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类型学与地层学

汤姆森的三期论建立了一种器物研究的类型学方法，从技术工具的特征来追溯它们的历时变化，而这一方法又被沃尔塞应用到具体发掘中。因此，早期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努力都集中于一个目的，这就是确定遗址和遗物的时代或物质文化的年代学。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对早晚的年代，并不知道它们的绝对年代，或距今究竟多远。

除了汤姆森之外，许多早期考古学家都努力采用类型学方法来解决相似的年代学问题。其中被誉为“英国考古学之父”的皮特-里弗斯（A.H.L.F.Pitt-Rivers,1827—1900）就是这样一位杰出代表。里弗斯是一位军官，他在对火器的研究中总结出一条原理，即万物都以进化的方式发展，因此可以根据类型学的序列来将其排列出先后次序。他还指出，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逆的，比如飞机和汽车，从早期类型到最新的类型所显示的发展过程一目了然，甚至外行都能毫无困难地分辨出它们的先后。此外，英国考古学家约翰·伊文思也针对器物形态的变迁进行类型学的研究，试图将从凯尔特人时期到马其顿国王的英国的硬币做时间上的排列。

瑞典考古学家蒙特柳斯（G.O.A.Montelius, 1843—1921）是器物类型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将类型学的分析目标放在武器、工具、装饰品、陶器及其纹饰上，他以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明类型学的作用，就是关于火车车厢如何从马车车厢演变而来：尽管随着时间的变迁，马车变成了火车，但是火车车厢的设计仍然保留着起源于马车的各种痕迹，即使某些痕迹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因此，器物类型学研究可以根据这些特征的变化来追溯车厢发展和年代学序列。他还用斧子的演变来说明类型学的作用，早期的铜斧往往保留了石斧的形态特征，但由于铜的延展性，铜斧会比石斧薄，而且可以锻制出较宽的刃缘。从皮特-里弗斯、约翰·伊文思和蒙特柳斯在创建类型学方法的思考与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

三期论的年代学方法起初只能局限在一个区域里，比如只能分别弄清丹麦和英国青铜时代和石器时代古墓的序列，但是无法确定丹麦和英国青铜时代的古墓是否是同一抑或不同时期的。这一问题为蒙特柳斯所解决。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整个欧洲与地中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的分期与年代学上。大约1890年，蒙特柳斯将欧洲各地的相对年度框架整合到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1910年，他进而设法为欧洲的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建立绝对年代。这项努力首先需要对一个区域内所有的考古发现做详尽的研究，确认和罗列总是一起共出和从不共出的器物，确立几组同时期的器物，每组代表了不同的时代。接下来，蒙特柳斯研究着重剑和斧这类器物，将不同组里的这些器物进行对比，并将它们安排成一个序列，即使在序列两头的同类器物并不相似。为了确定这个序列哪端是起点，他寻找技术进步的证据或那些曾经起过作用后来退化成纯粹装饰的残留特征。一旦确立了个别器物的几组类型学序列，分辨出这些序列之间的一致性，他便能将一些较大的考古学组合编成序列，为一个区域不同文化提供一个相对年代的序列。

贸易品和交界地区不同文化器物的混合能显示出哪些器物是同时代的，这些信息使得蒙特柳斯可以将两个和多个区域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联系起来，为他建立欧洲青铜和铁器时代序列提供了基础。从1885到1905年的20年里，考古学家在希腊和埃及发现了许多器物，见证了两大区域之间在青铜时代的贸易和交流，由此学者们能够将希腊青铜时代与埃及根据象形文字和天文观察所确立的绝对年代联系起来。这样，蒙特柳斯就能够在希腊和埃及之间年代学关系的基础上，为欧洲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建立一个绝对年代的框架。

相似的类型学方法也为英国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F.Petrie,1853—1942）应用在埃及前王朝时期的考古中。像蒙特柳斯一样，皮特里根据墓葬出土器物的共生关系来确定时代的早晚，为尼罗河流域前王朝时期的墓葬梳理出一个发展序列。他还创立了著名的“序列断代法”，即根据陶器特征从功能性向装饰性残迹的演变而建立相对时代的早晚序列。

由此可见，类型学作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主要是用来确定时代的。史前考古学研究如果没有一个年代学框架来分析某一地区的考古发现，一切文化历史的重建就无从谈起。后来，随着绝对断代技术的出现和发展，类型学虽然仍能够为确定区域文化序列提供帮助，但是它已经不再是考古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了。

地层学原理来自于地质学方法，这就是未受扰动的地层堆积，下面的地层早于上面的地层。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就是运用这种“叠压”（superimposition）来从不同地层研究化石，确立地质年代和生物演化的年代序列。虽然地层学方法早在19世纪就曾被麦克内里和布歇·德·彼尔特用于比利时洞穴和法国索姆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但是在20世纪之前，除了一些地质学出身的学者采用这种方法来揭示早期人类的活动和确定年代之外，像沃尔塞、皮特-里弗斯和杰弗逊那样严格按层位发掘，并详细记录出土遗物的考古工作者还是十分稀少。历史时期的考古发掘更加注重寻找铭刻、文字记载和精美文物。这些发现往往本身就能够提供年代证据，不必顾及它们出土的地层关系和埋藏背景。

20世纪初的考古发掘出现了三个相关要素，这就是垂直发掘以揭示早晚序列，水平观察以准确记录遗物的分布，对遗址中出土的所有遗存予以系统关注。这样发掘对于撰写完整的发掘报告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为保存在博物馆里的实物资料提供出土的背景，从而可能为像柴尔德这样的考古学家提供复原区域文化历史的基本素材。

还有一位为考古发掘和地层学研究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是英国考古学家惠勒爵士（Sir M.Wheeler,1890—1976），他在英国、法国和印度进行野外发掘，以解决各种不同的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起，惠勒在他的田野发掘中将垂直发掘与水平揭露结合起来，发明了著名的布方系统（box system），被称为惠勒的方格。他在遗址上布置一系列的正方形方格或探方，各探方之间以隔梁分开，以便在按每个方格向下发掘的过程中，对每个探方四个剖面的地层做详细的观察和记录。惠勒所采用的方法都是用来满足垂直和水平发掘的不同要求，而这些要求对于了解遗址的早晚序列以及遗物之间的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美国，相似的方格系统也被独立发明，但是顺序和惠勒的方法正好相反。美国考古学家先确定发掘的方格，然后先在方格的四周挖出探沟以观察下面的地层状况，然后再逐层加以揭露。

地层学原理只能显示一个遗址利用的早晚过程，但并不告诉我们每层堆积形成的时间，以及遗址在几次的废弃之间是否有漫长的间隔。实际上，地层并非完全都是水平的堆积，它常常被自然和人为的动力所扰动。未受重大扰动的堆积被称为“原生堆积”，如果堆积的地层受到水流的搬运，那么这种地层就叫“次生堆积”，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其中文化遗物的年代和相互关系。因此，除了利用地层学原理之外，考古学家还必须考虑到遗址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寻找独立的证据来为地层序列提供年代学范围，其中动物化石和分布比较集中和延续时间比较短暂的器物类型可以为地层提供年代证据。在绝对测年方法产生之后，地层中出土的各种材料可以为考古学家提供各个层位的绝对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