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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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迹器官

这个问题虽然在本质上不及上述两个问题重要,但由于几点理由,还要在这里更充分地予以讨论。当我读到卡内斯垂尼(Canestrini)的一篇有价值的论文——《原始人类的残迹器官的特征》(Caratteri rudimentali in ordine all'originedell'uomo),原载《摩德纳自然科学协会年报》(Annuario della Soc.d.Nat., Modena),1867年,81页——之前,我已经写完了这一章的草稿;我从此文中受益颇多。赫克尔在《普通形态学》和《自然创造史》两书中以“无目的论”(Dysteleology)的标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可称赞的全面讨论。我们举不出任何一种动物,它们的某些器官不是处于残迹状态的,人类也不例外。必须把残迹器官同新生器官(nascent organs)区别开来,虽然在某些场合中把它们区别开是不容易的。残迹器官要么是绝对无用的,如四足动物雄者的乳房或反刍动物的永远不会穿出齿龈的切齿(incisor teeth);要么就是对其现今所有者仅有如此微小的作用,以致我们无法设想它们是在现今生活条件下发育出来的。处于后一状态的器官并不是严格残迹的,但有趋于这个方面的倾向。另一方面,新生器官虽然不是充分发育的,对其所有者却是高度有用的,而且能够进一步向前发展。残迹器官变异显著,关于这一点,可以部分地得到理解,因为它们无用,或近于无用,所以不再受自然选择所支配。它们往往完全受到抑制。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它们还是容易通过返祖而偶尔重现——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情况。

致使器官成为残迹的主要动因,似乎是由于在这个器官被主要使用的那个生命时期(这一般是在成熟期)却不使用它了,同时还由于在相应的生命时期的遗传。“不使用”这个名词不仅同肌肉活动的减少有关,而且包括血液流入某一部分或器官的减少在内,后一情形是由于压力交替较少或者由于其习惯性活动以任何方式变得较少所致。然而,在某一性别中表现为正常的那些器官,在另一性别中却可能成为残迹;这等残迹器官,像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那样,常常以不同于这里谈到的那些残迹器官的发生方式而发生。在某些情况中,器官是由于自然选择而被缩小的,因为由于生活习性改变,它们变得对物种有害了。缩小的过程大概还常常借助于生长补偿和生长经济(compensation and economy of growth)这两项原理;但是,当不使用对器官的缩小完成了所有作用之后,而且当生长经济所完成的节约作用很小时,莫利(Murie)和米伐特(Mivart)两位先生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很好的评论,见《动物学会学报》(Transact. Zoolog.Soc.),第7卷,1869年,92页。器官缩小的最后诸阶段是难于理解的。在已经成为无用的而且大大缩小了的一个部分最后地、完全地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如果生长补偿或生长经济都不能发生作用,这大概只有借助于泛生论(pangenesis)的假说才可以得到理解。但是,关于残迹器官的整个主题,我在以前的几部著作中已经讨论过了,而且举出过例证,《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317,397页;《物种起源》,第五版,535页。在这里我无须就此点再多加赘述。

已经观察到,在人类身体的许多部分中有各种处于残迹状态的肌肉,例如,理查德(M.Richard)描述和图示他称为“手上足肌”(muscle pédieux de la main)的残迹状态,他说它有时是“非常微细”的。叫做“后胫肌”(le tibial postérieur)的肌肉一般在手中完全缺无,但它却时时以或多或少的残迹状态出现。可以偶尔发现,正常存在于某些低等动物中的不少肌肉,在人类身体中却处于大大缩小的状态。每一个人一定都注意过许多动物,特别是马抽动皮肤的能力,这是由肉质膜(panniculus carnosus)来完成的。现已发现这种肌肉的残迹以有效的状态存在于我们身体的种种部分中,例如双眉借以抬起的前额肌肉。在我们颈部非常发达的颈阔肌肌样体(platysma myoides)就属于这个系统。爱丁堡的特纳(Turner)教授告诉我说,他曾偶尔发现五个不同部位——即肩胛骨附近的腋下等——的肌肉束(muscular fasciculi)都一定同肉质膜有关系。他还阐明了,“胸骨肌(musculus sternalis)不是腹直肌(rectus abdominalis)的延伸,而与肉质膜密切近似,在600个人中,3%以上有胸骨肌”。他接着说,关于“偶现的和残迹的构造特别容易变异的论述,这种肌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证”。特纳教授,《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刊》(Proc.Royal Soc.Edinburgh),1866—1867年,65页。

有少数人可以收缩头皮上的表面肌肉,这等肌肉是处于变异的和部分残迹的状态的。小德康多尔(M.A.de Candolle)写信告诉我一个有关长期连续保持或遗传这种能力并且异常发达的事例。有一个家族,其族长在幼年时能够仅靠头皮的动作就可以从头上把几本沉重的书扔开,他用耍这个把戏去打赌,而赢得赌注。他的父亲、叔父、祖父以及他的三个孩子都同样具有这种能力,而且均达到异常程度。这个家族在八代以前分为两支,所以上述一支的族长同另一支的族长是七世的从堂兄弟。这位远房的从堂兄弟在法国的另一地方居住,当问到他是否也具有同样的这种能力时,他立即作了表演。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一种绝对无用的能力可以多么持久地传递下去,这种能力大概来自我们遥远的半人类祖先,因为许多种类的猴都具有而且常常使用这种能力,它们可以上下自如地充分移动它们的头皮。参阅《人类和动物的表情》(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1872年,144页。

为移动外耳服务的外在肌肉(extrinsic muscles)和使不同部分活动的内在肌肉(intrinsic muscles)在人类中都处于一种残迹状态,而且它们都属于肉质膜的系统;它们在发育方面,至少在机能方面也是易于变异的。我曾见过一个人能够把整个耳朵向前拉;另外一些人能够把耳朵向上拉;还有一个人能够把耳朵向后拉;卡内斯垂尼引用海塔尔(Hyrtl)的材料,表明有同样情况,见《摩德纳自然科学协会会报》,1867年,97页。根据其中一人向我说的,只要经常触动我们的耳朵,这样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它们,大多数人在反复试行中大概都能恢复移动耳朵的一定能力。把耳朵竖起并使它们朝不同方向移转的能力对许多动物来说,无疑都是最高度有用的,因为,这样它们可以觉察危险来自何方;但我从来没听到过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一个人所具有的这种能力对他会有什么用处。整个外耳以及各种耳褶和突起(如耳轮和对耳轮、耳屏和对耳屏等)都可以被看做是残迹的;在低等动物中,当耳朵竖起时,它们在不给耳增加很大重量的情况下起到加强和支持耳的作用。然而,有些作者猜想,外耳的软骨有向听神经(acoustic nerve)传导振动的作用;但是,托因比(Toynbee)先生在搜集了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已知证据之后,断定外耳并没有独特的用途。皇家学会会员托因比,《耳病》(The Diseases of the Ear),1860年,12页;卓越的生理学家普瑞尔(Preyer)教授告诉我说,他最近对外耳的机能作了试验,得出与此相似的结论。黑猩猩(chimpanzee)和猩猩的耳同人类的耳异常相似,而且其特有的肌肉同样也是非常不发达的。麦卡利斯特(A.Macalister)教授,《博物学年刊杂志》(Annals and Mag.of Nat.History),第7卷,1871年,342页。伦敦动物园的饲养员们向我保证,这等动物从来不移动或竖起它们的耳朵;所以,就其机能而言,它们的耳处于和人类的耳相等的残迹状态。为什么这等动物以及人类的祖先失去了竖立耳朵的能力,我们还无法说明。可能是,由于它们在树上生活的习性而且力量大,它们面临的危险很小,因此在长时期内它们很少移动耳朵,这样就逐渐失去了移动它们的能力,但我并不满意于这种观点。这大概同下述事例是类似的,即,那些大型而笨重的鸟类由于居住在海洋岛上,不面临食肉兽的攻击,因而失去了使用双翅来飞翔的能力。然而,人类和几种猿虽不能移动耳朵,却可以从在水平面上自由移动头部以捕捉来自各方的声音而部分地得到补偿。有人断言,唯独人类的耳具有耳垂;但“在大猩猩(gorilla)中发现有它的残迹”米伐特,《基础解剖学》(Elementary Anatomy),1873年,396页。;我听普瑞尔教授说,黑人不具耳垂者并不罕见。

著名的雕塑家伍尔纳(Woolner)先生告诉我说,他时常在男人和女人中观察到外耳有一个小特征,而且他觉察到这很有意义。最初引起他注意这个问题的是当他雕塑莎士比亚剧中顽皮小妖精(Puck)的时候,他曾给这只小妖精雕塑了一个尖耳。这样,他被引导去考察各种猴的耳,此后又更加仔细地对人类的耳进行了考察。这一特征为一个小钝点,突出于向内折叠的耳边,即耳轮。如有这个特征,在婴儿一生下来它就是发达的,按照路德维格·迈耶(Ludwig Meyer)教授的说法,具有这一特征的,男多于女。伍尔纳先生为其制作了一个精确的模型,并把本书的附图见赠(图2)。这个突出点不仅朝着耳的中心向内突出,而且常常稍微突出于它的平面之外,因而从正前方或者从正后方去看头部时,都可以见到这个突出点。它们在大小上是有变异的,在位置上也多少有点变异,稍微高一些或者低一些,且有时呈现于一耳,而不见于另一耳。并不仅限于人类才具有这一特征,因为我看到伦敦动物园里的一只蛛猴(Ateles beelzebuth)也具有这种特征。兰克斯特(E. Ray Lankester)先生告诉我说,汉堡动物园里的一只黑猩猩是另一个例子。耳轮显然是由向内折叠的最外部耳边形成的,这一折叠部分似乎多少同整个外耳被持久地压向后方有关联。在许多等级不高的猴类中,如狒狒和猕猴属(Macacus)的一些物种参阅莫利和米伐特两位先生的优秀论文,其中附有狐猴亚目(Lemuroidea)的耳的绘图,见《动物学会会报》,第7卷,1869年,6,90页。,耳的上部是微尖的,而且耳边全然不向内折叠;但是,如果耳边向内折叠的话,那么一个微小的点必然要朝着耳的中心向内突出,而且可能稍微地突出于耳的平面之外。我相信,在许多场合中这就是它的起源。另一方面,迈耶教授在其最近发表的一篇富有才华的论文中主张,整个情形不过仅仅是变异性的一种而已;那个突出点并不是一个真的突出点,而是由于那个突出点两侧的内软骨没有充分发育所致。《关于达尔文所论的尖耳》(Ueber das Darwin'sche Spitzohr),见《解剖学和生理学文献集》(Archiv für Path.Anat.und Phys.),1871年,485页。我十分乐意承认,对许多事例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解释,如在迈耶教授所绘的图中,耳轮上有若干微小的点,即整个耳边是弯进弯出的。通过唐恩(L. Down)博士的好意帮助,我曾亲自看到一个具有畸形小脑袋的白痴人的耳,在耳轮的外侧、而不是在向内折叠的边上,有一个突出点,所以这个点同既往存在的耳的尖端并无关系。尽管如此,在许多场合中我的本来观点,即那个突出点是既往存在的直立而尖形的耳之顶端,在我看来大概还是很可能的。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它们的屡屡出现,而且由于它们的位置同尖耳顶端的位置一般是符合的。有一个例子——我曾得到它的照片:那个突出点如此之大,以致遮盖了全耳的整整三分之一,倘若按照迈耶教授的观点,则必须假定,软骨要在耳边的全部范围内有同等发育,才能使这样的耳完成。我还从通信中得知两个例子,一个发生在北美,另一个发生在英国,表明上部耳边全然不向内折叠,而是尖形的,因此,它在轮廓上同一只普通四足动物的尖耳密切类似。此二例之一,为一个幼儿的耳,他父亲把这个幼儿的耳同我在一幅图中《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36页。举出过的一种猴、即黑顶猿(Cynopithecus niger)的耳作了比较,说道,他们的轮廓是密切相似的。在这两个例子中,如果耳边以正常方式向内折叠,那么一个内向的突出点一定会形成。我还可以补充另外两个例子,表明耳的轮廓依然留有稍微尖形的残迹,虽然上部耳边是正常向内折叠的——其中一只向内折叠得很狭。下面的木刻图(图3)是依据一只猩猩胎儿相片的原样仿制的[蒙尼采(Nitsche)博士好意见赠],从这幅图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耳的尖形轮廓同其成长时期的状态是多么不同;当成长时,它的耳同人的耳一般是密切相似的。显然,这样一只耳的尖端折叠起来,除非它在进一步发育中发生重大变化,将会形成一个向内突出的点。总之,我依然觉得,所讨论的那个突出点在无论是人类或猿类的某些事例中很可能都是既往状态的残迹。

图3 一只猩猩的胎儿

(表明这一生命早期的耳的形态)

瞬膜(nictitating membrane),即第三眼睑(third eyelid)及其附属的肌肉和其他构造在鸟类中十分发达,而且对它们有很大的机能重要性,因为它能迅速地把整个眼球遮盖起来。有些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还有某些鱼类如鲨鱼,也有瞬膜。在哺乳动物的两个低等的门类(division)、即单孔目(Monotremata)和有袋目(Marsupials)中,以及在少数某些高等哺乳动物、如海象(walrus)中,瞬膜也是十分发达的。但是,在人类、四手类以及大多数其他哺乳动物中,如所有解剖学者所承认的,瞬膜不过是一种被称为半月褶(semilunar fold)的残迹物而已。参阅米勒(Müller)的《生理学原理》(Elements of Physiology),英译本,第2卷,1842年,1117页。欧文(Owen),《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260页。关于海象,《动物学会会报》,1854年11月8日。再参阅诺克斯(Knox)的《伟大的艺术家和解剖学家》(Great Artists and Anatomists),106页。这一残迹物在黑人和大洋洲人中比在欧洲人中显然多少大一点,参阅卡尔·沃格特的《人类讲义》(Lectures on Man),英译本,129页。

嗅觉对大多数哺乳动物来说,都是最高度重要的——如对反刍动物,用于警告危险;对肉食动物(Carnivora),用于搜索所要捕食的动物;还有,如对野猪,则上述两种意义兼而有之。但是,嗅觉甚至对黑色人种,如果还有一点用处的话,也是极其微小的,而黑色人种的嗅觉远比白色人种的嗅觉还要发达得多。洪堡(Humboldt)关于南美土人所具有的嗅觉能力的记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已被其他人士所证实。乌泽(M.Houzeau)断言,黑人和印第安人能在黑暗中根据气味来认人,见《心理能力的研究》(Études sur les Facultés Mentales),第1卷,1872年,91页。奥格尔(W.Ogle)博士就嗅觉与嗅区(Olfactory region)黏膜的以及皮肤的色素物质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些奇妙的观察,据此我才谈到黑色人种的嗅觉优于白色人种,参阅他的论文,《外科学学报》(Medico-Chirurgical Transactions),伦敦,第53卷,1870年,276页。尽管如此,嗅觉并不为黑人警告危险,也不引导他们去找食物;它不阻止爱斯基摩人睡眠于恶臭的空气之中,也不阻止许多未开化人吃半腐烂的肉。在欧洲人中,各个人的这种能力差别很大;这是一位卓越的自然学者向我保证的,他具有高度发达的嗅觉,而且注意过这个问题。那些相信逐渐进化原理的人们不会轻易地承认,现今状态的嗅觉乃是由人类最初获得的。他从某一早期祖先遗传了这种处于衰弱而残迹的状态下的能力;对其早期祖先来说,它是高度有用的,而且要不断地使用它。在那些嗅觉高度发达的动物中,例如狗和马,对于人和地方的记忆是同它们的气味高度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我们恐怕就能理解,如莫兹利(Maudsley)博士所正确指出的,为什么人类的嗅觉“在生动地追忆已经忘却的景色和地方的概念和影像时是异常有效的”。《心理的生理学和病理学》(The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of Mind),第2版,1868年,134页。

人类几乎裸而无毛,这是同所有其他四手类的显著差别。但是在男人的大部分身体上还有少量散在的短毛,在女人身体上也有纤细的绒毛。不同种族在毛的多少上差别很大,同一种族中各个人的毛不仅在多少上,而且在部位上都是高度变异的。例如,有些欧洲人的肩部完全无毛,而另外一些人的肩部却生有茂密的丛毛。埃舍里希特(Eschricht),《论人类身体的无毛》(Ueber die Richtung der Haare am menschlichen Körper),见米勒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文献集》(Müller's Archiv für Anat.und Phys.),1837年,47页。以后我将常常引用这篇非常奇妙的论文。这样散在于全身的毛乃是低等动物的均匀一致的皮毛的残迹,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这一观点从下述事实来看就越发可能是确实的了,即,我们知道,四肢和身体其他部分的“纤细的、短的、淡色的毛”,当在长久发炎的皮肤附近受到异常营养时,偶尔会发育成为“茂密的、长的、粗而黑的毛”。佩吉特,《外科病理学讲义》(Lectures on Surgical Pathology),第1卷,1853年,71页。

詹姆斯·佩吉特(James Paget)爵士告诉我说,一个家族常有几个成员,他们的眉毛中有几根要比另外的长得多;所以说,甚至这种微小特性也是遗传的。这种长眉毛似乎也有它们的代表,因为黑猩猩和猕猴属的某些种在其眼的上方裸皮上生有相当于我们眉毛的很长的散毛;在某些狒狒中,有相似的长毛突出于眉脊(superciliary ridge)毛皮之外。

人类胎儿在六个月的时候,全身密布羊毛般的细毛,这就提供了一个更加奇妙的事例。在五个月的时候,眉端和脸上的毛、特别是口部周围的毛开始发育,口部周围的毛比头上的毛还要长得多。埃舍里希特(Eschricht)曾观察到一个女胎儿生有这种小胡子,同②,40,47页。但这件事情并不像最初看来那样令人惊奇,因为在生长早期男女两性的一切外在性状一般都是彼此类似的。胎儿身体所有部分的毛的趋向和排列同成年人的一样,不过受更大的变异性所支配。整个皮肤表面,甚至前额和双耳,都有毛密布其上;但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即,手掌和足蹠则完全是裸而无毛的,有如大多数低等动物的四个足蹠一样。因为这简直不能是一种意外的巧合,所以人类胎儿的羊毛般的覆毛大概代表着那些生来就是多毛的哺乳动物的最初永久性的毛皮。关于人生下来在其整个体部和面部就密布着细而长的毛,曾经记载过三四个事例;这一奇怪的状态是强烈遗传的,而且同牙齿的畸形相关。参阅《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327页。勃兰特教授最近寄给我另一件事例:有一父及其子,生于俄国,具有这等特性。我从巴黎收到这两个人的画像。亚历山大·勃兰特(Alex.Brandt)教授告诉我说,他曾将一位具有这样特性的35岁男人的面毛与一个胎儿的胎毛做过比较,发现它们在组织上是完全相似的;所以,如他所指出的,这种事例可以归因于毛的发育受到抑制以及它的继续生长。儿童医院里的一位外科医生向我保证说,许多病弱的儿童在背部生有十分长的细毛;这等事例大概可以纳入同一个问题之下。

最靠后的那个臼齿,即智齿,在人类比较文明的种族中好像有变为残迹的倾向。这等齿比其他臼齿小得多,黑猩猩和猩猩的相应齿也是如此;而且它们只有两个分叉的牙根。到17岁左右,它们才穿出牙龈,有人向我保证,它们远比其他齿容易龋坏,而且脱落也要早得多;不过有些著名的牙医否认这一点。它们还远比其他齿容易变异,无论在构造上或是在它们的发育时期上都是如此。韦布(Webb)博士,《人类和类人猿的齿》(Teeth in Man and the Anthropoid Apes),卡特·布莱克(Carter Blake)博士曾予引用,见《人类学评论》(Anthropological Review),1867年7月,299页。在黑色人种(Melanian races)中,智齿通常具有三个分叉的牙根,而且一般健全;它们同其他臼齿在大小上还有差别,不过其差别要比在高加索种族(Caucasian races)中要小。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320,321,325页。沙夫豪森(Schaaffhausen)教授以文明种族的“颚的后齿部一直在缩短”《关于头骨的原始形态》(On the Primitive Form of the Skull),英译本,见《人类学评论》,1868年10月,426页。来解释各种族之间的这种差别,我设想,可以把这种缩短归因于文明人惯常地吃软的和煮过的食物,这样,他们就较少使用颚部。勃雷斯(Brace)先生告诉我说,在美国把儿童的某些臼齿拔掉,已成为十分普通的常事,因为颚部长得不够大以容纳完全发育的正常齿数。蒙特加沙(Montegazza)从佛罗伦萨写信告诉我,他最近对不同人类种族的最后一个臼齿进行了研究,他得出同本书一样的结论,即,在高等的或文明的诸种族中,这个臼齿正走向萎缩和消灭的途中。

关于消化道,我看到一则报道,记载着唯一的残迹物,即盲肠的蛆型附属物。盲肠为肠部的一个分支或膨部(diverticulum),末端成一盲管(Cul-de-Sac),在许多以植物为食的低等哺乳动物中,它是极其长的。在有袋的树袋熊(koala)树袋熊为一种貌似小熊的无尾动物,即Phascolarctos cinereus,栖于树上,澳大利亚产。——译者注中,其盲肠实际上要长于整个体部的三倍以上。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416,434,441页。它有时延长而成为一个长的逐渐变细的尖端,而且有时部分阻塞。看来好像是食物或习性的改变,致使各种动物的盲肠才大大地缩短了,蛆型附属物作为缩短部分的残迹物而被留下来了。我们从这一附属物的小型以及根据卡内斯垂尼就人类盲肠变异性所搜集的证据《摩德纳自然科学协会年报》,1867年,94页。,可以推论出这一附属物是一种残迹物。偶尔它完全不存在,偶尔却非常发达。其通道全长的一半或三分之二已完全闭塞,末端为一扁平实心的膨胀体。猩猩的这种附属物是长而盘曲的;人类的这种附属物从短的盲肠一端长出,其长度通常为4~5英寸,其直径仅为l/3英寸左右。它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有时是致死的原因;关于这样的事,我最近听到两个例子;这是由于小而硬的东西,例如种子,进入它的通道而引起炎症所致。马丁斯(M.C.Martins),《论生物界的一致性》(De l'UnitéOrganique),见《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1862年6月15日,16页。赫克尔,《普通形态学》,第2卷,278页,他们二人都曾谈到这一残迹物有时会引起死亡的奇特事实。

在某些低等的四手类中,在狐猴科(Lemuridae)动物中,在食肉类动物中,以及在许多有袋类动物中,有一个孔道位于上膊骨(humerus)的下端附近,叫做上髁状突起孔(Supra-condyloid foramen),前肢的大神经从此孔通过,大动脉也常常从此孔通过。人类的上膊骨一般都有这一孔道的残迹,它有时发育得相当良好,由一个下垂的钩状骨突形成它的一部分,并由一束韧带使其成为一个完善的孔。曾经密切注意过这个问题的斯特拉瑟斯(Struthers)博士关于它的遗传性,参阅斯特拉瑟斯博士的论文,见Lancet医学杂志,1873年2月15日,以及另一篇重要论文,见同杂志,1863年1月24日,83页。我听说诺克斯博士是注意人类这一特殊构造的第一位解剖学者,参阅他的《伟大的艺术家和解剖学家》,63页。再参阅格鲁勃(Gruber)博士的有关这一骨突的重要论文,见《圣彼得堡皇家学会会刊》(Bullelin de l'Acad.Imp.de St.Pétersbourg),第12卷,1867年,448页。现在阐明这一特性有时是遗传的,因为有一位父亲有此特性,在他的7个孩子中不下4人也有此特性。当这一孔道存在时,大神经一律要通过那里,这就明显地表示了,它是低等动物上髁状突起孔的同源部分和残迹物。特纳教授估计,如他告诉我的,现今人类骨骼有这一孔道的约占1%。但是,如果人类这一构造的偶尔发育是由于返祖——看来这似乎是可能的,那么它是返归到很远古的状态,因为它在高等四手类中是不存在的。

人类的上膊骨偶尔还有另一个孔,可以称为髁间(inter-condyloid)孔。这个孔发生于各种类人猿以及其他猿类米伐特先生,《科学协会会报》(Transact.Phil.Soc.),1867年,310页。,但不经常,许多低于人类的动物也有此孔。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有此孔的在古代要比在近代多得多。关于这个问题,巴斯克(Busk)《关于直布罗陀的洞穴》(Onthe Caves ofGibraltar),见《史前考古学国际会议报告书》(Transact.Internat.Congress of Prehist.Arch.),第三届会议,1869年,159页。怀曼最近阐明,来自美国西部和佛罗里达古代坟墩中的人类遗骸具有此孔的,占31%。黑人常具此孔。先生搜集了如下的证据:布罗卡(Broca)教授谈到,“在巴黎的南方墓地中搜集到的臂骨中,具有这个孔的占4%~5%;奥罗尼洞窟(Grotto of Orrony)的遗物属于青铜器时代,那里的32只上膊骨中就有8只具有这个孔;不过他认为这一异常大的比例可能是由于这个洞窟是一种‘家族墓地’。还有,杜邦(M.Dupont)在属于驯鹿时代(Reindeer period)古石器时代的后半。——译者注的莱塞(Lesse)山谷的洞穴中发现有30%的骨有这个孔;勒盖(M.Leguay)在阿尔让特伊(Argenteuil)的史前墓的遗迹(dolmen)中看到25%的骨有这个孔;普律内尔-贝(M.Pruner-Bey)发现来自沃雷阿尔(Vauréal)的骨有这个孔的占26%。可不要忽视普律内尔-贝所说的,在瓜契(Guanche)的骨骼中这种状态是普遍的”。在这个场合或另外几个场合中,古代种族比近代种族更加时常呈现一些类似于低于人类的动物的构造,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一个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古代种族在漫长的系统线上距他们遥远的动物般的祖先,站得多少要近一些。

人类的尾骨以及下述某些其他椎骨,虽然已经没有作为尾巴的功能,却明显地代表着其他脊椎动物的这一部分。在胚胎的早期,它是游离的而且超出足部之外;如人类胚胎图(图1)所示。在某些罕见的、异常的场合中,考垂费什(Quatrefages)最近搜集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证据,见《科学报告评论》(Revue des Cours Scientifiques),1867—1868年,625页。弗莱施曼(Fleischmann)在1840年曾展出过一个人类婴儿的标本,具有一条包含一些椎体的尾,这种情形并不多见;这条尾曾被出席埃尔兰根(Erlangen)自然科学者大会的许多解剖学者们严密地检查过,见马歇尔(Marshall),《荷兰的动物学文献》(Niederländischen Archiv für Zoologie),1871年12月。据知甚至在降生后,还会形成一个尾状的外在小残迹物。尾骨是短的,通常只包含四个椎骨,所有都胶和在一起;这些椎骨都处于残迹状态,因为除去基部的一节外,其余仅由椎体(centrum)构成欧文,《关于四肢的性质》(On the Nature of Limbs),1849年,114页。。它们附有一些小肌肉;特纳教授告诉我说,其中的一块小肌肉曾被锡尔(Theile)明确描述为尾部伸肌(ex-tensor)以残迹状态而重现,这块肌肉在许多哺乳动物中是非常发达的。

人类的脊髓仅仅伸延到最后一个脊椎(dorsal vertebra),即第一腰椎(lumbar vertebra);但一种线状构造(中尾丝,filum terminale)却沿着脊髓管的荐骨部分的轴、甚至沿着尾骨之背,向下伸延。这种线状体的上部,如特纳教授告诉我的,无疑是同脊髓同源的,而其下部显然纯粹是由软脑脊膜(pia mater)、即脉络被膜(vascular investing membrane)构成的。甚至在这时还可以说尾骨具有像脊髓这样一种重要构造的残迹,虽然它已不再被关闭在骨道之中了。下述事实仍承蒙特纳教授告知,它阐明尾骨同低等动物的真尾是多么密切地一致;卢施卡(Luschka)最近发现在尾骨之端有一个很特别的卷曲体,与中部的荐动脉(Sacral artery)相连接;这一发现引导克劳斯(Krause)和迈耶对一只猴(猕猴)和一只猫的尾进行了考察,发现在二者之中都有相似的卷曲体,但不是位于尾端。

生殖系统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残迹构造,但这等残迹构造在一个重要方面同上述事例有所不同。这里我们所涉及的并不是某一物种的处于无效状态的那一部分的残迹,而是在某一性别中是有效的、在另一性别中却仅仅是残迹的那个部分。尽管如此,根据各个物种是分别创造的信念,此等残迹物的出现有如上述事例,还是难于解释的。此后我势必还要谈到这些残迹物,并将阐明它们的存在一般仅仅依靠遗传,这就是说,依靠某一性别所获得的部分曾被不完全地传递给另一性别。在这里我所举出的不过是几个有关这等残迹物的事例而已。众所周知,所有哺乳动物的雄者,包括男人在内,都有残迹的乳房。在几个事例中,这等残迹的乳房变得十分发达,而且分泌丰富的乳汁。它们在男女两性中本质上是相等的还可由下述事实得到阐明,即,在感染麻疹期间,男女双方的乳房都偶尔呈交感的增大。可以观察到,许多雄哺乳动物都有前列腺囊(vesicula prostatica),现已普遍承认它同雌者的子宫以及与其相连接的管道都是同源的。读过洛伊卡特(Leuckart)对这个器官所做的富有才华的描述和他的推论,而不承认他的结论的正确性,是不可能的。这在那些具有分叉的真正雌性子宫的哺乳动物中尤其明显,因为这等雄性哺乳动物的前列腺泡同样也是分叉的。洛伊卡特,见托德编的《解剖学全书》(Todd's Cyclop.of Anat.)。男人的这一器官只有三至六赖因(lines,十二赖因为一英寸)长,但像如此众多的其他残迹部分那样,它在发育上以及其他性状上都是容易变异的。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些属于生殖系统的残迹构造关于这个问题,参阅欧文的著作,《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675,676,706页。可以引述。

现在列举的这三大类事实的意义是清楚明白的。但是,再反复陈述我在《物种起源》中详细提出来的一系列论点,就完全是多余的了。如果我们承认同科的诸成员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并且承认它们继此之后曾适应于多种多样的外界条件,那么,同科诸成员整个身体的同源构造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根据任何其他观点,则人或猴的手、马的足、海豹(Seal)的前肢、蝙蝠的翼等等之间的模式何以相似,就是完全不可解释的了。比昂科尼(Bianconi)在最近发表的一部附有精美雕版图的著作[《达尔文学说与生物独立创造论》(La Théorie Darwinienne et la création dite indépendante),1874年]中,力图阐明上述诸例以及其他各例中的同源构造可以依据与其用途相一致的机械原理得到充分的解释。他对这等构造如何美妙地适应其终极目的所做的阐明,实为他人所莫及;但我相信,这种适应性可以通过自然选择得到解释。在讨论蝙蝠的翼时,我以为他所提出的仅仅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原理(借用奥古斯特·孔德的用语),即“保全此动物的哺乳性质”。他只在少数几个事例中讨论过残迹器官,而所说的仅是那些不完全呈残迹状态的部分,如猪和牛的小蹄,而这与实质性问题根本无关,他明确指出这等残迹器官对动物还有作用。不幸的是,他没有考虑过以下事例,如牛的永不穿出牙龈的小牙,雄四足动物的乳房,存在于密闭翅盖之下的某些甲虫的翅,各式各样花的雄蕊和雌蕊的痕迹,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这等事例。虽然我十分赞扬比昂科尼教授的著作,但大多数自然科学者今天所持的信念,在我看来,是不可动摇的,即,仅仅根据适应原理,残迹构造是不能得到解释的。断言他们一切都是按照一个同样的理想计划而造成的,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解说。关于发育,根据这样的原理,即变异是在很晚的胚胎时期中随后发生的,而且是在相应的时期中遗传的,那么,我们就能清楚地理解为什么那些差异大得惊人的类型,其胚胎依然多少完全地保留着它们共同祖先的构造。人的、狗的、海豹的、蝙蝠的、爬行动物的胚胎彼此之间最初简直无法被区别开,对这样奇异的事实,从来没有过任何其他解释。为了理解残迹器官的存在,我们只能假定先前的一位祖先曾具有完善状态的这等部分,并且在生活习性改变了的情况下大大地缩小了,这或者是由于简单的不使用,要么就是由于那些最少是受多余部分之累的个体受到了自然选择,而且得到上述其他手段的帮助。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都是按照同样的一般模型被构成的,为什么他们都通过同样的早期发育阶段,而且,为什么他们都保留着某些共同的残迹物。因此,我们就应该坦白地承认它们的由来的共同性;如果接受其他观点,则无异于承认我们的构造以及我们周围的所有动物的构造仅仅是设下的一个陷阱以诱使我们的判断落入其中。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整个动物系统的成员,并且考虑一下从它们的亲缘关系或分类、它们的地理分布和地质上的演替所得到的证据,上述结论就被大大加强了。使我们祖先宣称他们是从半神半人传下来的后裔,并且引导我们去反对上述结论的,不过是我们蒙昧的偏见和骄傲自大而已。但是,终有一天不久会到来,到那时,十分熟悉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比较构造和比较发育的自然学者们如果还相信各个物种乃是分别创造作用的结果,那就会被认为是奇怪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