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的开端与埃及学的诞生大致同时，但是和埃及不同，在这里并没有壮观的纪念性建筑向人们提醒古代璀璨文明的存在。早在16世纪，德国和英国的学者曾经造访过这里。1765年，德国学者卡斯顿·尼布尔（K.Niebuhr,1733—1815）抄录了许多楔形文字的铭文，后来经释读，得知它们是古波斯语、苏萨语和巴比伦语。

这一地区的田野考古以克劳迪亚斯·里奇（C.J.Rich,1787—1820）为起点，17岁那年他成为东印度公司的实习生。里奇拥有非凡的语言天赋，很早就学会了古希腊语、拉丁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希伯来语等。1808年，里奇被任命为英国驻巴格达代表。在近东的旅行激起了他对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城市的兴趣。1811年底，里奇花了几个星期考察了古巴比伦遗址，后来以《巴比伦遗址的研究报告》发表了他的观察。他设法收集所有有关古巴比伦的信息，对巴比伦遗址的描述以及对埋藏城市地形的推测非常准确，实际上已经把不经发掘所能做的推断都谈尽了。里奇于1820年死于霍乱，在他死后，大英博物馆收购了他收集的藏品，这些藏品成为所有欧洲博物馆中最早的重要美索不达米亚文物，并唤起了公众对美索不达米亚过往的兴趣。

美索不达米亚的最初考古发掘是由保罗·博塔（P.E.Botta, 1802—1870）开展的，他是法国第一任驻摩苏尔的领事，非常胜任法国政府赋予他的外交和考古双重任务。博塔是一位历史学家的儿子，而自己又是一名昆虫学家和医生。1830年他在埃及作为医生为穆罕默德·阿里服务时，对古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了摩苏尔之后不久，博塔骑在马上在乡村展开调查，研究许多土墩，采集古陶器、带有铭刻的泥砖以及其他文物。1842年，他决定发掘库云吉克的一座巨大土墩，该土墩与其相邻的一座土墩内比尤努斯一起，被认为是古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发掘，博塔只发现了一些有铭刻的泥砖和刻有浮雕与雕像的碎石头。失望之余，博塔准备放弃这项研究。刚好有个路过的阿拉伯人给了他惊人的消息，这个路人告诉他，他在赫尔萨巴德的村落就建在一个土墩上，土墩里全是雕刻的石头和许多有铭文的泥砖，而他的房屋就全是用从土墩挖出来的泥砖建造的。1843年，他派人前往赫尔萨巴德进行调查。当他们挖开第一条探沟时，就发现了城墙和石头雕刻。博塔马上移往赫尔萨巴德，几天里他就挖出了成排的刻有浮雕的石板。博塔向巴黎报告：“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发现有理由认为属于尼尼微繁盛时期的雕塑的人。”后来学者们才了解，古代的赫尔萨巴德叫做杜尔沙鲁金（萨尔贡城），由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于公元前721—前705年所建。

博塔的发现使法国的东方学者非常激动，他们要求法国政府给予必要的资助以保证发掘的继续，并将发现的文物运回法国。法国政府立即提供3000法郎，并派遣一位艺术家弗朗丹（M.E.Flandin,1809—1876）协助记录考古发现及摹绘发现的雕塑。发掘过程麻烦不断，摩苏尔当地总督认为他在寻找埋藏的珍宝，想方设法阻止发掘的进行。此外，博塔还要面对高温、下雨和村民带来的麻烦。由于亚述王宫在古代毁于火灾，造成石灰岩浮雕极其松脆。许多出土雕塑在能够予以观察和绘图之前就已解体。由于浮雕石板易碎，博塔购买了许多大型条木将石板固定在砖墙上，以便绘图和整理搬运。美索不达米亚的木料十分珍贵，所以村民在晚上就将固定石板的木头偷走，导致许多浮雕垮塌和毁坏。除了浮雕石板之外，博塔还发现了好几具带翼人面公牛或狮子的雕像。这些雕像位于被掩埋建筑物主干道的两侧。可惜，其中一具保存最好的雕像过重，在运往摩苏尔途中因压垮车辆而暂时被放弃。等到博塔回来想取回这具雕像时，它已被当地农民烧成了石灰。尽管有重大的损失，但是，许多雕刻还是由木筏通过底格里斯河运到了巴士拉，在那里装上法国海军舰只运回法国。

美索不达米亚的发掘成果的首次发表和亚述文物在卢浮宫展出同样轰动。发掘报告的出版也得到了法国政府的资助，博塔和弗朗丹的五卷本巨著《尼尼微古迹》（1849—1850）一直是研究亚述雕塑和建筑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1842年，博塔在调查库云吉克土墩时遇到了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奥斯汀·莱亚德（A.H.Layard,1817—1894），虽然英法两国势不两立，但是两位年轻人却建立起长久的友谊。莱亚德也对发掘美索不达米亚土墩感兴趣，并考察了巴格达以北的几座土墩。他向博塔表示，如果法国人在库云吉克的发掘运气不佳，那么他将发掘尼姆鲁。对尼姆鲁的发掘从1845年末开始，莱亚德雇用了6个工人从土墩的西南部出露一块石灰岩石板的地点着手。几个小时后，发掘人员就清理出一个房间，中间摆放着成排刻有楔形文字的石板。莱亚德又将几个工人移到土墩的西北侧，他们又马上发现了另一个房间，沿墙摆着许多雕刻的石镶板。不到12个小时，莱亚德发现了两个不同的宫殿。于是，他加大发掘力度，清理了更多的房间。后来人们才明白，这些房间是亚述几个国王的宫殿，他们分别是亚述巴尼拔（公元前883—前859年）、埃萨拉顿（公元前680—前669年）和萨尔玛那萨尔三世（公元前858—前824年）。

后来由于大英博物馆提供的经费难以维持发掘，莱亚德只得放弃系统发掘和研究尼姆鲁土墩的计划，改为以最少的时间和经费尽可能多获取保存完好的艺术品。他在尼姆鲁发现了带翼人面狮子和公牛狮子、狩猎和战争的浮雕、壁画残片、青铜甲胄、雕刻的象牙镶嵌物，还有一件6英尺半高的黑色大理石方尖碑，上面有几组浮雕描绘被征服的国王为亚述君王敬献贡品，后者成为莱亚德最重要的发现。

博塔曾以为赫尔萨巴德就是尼尼微，而莱亚德推测尼姆鲁是尼尼微。但是，在莱亚德再次造访尼姆鲁时，已经知道赫尔萨巴德和尼姆鲁都不是尼尼微，而正如里奇所推测的那样，尼尼微在摩苏尔对面，是包括库云吉克和内比尤努斯在内的一片大型遗址。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是当时已经释读了泥板文书上的楔形文字，而这项工作的成就则归功于英国人亨利·罗林生（H.C.Rawlinson,1810—1895）。

罗林生在担任东印度公司实习员时来到近东，对波斯语和当地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35年，25岁的罗林生被派往伊朗的克尔曼沙充当库尔德斯坦波斯总督的军事顾问。他的住处离一处古代遗迹贝希斯顿岩壁只有22英里。大片铭文篆刻在300多英尺高的陡峭岩壁上。从1835到1837年，罗林生在空余时间前往贝希斯顿，抄录了大部分古波斯文和埃兰文的铭刻。在前往克尔曼沙的途中，他还在埃尔芒德山抄录了一篇铭文。采用与一位破译楔形文字的先驱格罗特芬（G. F.Grotefend,1775—1853）相似的方法（但当时并不知道他破译的结果），罗林生成功破译了大流士和薛西斯的名字。他也认出了贝希斯顿铭刻上的大流士的名字。罗林生于1836年了解到格罗特芬的发现，但是当时他已经能够无需借助格罗特芬的成果而独立进行破译。此外，他的波斯语知识使他能够确定古波斯语中几乎所有字音表符号。到1837年底，他已完成了贝希斯顿崖壁上古波斯语铭刻的前半部分的破译工作。

第一次阿富汗战争（1839—1842）打断了罗林生的研究。1844年他作为巴格达的英国公民得以重返故地，研究贝希斯顿铭刻。在后来的3年里，他在一个库尔德男孩的帮助下，终于拓印下岩石上的所有铭文。罗林生将古波斯语所有400行的铭文翻译出来，发表在1846—1847年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

接着，罗林生转向岩壁上另外两种铭文的解读。他很快发现，其中一种铭文类似于与希伯来语、阿拉伯语、阿拉米语等相关的一种闪米特语。而且，这些文字和语言与博塔和莱亚德自1842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亚述泥板和铭刻相同。有了这么多的材料，亚述语、或我们今天所称的阿卡德语很快就被破译了。美索不达米亚古迹在沉默了2000年后，再次向人们开口说话。亚述文字的释读不仅说明了贝希斯顿铭刻为大流士大帝为记载他的世系和功绩所刻，还表明铭刻上的3种楔形文字语言相关。而且铭文中记载了大量《圣经》中的人物——一些以色列和犹太国王的名字，铭文的释读成为考古学上了不起的一项成就，它激发了公众对近东考古学的热情。

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暂时中止了英法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发掘工作，学者们集中研究过去几十年里出土的大量泥板和铭刻。1873年，大英博物馆亚述部的一位工作人员乔治·史密斯（G.Smith, 1840—1876）在分拣尼尼微出土的泥板时发现了一块碎片，看上去好像记录了一段传说或神话，上面写着：“船靠至尼祖尔山，其后放出鸽子，鸽子未能发现停歇的地方，只好返回。”他意识到发现了迦勒底人有关大洪水记载的故事，马上继续寻找其他泥板，发现了故事的其他部分。但是，故事开头缺失了大约17行字的内容，无法在博物馆的泥板中找到。1872年12月3日，史密斯向《圣经》考古学会宣布了这一发现。公众对这一发现的兴趣极大，使得伦敦《每日电讯报》马上提供1000英镑，让他前往近东寻找故事缺失的部分。1873年，史密斯和他的探险队抵达库云吉克并开始发掘。他挖开先前英国人发掘留下的成堆瓦砾，找到了三百多块泥板碎片。他运气极好，在第五天傍晚，他终于发现了那个故事开头17行的大部分内容。美索不达米亚对洪水故事的记载与希伯来的创世故事极为相似，显然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相信《圣经》的人，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故事说明大洪水确实发生过，但是许多学者认为以色列人从美索不达米亚借鉴了这个故事。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激起了公众对近东考古学的兴趣，并开启了发掘和发现的一个新时期。

一项富有成果的新探险是由法国人欧内斯特·萨尔泽克（E.de Sarzec,1832—1901）完成的，他当时是法国驻伊拉克巴士拉的领事。他不像其他发掘者那样将注意力集中在北部的亚述人土墩，相反他决定发掘巴格达南部一处非常显眼的土丘——泰罗。在卢浮宫的支持下，他的发掘从1877年延续到1901年。该遗址是苏美尔人的城市拉迦什，萨泽克从这里第一次发掘出苏美尔人的雕像。而之前没几年，学者们才刚认识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这些古老居民的存在。而现在，不仅是苏美尔人的雕像，苏美尔人的历史碑刻和成千上万的泥板文书也被发现了。这些材料使得语言学家能够迅速了解这些神秘人群的历史和语言。1901年卢浮宫将拉迦什形容成“古巴比伦人的庞贝城”。人们感谢萨尔泽克的发掘，是泰罗遗址向人们揭示出苏美尔人的历史。

大概同时，一支美国探险队在尼法尔（古尼普尔）找到了更多的苏美尔材料。1888年，由约翰·彼得斯（J.Peters）领导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队开始发掘，但是彼得斯是一位牧师，并不了解当地风俗，于是这次发掘成为一场灾难。阿拉伯人包围了土墩，劫掠和焚烧了探险队的营地。美国人只能退出这一地区。次年，探险队换了领队又回到了尼法尔，但是他们的发掘乏善可陈，直到在最后一个发掘季节（1899—1900），德国亚述学家赫曼·希尔普列特（H.Hilprecht,1859—1925）主持这项工作，他在1886年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当时他坚持系统的发掘，并对出土文物做仔细的记录。最后，四个季节的发掘找到了五万余件泥板，其中许多文书记录了经济、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内容，有两千余件文书记载了文学和神话。很明显，许多巴比伦和亚述的作品都源自苏美人，其中包括大洪水的故事。由于泰罗和尼法尔的发掘，学者们能够开始重建苏美尔文明，这是前人根本没有听说过的一个伟大文明。

20世纪初，德国东方协会对巴比伦的许多废墟进行了发掘，由罗伯特·科尔德威（R.Koldewey,1855—1925）主持，他是一位建筑师、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此之前，他参加过爱琴海地区、南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发掘。在巴比伦，他训练下属进行仔细和缓慢的发掘。这使得他能够区分用未烘烤泥砖砌筑的墙体，以及用比较容易分辨的烧砖和石头砌筑的建筑。早期的发掘者只是在巴比伦做简单的发掘，寻找浮雕。但是石头雕刻在巴比伦和其他南美索不达米亚的遗址非常稀少。由于他们无法将泥砖建筑与覆盖它们的瓦砾区分开来，早期的发掘者在巴比伦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但是科尔德威却揭示出这个古代首都的雄伟气势。

科尔德威最早发现的是巨大的城墙遗迹，这座城墙是由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所建，内墙宽22英尺，由未烘烤的泥砖砌成，每隔160英尺有一座望塔。38英尺外为烧砖砌筑的外墙，宽25英尺，也有望塔。外墙外面有一条12英尺宽的烧砖壁垒，保护着围绕着整个城堡的沟壕内侧。科尔德威计算出城堡的周长略大于11英里，表明这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大的一座巴比伦城市。

科尔德威还发现了马杜克神庙所在的阶梯形金字塔，这座塔庙原来高达295英尺，很可能是《圣经》里巴别通天塔传说的来源。但是，这座塔现在在地上只剩下一点痕迹，在德国人走后，当地人将金字塔的砖石拆走，去建造房子和堤坝。金字塔前面有一条大道引向马杜克神庙，叫做“行进大道”。大道两侧曾有装饰着彩色釉砖和浮雕公牛、狮子和神兽的墙壁。在围绕内城的城墙边，行进大道穿过一个纪念性的防御城门——伊丝塔尔门，上面覆盖有蓝色的釉砖以及许多浮雕像，以纪念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女神。这座城门的装饰保存完好，所以科尔德威将砖一块一块的拆下，运回德国，在柏林博物馆重新组装成一座完整的城门。

1902—1914年，德国考古学家沃尔特·安德烈（W.Andrae,1875—1956）系统发掘了卡拉特·舍卡特，这座土丘是亚述第一个首都亚述城。安德烈了解到，亚述城比其他大部分亚述城市要早。像巴比伦和苏美尔其他遗址一样，亚述城也是用未烘烤的泥砖作为建筑材料，所以他必须非常仔细地将城墙与覆盖其上的其他瓦砾区分开来。在伊丝塔尔神庙遗址，安德烈发现后来的庙宇建造在许多先前庙宇的基座之上。他采取逐层解剖的方法，一个一个庙宇地清理，最终抵达建在当地的最早的一座神龛。每座庙宇的废墟都被揭露出来，绘制平面图，并照相记录。这一仔细发掘的技术，为后来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近东其他地区的地层学发掘树立了一个榜样。尽管科尔德威和安德烈发掘非常仔细，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陶器作为断代工具的重要性。而皮特里发明陶器系列断代法的成功，使得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家最终意识到建立陶器断代方法结合地层学的重要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近东已在英法两国的保护之下。新政府建立起文物管理部门并在地方上建造了许多博物馆，最终制止了西方机构的掠夺性发掘。同时，地层学发掘以及根据陶器和其他物件作为断代手段的分析方法，开始被确立为科学发掘的标准。

新的发掘方法可以以伦纳德·伍利（L.Woolley,1880—1960）在乌尔的发掘为代表，在这里他揭示了一条早期的洪积层以及乌尔的大金字塔、皇宫、私宅和著名的皇家墓地。1922—1926年，这些放满了黄金和珍宝的墓葬被发掘出来，其不同凡响的葬俗引起的社会巨大的轰动。伍莱的发掘工作不仅揭开了20世纪20和30年代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再度发掘的辉煌序幕，而且激起了人们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起源的兴趣。1900年之前，很少有人知道苏美尔人。但是到了1930年，苏美尔已跻身众所周知的伟大古代文明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