，对于文学阅读来说，印刷媒介同样建立起一种阐释模式，这种阐释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接受，也包括理解、对话、质疑、反思等等。我把这种阐释模式看做是读者接受的一种深度模式。

然而，随着新媒介的到来，阅读活动赖以存在的印刷文化根基开始松动，以阐释为基础的深度模式也遭到破坏。那么，为什么新媒介对阅读活动会有如此大的冲击力呢？这里需要对新媒介的生产/接受机制略作分析。

先说影视媒介。把文字转换成图像无疑是一次技术革命的胜利，但是图像时代的到来却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个后果不光在于它把许多读者变成了观众，而且在于它培养了人们一种远离印刷物乃至游离文学的心理。波兹曼认为：人们不去阅读电视，也不大可能去听电视，重要的是“看”。而这个“看”是不需要任何启蒙教育也不需要任何早期训练的。“看电视不仅不需要任何技能，而且也不开发任何技能。如戴姆拉尔所指出的：‘无论孩子还是成人，电视看得再多也不能使他们看得更好。看电视需要的技能很基本，所以我们还不曾听说过有关看电视的残疾。'”而梅罗维茨则进一步指出：看电视不仅不需要训练，也不需要经过一个从低到高的固定次序。“一个人没有必要在看‘复杂节目’前，一定要先看‘简单的’节目。一位只看了几个月电视的成年人与看了几年电视的成年人对电视的理解可能相差无几。”“电子图像和声音却是将自己注入到人们的环境中，接受讯息几乎不费什么力气。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必须主动寻找印刷讯息，而电子讯息却会主动出来接触人们。人们不想在书中阅读的某些信息，可能会通过电子媒介展示在人们面前。”

阅读需要训练而看电视则不需要任何技能——我以为这是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一个简单道理，这样的道理显然也适用于文学阅读。同样是《三国演义》，一个粗通文墨的人可能读不懂小说，但是他却看得懂电视连续剧；同样是昆德拉的作品，一个大学生也许读不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但是看懂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却不在话下。而且，越来越复杂的叙事结构、修辞手法使得如今的小说阅读不但需要训练，而且还需要不断积累和充实自己的阅读经验。一个人如果只是积累了阅读巴尔扎克小说的经验，他可能就读不懂卡夫卡的作品；一个人的阅读旨趣如果仅仅停留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层面，他很可能就会对后现代主义式的戏仿、反讽、拼贴技巧一片茫然。在今天，真正的文学阅读很可能已变成一套高难度动作，它对读者的智力、耐力、感受力等等提出了全面的考验。

然而，有了影视媒介，一切问题都已迎刃而解。如今，人们既不需要去接受那种训练，也不必去经受那种难堪的考验了。小说家正在把手中的作品写得富有“镜头感”和“可拍性”，以便跻身于影视产品供货商的行列。他们在为预想的观众写作，而不是在为潜在的读者写作。导演正在把一些“准文学”作品收编为影视产品，以便壮大他们的影视队伍。结果，在这种“看”的语境中，受众对艺术作品的感知结构得以重新塑造。比如，一个习惯于看两个小时影碟而获取完整故事的人，可能已对一部须花两天时间才能读完的长篇小说极不耐烦，因为他对艺术作品的时间感知结构发生了变化；一个仅靠电视直观画面获取形象的人，可能已丧失了面对文学作品获取形象的能力。因为文字中固然有形象，但它依然需要读者想象的激活与填充。但是，电视却“要求观众去感觉而不是去想象”，它需要“观众必须在瞬间内理解画面的意义，而不是延后分析解码”。当观众的感知结构被重新塑造之后，他们很难再变成文学阅读的真正读者，道理很简单，因为观众接受了一套较容易的解码系统之后，让他们再来面对高难度的解码系统，他们或者会不得要领或者会望而生畏。因此，极端一点说，影视媒介其实就是在培养人们厌恶文字、读不懂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名著）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这种媒介如今已成为文学阅读的潜在杀手。

再来看数字媒介。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网络时代的到来有助于改变人们的阅读现状，因为它把许多人从电视机对面的沙发拖到了电脑椅里，“观众”因此再度变为“读者”。当然，这种读者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读者，而是变成了一名“超级”读者，他也开始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读者待遇。十年前，当中国的互联网还在初级阶段徘徊时，吴伯凡就曾描绘过这种美景，他指出：“多媒体（未来的多媒体）范式与‘文本’范式最根本的不同，表现在信息的接收者不再是‘读者’（仅仅以‘阅读’这种单一的感知方式来接收信息者）。他可以读，可以听，可以看，还可以边读边听边看。信息的发送者不再像‘作者’那样高高在上。与信息的接收者相比，他反而处于被动的境地。主动权在接受者——不是他适应于后者，而是后者来适应他。信息的传播由发送者的‘推给’push变成了接收者的‘拖出’pull。”如今，这一设想早已变成现实。由此来思考网上的文学阅读，我们似乎有理由得出满意的结论：读者不仅享受到了多媒体的阅读快感，而且还获得了超文本的阅读空间。与此同时，读者也变成了文学作品的参与者甚至合作者。比如，当年的网络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在网上走红，引来无数网迷的跟帖，他们的讨论、建议甚至让慕容雪村改变了原来的情节设计。

然而，希利斯·米勒却给我们发热的脑袋浇了一瓢冷水，他说：“你不能在国际互联网上创作或者发送情书和文学作品。当你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它们会变成另外的东西。我从网上下载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金碗》（The Golden Bowl）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米勒是在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和他引申的“媒介即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谈论这一问题的，但我们也完全可以在阅读层面延续他的思考：当网上的阅读或者下载之后的小说变得面目全非时，真正的文学阅读并没有发生。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可以想一想我们上网之后的状态。网上冲浪和到处乱逛当然与文学阅读无缘；即使从网上搜寻到我们所需要的文学读物，其阅读也会大打折扣。比如，我们可能会在“超文本”的世界中漫游，急迫地从一个文本走向了另一个文本，结果，阅读的终点常常会停留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这会让阅读的起点变得十分可疑。再比如，面对一部长篇巨制，几十页翻过之后我们的双眼就会变成艾柯（Umberto Eco）所说的“两个网球”。然后我们不得不加快鼠标拖动的速度，用快速浏览取代阅读印刷文本时的沉潜把玩。结果，我们仿佛读完了一个文本，但实际上，真正的阅读活动却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只是获得了某些信息，却把伴随着阅读活动那种必不可少的沉思冥想丢在了一边。卡尔在2008年7—8月号的《大西洋月刊》撰文，痛苦地剖析自己和互联网一代的大脑退化历程。他指出：过去他阅读书籍像一个深海潜水者，现在面对网络好像踩着滑水板，从海面上飞驰而过。“网络似乎粉碎了我专注与沉思的能力。现如今，我的脑袋就盼着以网络提供信息的方式来获取信息：飞快的微粒运动。”而在密歇根医学院任教的弗里德曼（Bruce Friedman）也告诉卡尔，因为经常上网快速浏览短文，他的思维呈现出一种“碎读”（staccato）状态，他已几乎完全丧失了阅读稍长文章的能力。他说：“我再也读不了《战争与和平》了。我失去了这个本事。即便是一篇blog，哪怕超过了三四段，也难以下咽。我瞅一眼就跑。”而对于读书与读屏的区别，迈克尔·海姆也特别指出：“书籍会给人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出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注意力高度集中，内在的暗示感受性（inner suggestibility）也得以提升。由于书本，我们可以通过沉思冥想中的全神贯注和稳定符号的持续暗示抵达心灵深处。而发出磷光的符号却像是一种轻度催眠，从而导致视觉断裂于大部分日常感觉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光的符号所引发的注意力已集中在较深的精神层面上。实际上，表面的符号闪烁很可能阻止了深度的同化吸收。”在另一处地方，他又把读屏界定为“布尔扫描”，并认为：“用布尔查询处理文本可以使意识的力量和理性的控制加强。这种理性不是一条可在其间把玩思索、曲径通幽的思之路，而通过书籍却可以找到这样一条小路。思的幽径，消失在布尔逻辑修建的高速公路上，更不消说思的逻辑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读书与读屏，其效果大不相同。当我们读书时，冥想开拓着心智，我们仿佛听到直觉的细声耳语；但是，当我们瞪大眼睛盯着显示屏时，“我们便损失了许多余光或外周视觉。心之眼（mind's eye）也是这个道理。一种放松而从容的思想才能享受到直觉的随机应变，而处于最佳状态的思则是沉浸在人类符号中的静默。布尔查询逻辑切断了心之眼的外周视觉”。

海姆的思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人所谓的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如此说来，真正的阅读其实也是需要进入“神与物游”的境界的。然而，读屏的时候，这种情况却几乎不会发生。于是，网上阅读很可能制造出来的是一种阅读假象。这种阅读可以是“悦读”也可以是“速读”，还可以是“东北乱炖”式的“胡读”，却唯独不大可能是让人遐想、引人沉思的审美阅读。在网络时代，文学阅读再度陷入一种丰富的贫困之中。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无论是影视媒介还是数字媒介，无论是看电视还是读屏，其实都意味着对印刷媒介培养起来的基本阅读状态与情境的中断与破坏。而为了说清楚这一问题，这里有必要从本雅明谈起。

很可能本雅明是意识到文学阅读将渐行渐远的第一人。1936年，本雅明曾写过一篇文章——《讲故事的人》，其中特别提到小说区别于故事的特征在于它对书本的严重依赖。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小说的传播才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讲故事的艺术却也走向了衰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讲故事的人所讲述的取自经验——亲身经验或别人转述的经验，他又使之成为听他的故事的人的经验。小说家把自己孤立于别人。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是不再能举几例自己所关心的事情，告诉别人自己所经验的，自己得不到别人的忠告，也不能向别人提出忠告的孤独的个人。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小说在生活的丰富性中，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本雅明这里谈到的是两种艺术形式的区分，但如果从媒介文化的层面加以考虑，这种区分其实还隐含着两种文化背景的不同：讲故事是口头文化时代的产物，写小说是印刷文化时代的发明；而随着印刷文化时代的到来，讲故事的艺术灰飞烟灭，听故事的能力也消失殆尽，“它之所以消失是因为人们一边听故事，一边纺线织布的情况不复存在了”。

我们现在也遭遇到了本雅明所论述的情景，只不过这一次遭殃的是小说的艺术。本雅明已经谈论过孤独之于小说诞生的重要性，其实文学阅读活动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实际的文学阅读中，几个人一起读一本小说的事情几乎不会发生。通常的情况是，书或者被置于案头或者被带到床上，书和阅读者就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人的孤独之旅从此开始。陈平原说：“读小说当然不同于听说书（或者拟想中的‘听说书’），不再是靠听觉来追踪一瞬即逝的声音，而是独自阅读，甚至掩卷沉思。读一遍不懂可以读两遍，顺着读不行可以倒过来读或者跳着读；不单诉诸情感认同，而且诉诸理智思考；不单要求娱乐，而且要求感悟启示。是的，读小说比听说书甚至读故事都要显得孤独，可正是这种‘孤独’逼得读者直接与书中人物对话并寻求答案。‘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的阅读想象成一个提问和解答的过程，一个逼向意义的过程’;‘对于书面文学，我们可使用我们最平常的想象力——我们的追踪与发现，积累与解释，通过我们自己独立的努力取得故事意义的能力’。”无独有偶，波兹曼在思考广义的阅读活动时，也把“孤独”作为其关键词。他指出：读者面对的是语言文字，其实面对的却是对智力的最大挑战，所以读者必须有备而来，“因为读者往往是孤独地面对文本的。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活动”。这样的描述是可信的，因为许多人都可以拿自己的阅读经验对以上说法做出验证。毕淑敏就曾用一个简洁的判断句说过：“阅读是一种孤独。”

这样的文学阅读应该可以被称为审美阅读，而孤独以及由孤独引发的静观独处、沉思冥想则保证了审美阅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的阅读显然是建立在印刷文化的基础上的。印刷文化的基础是印刷品中的语言文字在与人打交道，通过这种文字，人们进入一种线性的阅读状态之中。线性的阅读具有纵深感，也给人提供了思想和情感生发的空间，于是建立在审美阅读基础之上的“深阅读”才能发生。换算成本雅明的思考，审美阅读很可能依然是一种富有“光晕”的阅读艺术，因为一部小说固然可以反复阅读，但每一次的阅读却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情感的扩容，意义的增值。

然而，自从出现了新媒介之后，人们的接受状态已发生很大变化。比如，许多研究电视的学者都已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电视相当于家庭的一个成员，电视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这意味着看电视并不能像文学阅读那样中断日常生活之线，而完全把自己投入到迥异于日常生活的另一个世界里。与此同时，“不论电视上是在播宗教节目还是在播电视剧《达拉斯》，我们都不会改变在自己的客厅、卧室或厨房里进行的活动。我们吃东西、聊天、上厕所、做俯卧撑或做看动画片时习惯做的任何事情”。这又意味着在看电视时，我们无法像进入阅读过程之后那样沉静下来，孤独的状态也就不大可能出现。甚至我们可以说，看电视本来就是摆脱孤独的一种形式，它与阅读活动中孤独地面对文本的路径是背道而驰的。

而且，如果顺着本雅明的思路继续思考，新媒介的传播理念也不可能让孤独诞生，而只会让热闹走俏。比如，新媒介以最快捷、最便利的方式把新闻报道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从此处在了永远的喧哗与骚动之中，心灵失去了宁静的港湾。本雅明说，新闻报道的力量在于它改变了公众的接受习惯，结果，“公众最愿听的已不再是来自远方的消息，而是使人得以把握身边的事情的信息”。在今天，这一趋向已变得尤其分明。公众自然不会再去读史诗了，取而代之的小说也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因为它们只能带来远方的消息，而公众需要的却是新闻信息。新媒介在这一方面不但制造出公众的消费需要，而且也极大地满足了公众的心理需求。

有新闻如影随形，人们从此不再孤独。如今的许多作家孤独吗？不孤独，他们已经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大众传媒的合作伙伴，许多新闻就是他们与媒体共同打造的结果。如今的许多学者孤独吗？也不孤独。《百家讲坛》不但制造了学者上电视的神话，而且也为众学者指明了远离孤独的星光大道。如今的许多公众孤独吗？更不孤独。宝马撞人，学生跳楼，姚明大婚，那英产女——这些都是进入公众视野的新闻事件，它们也通过新媒介迅速参与了公众的日常生活。在印刷文化语境下，孤独成为写作与阅读的基本动力，但是，我们今天面对却是一个不再孤独、不会孤独的时代。十多年前，摇滚歌手张楚唱过“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应该说，他准确地把握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

以上分析可以见出，新媒介给文学阅读造成的影响已不可小觑，于是，新媒介的冲击与文学阅读的式微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媒介层面，显然不足于解释文学阅读式微的深层原因。这样，媒介文化对人的塑造和影响就成为我们继续思考的内容。

3．游离与守护：媒介文化之间的冲突

如果从媒介文化的角度进一步梳理新媒介与文学阅读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分别依傍于不同的文化形式：新媒介是生成视觉文化的基础，文学阅读则是印刷文化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前者被视觉文化氛围所规定，后者被印刷文化语境所制约。早在1970年代，丹尼尔·贝尔就已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2002年，米勒又提出了“印刷时代的终结”之说，这等于是进一步凸显了视觉文化的霸主地位。当然，以上说法均来自美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总体发展总是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媒介文化同样如此。于是，当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一场“图像转向”的革命时，中国的1980年代却出现了全民读书热。然而，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和新媒介的更新换代，我们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视觉文化时代。时至今日，虽然我们不能说印刷文化已经终结，但是却完全可以说印刷文化已遭到了视觉文化的严重挤压。文学阅读的式微就是印刷文化遭到重创之后的直接后果。

那么，把文学阅读的式微带入两种文化的碰撞之中，我们又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简单地说就是，越来越年轻的一代人，他们的身心世界已经越来越游离了印刷文化的背景，已经和正在接受着视觉文化的全面洗礼。按照心理学家的传统解释，在人生的青少年时代，文学阅读本应成为他们的一项重要活动。因为人一生的读书兴趣大体可分为六个阶段，其中第四阶段（10—15岁）为故事期，第五阶段（15—17岁）为文学期，第六阶段（17岁以后）为思想期。显然，这种解释与印刷文化的语境密切相关。因为当新媒介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印刷媒介生产的读物便成为青少年读者唯一可以接触到的东西。作家三毛高小五年级时曾在课堂上偷读《红楼梦》，且读得如痴如醉。为什么三毛会在那么小的年龄去读《红楼梦》？因为当时的《红楼梦》还没有变成影像产品。赫尔岑（Aleksandr Herzen）指出：“在上世纪末，所有德国男人都要学点维特，所有德国女人都要学点夏洛蒂；在本世纪初，大学里的维特们又纷纷变成‘强盗’，当然不是真正的强盗，而是席勒的‘强盗’。1862年以后上场的俄国年轻人几乎都是《怎么办？》中的人物，外加若干巴扎罗夫的特征。”这里涉及的是文学对年轻读者的影响。但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歌德、席勒、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的忠实读者呢？因为那个年代更没有新媒介所生产出来的视觉文化，他们只能读《少年维特之烦恼》、《强盗》、《怎么办》或《父与子》。如此说来，正是因为印刷文化的发达和视觉文化的不发达，才让青少年读者与文学建立起一种稳固的联系。

然而，现在的青少年所生活的环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一生下来，电视就成为其成长伴侣，电视因此也就不会因为突然的闯入而给他们带来某种震惊和种种不适；而到了文学阅读的“故事期”，他们通常已开始接触电脑，随后，电脑又成为他们生活、学习的重要媒介。当然，他们也在不断接触着印刷媒介的产品，但印刷媒介的霸主地位却已经消解；学校提供的课本往往又淡乎寡味，徒然增加了他们对印刷物的厌倦心理。罗岗指出：“我现在所教的学生绝大多数是1980年代中期出生，基本上是在影像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看电影、看电视、看漫画、看广告……恐怕比读书所花的时间还要多。”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不妨做出如下猜想：如果再有心理学家来归纳当今人生的读书兴趣，很可能会让他大失所望，因为阅读的位置已被其他东西挤占，人生几个阶段的兴趣图式也已变成如下样子：电视广告期（1—5岁）；动漫期（5—10岁）；电子游戏期（10—17岁）；网上冲浪与读碟/发帖期（17岁以后）。在这样一种兴趣图式的培养下，像三毛那样偷读《红楼梦》的经历很可能将会成为“闲坐说玄宗”的往事。道理很简单，因为当今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变了，他们已经拥有了“故事期”和“文学期”的替代品。

如此说来，很可能不再是印刷文化背景下的文学阅读，而是视觉文化语境下的上网、聊天、发帖、读碟、玩游戏、看电视等等，构成了新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又塑造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快速浏览方式，让他们对纸质媒介上的印刷符号望而生畏，对文学阅读敬而远之。美国的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是新媒介的积极辩护者，他曾设想出如下一种情景：如果电子游戏在图书诞生之前风行于世，孩子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玩电子游戏长大的，那么当纸质的文本出现之后人们会有什么评价呢？请看他的描述：

读书久了感官就得不到充分刺激。与我们悠久的电子游戏传统不同——电子游戏使孩子们沉浸于一个有着动态图像和背景音乐的、鲜明活泼的三维世界里，孩子们要动用复杂的肌肉运动来引导和控制它，而书本只是一页页单调的字串。阅读时只有一小部分处理书面语言的大脑被激活，而游戏则会牵动所有的感觉与运动神经皮层。

……

图书最危险的特性是：它们走的是固定的线形道路。读者无法控制它们的故事发展，而只能乖乖坐下来，跟着故事走。对于那些在互动的故事发展方式中长大的人，图书的这种特点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有人要进入完全由别人一手策划的冒险？然而，今天的青少年每天上千万次地进入这种冒险。这种冒险给孩子们灌输了消极的东西，使他们感到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境遇。阅读不是一种积极参与的过程，而是一种顺从谦卑的经历。青少年读者学到的是“跟着情节走”，而非引导情节发生。

这种反向思考十分有趣，也为作者对新媒介的肯定性评价提供着某种论据。但在我看来，这种描摹更有一种代当今青少年立言的味道，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心声。因为现实的状况是，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已经成长在一个越来越发达、成熟的视听媒介环境里。受其影响，他们就会对纸质媒介上僵硬的文字符号越来越失去兴趣，结果，他们离文学阅读也就越来越远；离文学阅读越远，他们又越来越会丧失对文学语言的感觉，于是，“图像转向”中的“语词钝化”现象就会发生。而这样一种阅读状况首先会影响到文学生产，继而又会影响到文学研究。众所周知，真正的作家往往都是饱读诗书之人，这种饱读又为他们日后的思考与写作提供着丰富的记忆材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曼古埃尔才认为“阅读是思考与言说的一种形式”，布鲁姆才把文学经典看做“真正的记忆艺术”,“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但是，在一个普遍欠缺文学阅读和文学记忆的人群当中，我们却很难想象会出现文学大家。他们中间可能会出现电影制作大师、动漫大师、形象设计师、电游玩家，却唯独不太可能出现语言大师。因为他们游离了文学阅读，其实就是离开了让语言成长的肥田沃土。

另一方面，文学阅读的式微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自从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一文发表后，关于文学（研究）是否终结的讨论一度高涨，但讨论者大都忽略了文学阅读的维度，即文学阅读在文学研究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现在看来，文学研究之所以曾经繁荣，固然有学科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但研究者本人从小接受的文学阅读训练，文学记忆乃至印刷文化记忆在其研究领域中的烛照与投影，显然也是其重要原因。但是，由于文学阅读的式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进入研究领域时携带着更多的影像/视觉文化记忆，而不是文学/印刷文化记忆，这样，文学阅读的式微最终带来的应该是文学研究的式微。早在1974年，夏志清就发现了这一秘密，他指出：

二次大战后出生的孩子就不同了，他们从小就看电视，读书的时间就减少了，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力也无形减弱……我们四五十岁研究文学的人，一大半对电影也极感兴趣，但我们对电影不管怎样入迷，不把它当正经学问去讨论、研究。现在美国青年就不同了，他们把电视当消遣，把电影或者摇滚音乐当做正经研究。尤其是所谓文艺青年，他们都拿我们当年研究文学的精神去研究电影了。十二年前我初到哥大任教时，学生办的报纸还有些书评；最近两三年书评可说绝无仅有，影评却天天都有。

这样一种研究状态在当今的美国已变得愈演愈烈，这也构成了米勒谈论传统的文学研究行将终结的重要语境：“如今那些进行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是在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和当前的互联网中泡大的第一批人。他们没有把太多的时间留给文学，文学在他们的生活中无足轻重。这样的趋势可能还会继续发展下去，而且我想也不可逆转。用不着奇怪，这样的一种人应该期望研究那些与他们直接相关的、那些影响了他们世界观的东西，那就是电视、电影等等，以及所有那些他们阅读的关于‘理论’的书籍。”夏志清与米勒虽然谈论的是美国文学研究界的状况，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也开始进入到这种状况的预热期；而文化研究近年在中国的兴起，便隐含着这一原因。这也意味着，当年轻一代的学者在人文科学界开始发言后，他们便会用研究成果将其视听经验固定，从而让他们的集体记忆合理合法化。从这一层面上看，文学研究面临危机或者文学研究行将终结其实并非危言耸听之词，而就是我们正在遭遇的现实状况。

正是由于这一背景，我们才听到了抵抗新媒介的种种声音。1994年，美国成立了一个名为“关掉电视网络”（TV Turn-off Network）的组织，该组织的信条是：“关掉电视，打开生活！多读些书，少看些电视！”（Turn off TV, Turn on life! More Reading, Less TV!）以此作为对新媒介的抵制。2003年，艾柯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做了一次题为《书的未来》的长篇演讲。在提出了“读电脑屏幕跟读书是不一样的”的观点之后，艾柯满怀信心地说：“书仍将是不可缺少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一个供我们仔细阅读的环境，不仅仅是为了接受信息，也是为了要沉思并作出反应。”在中国，这样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比如作家张炜，早在1993年，就对烟台大学的学生提出过如下忠告：

电视主要是用来学外语、看新闻的，最好不要养成利用电视消遣的习惯。这是个不良的嗜好。一个知识分子戒电视，应该像戒烟一样，要有决心和毅力。利用它来消遣，常了会变得浮浅、烦躁。因为生活的色彩离电视上的花花绿绿的色彩相距较远，你转过脸再看生活就会不耐烦，会发火。电视画面闪动得也快，还有光的刺激，使你无力边看边好好思想。常了，你会放弃思想。

所以要有个读名著的计划，不仅是文学方面的名著，其他方面的也要读。脑子没有让名著滋养过的，大半是很粗糙的脑子，改变世界用不上，用上了就对世界有害。

2006年当张炜面对上海大学的学生时，他又做出了“文学阅读永远不会消亡”的判断。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文字本身的魅力：“我们从第一个层面获得的快感，即来自语言，包括每一个标点的使用，词序的调度，文字中蕴藏着无限意趣。小说中叙述故事的方法，整体形成方式，是非常迷人和有魅力的，并且让不同的人参与创造和想象。这种独特的审美快感，是唯有文学阅读才具备的。”正因为文学阅读具有如此大的魅力，所以“如果找到一本非常好的书，就是最幸福的开始……当这本书快要结束的时候，阅读者甚至还会产生出一种忧虑、害怕的感觉——担心这本书眼看就要读完了，他也很快就要从这个世界中走出来了——再到那儿去呢？”

如果从文学阅读的角度进入问题，艾柯和张炜所做的价值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种价值判断呢？进一步说，为什么现在还有一批人文学者会对新媒介进行着某种抵抗呢？显然，在这种判断和抵抗后面，有着强大的印刷文化的支撑。比如，布鲁姆之所以坚决站在捍卫文学经典的立场上，而把解构经典的文化研究者视为“憎恨学派”（the school of resentment），是因为他快四十岁时才有了第一台电视，这样他才能“自幼便对文学有着不寻常的记忆，但这纯粹是语言的记忆，没有一点视觉成分”；夏志清之所以会形成“很少有电影我看过三遍，而好的诗篇的确是百读不厌的”之类的判断，也是得益于他从小就开始的阅读活动和文学教育。而类似的经验和思考又被中国学者凝固成如下文字：

我们是阅读书籍的一代人，是阅读文字的一代。我时常带着似乎是惋惜的心情想到这一点。之所以产生这种自我意识，即用阅读书籍这种行为来理解和定义自身的文化特性，显然是因为我们开始看到阅读图像的一代“新人类”的呼之欲出。所谓读图时代或图像时代的到来。也许真正的差异是：我们是文学阅读的一代，而已经或将要出现的情况是，通过或更可能不通过阅读、尤其不通过文学阅读去获得信息的文化形式。

如此看来，抵制新媒介、呼吁文学阅读、守护文学经典的人，正是在印刷文化的氛围中长大的一代人。而文学阅读不仅充盈着他们的私人记忆，而且塑造了他们感受、理解、体认世界的方式，甚至塑造了他们的感觉器官和身体习惯。米勒指出：“操作电脑与手拿着书一页一页地翻看，是迥异的身体活动。我曾认真试过在屏幕上阅读文学作品，比如享利·詹姆斯的《圣泉》（The Sacred Fount）。有一刻，我手头恰好没有那部作品的印刷本，但在网上发现了一个。我发现，那样很难读下去。这无疑说明我这个人的身体习惯，已经被印刷书籍的时代永远规定了。”而中国的作家聂尔也曾这样认为：“读书现在有了很多方式，用电脑，用电视，听录音，等等，我自己也几乎每天都要面朝电脑显示器几个钟头，但是，对我来说，所有那些都不是适当的阅读方式，只有用双手捧读那些光滑的纸页时，我才觉得自己在阅读。这里关键的一点是，我使用了双手，我把握住了那试图从流畅的视觉中溜走的东西。”在这里，无论是米勒所谓的身体习惯，还是聂尔所说的双手的感觉，都明白无误地暗示着如下事实：喝印刷文化之奶长大的一代人，无疑已与书籍等纸质文本结成一种神圣同盟。他们有理由呼吁文学阅读，也有资格守护文学经典。

但是，所有的这种抵抗、呼吁和守护并不能阻挡视觉文化来临的势头，也无法延缓文学阅读式微的步伐。所以，布鲁姆才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我们正处在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各家图书馆也难逃此劫。”中国的作家马原则认为：“小说已进入了漫长的死亡期。”而无论从哪方面看，这种“衰退”、“死亡”或“最糟糕”的局面都将无法逆转。因为视觉文化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既已是事实，被视觉文化养育成人的年轻一代也已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携带着自己的文化记忆，他们也必然会成为视觉文化的代言人。在今天，由于我们正处在一个印刷/视觉文化的转型期，由于被印刷文化哺育过的一代人还在，心未死，所以，我们还能听到为文学阅读辩护的声音。也许再过许多年后，这样的声音将会日渐稀薄乃至终于不复存在。因为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的战争已经结束，在强大的视觉文化的攻势面前，印刷文化已溃不成军，人类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样的时期也许并不可怕，但是，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又丢失了什么，却是需要深长思之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可以确认，文学阅读的式微应该是媒介文化转型期的重要现象之一，但如何对这一现象进行评判，涉及诸多因素。笔者以为，起码以下几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首先，文学阅读活动由盛而衰乃是全球性的文化现象，而并非中国所独有。但由于新媒介于较短时间内在中国迅速崛起，致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在“媒介即意识形态”的层面考虑，新媒介因其背后隐含着一套技术进步论和技术决定论的价值观念，便容易给人造成诸多迷惑。所以，文学阅读的式微表面是一种接受模式的转换，实际却可能是人们对技术垄断甚至技术理性的迷恋和认可。波斯曼（Neil Postman）认为：“技术垄断力量使文化虚弱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符号的耗竭和叙事的流失。”这种说法用于指认新媒介带来的问题尤其恰当。当我们在新媒介制造的视觉奇观（如张艺谋等人的大片）面前目迷五色却无法获得更多的意义时，这便是影像符号的耗竭和文学叙事的流失。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调整对新媒介的看法。

其次，在技术进步主义的认识框架中，我们很容易偏爱视觉文化而轻视印刷文化，并把印刷文化看做一种笨重、沉闷、让人感觉单一的过时之物，但问题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曼古埃尔指出：“当你在阅读时，你的五觉都用了：眼睛从书页上辨视文字，耳朵听着朗读的内容，鼻子闻着纸张、黏胶、墨水、硬纸板或皮革等熟悉的气味，你的手触摸着或粗糙或柔软的纸页、平滑或坚硬的封面；甚至味觉，有时，读者会用舌头舔着手指。”瑙曼（Manfred Naumann）也说过：“文学作品不仅被读，而且被听、被看。”这种说法意味着，文学阅读虽远不及享用那些视觉大餐来劲过瘾，却充满着五官感觉的参与，也充满着马克思所谓的通过五官感觉、精神感觉等等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占有。而在视觉文化中，声光电的使用虽然使人的某些感觉得到强化，但由于这种强化是以抑制和剥夺其他感觉为前提的，结果反而会让人陷入一种丰富的贫困之中。西方有学者批判视觉至上，呼吁走向听觉文化，其中也隐含着回归语言符号的诉求。在此背景下，重新认识文学阅读的价值与意义应该更有必要。

第三，必须意识到，文学阅读也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一种文化传统。当文学阅读活动遭到新媒介的冲击时，这不光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渐行渐远，也意味着一种文化传统遭到了损毁。当年的萨特曾说，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一本书对他更加重要，因为书是他的宗教。我们今天大概很难再有萨特的这种感受了，因为我们有了许许多多的电子产品和数码产品，它们已取代书籍，并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拜物教。然而，也正因为这种文化传统处于下风，位于劣势，所以，如何对它加以保护就成为国人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因为保护这种传统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遗产，也是保护我们的文化记忆。而最好的保护方案就是成为文学乃至文化阅读的践行者。只有这样，这种文化传统才不至于在我们的生活中迅速溜走，然后成为我们追忆与缅怀的对象。

第四，回到本节第三部分论述的主题，游离还是守护文学阅读，其实涉及一场媒介文化的冲突，即由电子、数字媒介构成的视觉文化与传统的印刷文化之间的冲突。而这一冲突也反映着时代的更迭与价值观念的变迁。大体言之，读小说是工业时代（甚至是农业时代）的发明，因此，慢、重、深就成为文学阅读的基本特征；看电视、网上冲浪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于是，快、轻、浅就成为“读图时代”的重要表征。这样，媒介文化的冲突或可进一步表述为快与慢、轻与重、浅与深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卡尔维诺的思考值得借鉴。他把今天这个时代看做是一个软件启动硬件的时代，所以就在文学层面论述了轻与快等方面的价值。但他不但没有因此否定重与慢，反而表达了对它们的无限敬意。新媒介已给我们带来许多东西，简单地拒绝恐非明智之举。但是，如果我们能像卡尔维诺那样，懂得快中求慢、轻中有重，由浅入深的道理，我们的文学阅读可能才不会夭亡，我们的文化生活也才可能会富有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