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物学与金石学

丹尼尔总结了早期古物学产生背景的四个方面，这就是：（1）对自己祖先的兴趣；（2）对地面景物和地下挖出的古代遗存的兴趣；（3）对现代未开化的土著人群的兴趣；（4）对人类及其文化来历的兴趣。这四个方面也是史前学产生的基础。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留下了无数古迹、历史遗物和文字记载，引起了意大利学者和许多来访者的极大兴趣。他们寻找和研究这些历史遗迹，促进了欧洲古物学的发展。中世纪末，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人文主义在意大利再度出现，重新激活了人们对古典世界的兴趣。文艺复兴发现和推测的气氛也逐渐扩散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包括那些与希腊古典世界联系较为薄弱的国家，如德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由于这些国家没有太多可与希腊和罗马相媲美的古物，所以人们的探究直接着眼于非古典的过去，这使得这些国家最早开始采纳史前考古学方法，而最初的考古学方法也出现在古物最不起眼的北欧。

15世纪末，罗马出现了收藏古物的风潮。罗马教皇首开古物收藏之风，令红衣主教和其他显贵纷纷效仿，将自己的宅院和别墅装点成古典艺术宝库。在上层贵族的影响下，私人的发掘也开始出现。16—18世纪，当古物学研究在意大利达到高潮时，另一种不同的古物学在英国出现，而且作为区别于艺术爱好和艺术史研究的正规历史古物学也是在16世纪的英国出现的。1572年，英国成立了保护国家古物协会，是后来伦敦古物家协会的前身。英国的古物学在17世纪达到繁盛阶段，许多古物学家们周游各地，既注意古迹又留心地理特征，既收集科学和古物方面的实物，又从事严肃的田野工作，将古物视为研究文化环境的一个方面。18世纪英国古物学的发展得到了三件事情的激励，这就是：（1）在希腊的发现。一些学者游历希腊古典国家，记录、绘图，并进行发掘。这些旅行家的工作打开了英国人的眼界，看到了地中海文明的艺术成就。（2）浪漫主义运动，即对英国本土古不列颠人和凯尔特人的古物如土冢、要塞和巨石建筑进行浪漫主义的想象和附会。（3）自然史的发展。受林奈学说和其个人的感染，乡绅、牧师和富足的企业家表现出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和热情，对自然的研究蔚然成风，在研究自然和自然史的热潮中还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人物。1718年，伦敦古物学家协会正式成立，《考古学》杂志第一期于1770年发行，并公开宣布其办刊的宗旨：“臆造和传播幻想的虚妄之言，本刊一概予以戳穿。”因此，丹尼尔说，英国的古物学在18世纪之前就是一株茁壮的树苗，浪漫主义运动和希腊古物的发现培育了它，而精心栽培这株小树的土壤正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进步。在地质学出现之前，在均变论未被广泛接受之时，不可能有真正的考古学。

欧洲古物学除了对古典艺术的爱好之外，还表现出明确的探索精神，一些杰出古物学家所从事的研究已初具现代考古学方法的雏形，可以被称为近代考古学的先驱，下面便介绍几位著名的代表人物。

英国人约翰·奥布里（J.Aubrey,1626—1697）被丹尼尔称为17世纪古物学者中一位最杰出的代表，除了古物之外，他对天文学、医学和植物学都有浓厚的兴趣，采取分类和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他利用自然和人工的现象，以及发现的古物来解释他所热爱的威尔特郡。他的一本著作《不列颠的纪念建筑》从未发表，但是手稿捐赠给牛津大学图书馆，供后来的古物学家们学习。该书的第一部分尤为著名，因为它关注韦塞克斯的史前纪念建筑，包括巨石阵、西尔伯里及艾夫伯里石柱群。奥布里是第一位根据文字记载将这些遗迹指认为属于前罗马时期凯尔特人的学者，认为这是宗教礼仪活动场所，也许是凯尔特祭司的神庙。他在国王查理一世的指导下，很可能采用了一种17世纪发明、但是没有保存下来的勘探仪器，绘制了一幅精确的艾夫伯里垄圈和内部残存石圈的平面图。虽然无法解决这些古代纪念建筑的年代问题，但是他正确地将巨石建筑的年代放在罗马人之前，而将铁器时代的山头城堡归于布列吞人、罗马人或丹麦人活动时期。奥布里的工作对18世纪最著名的古物学家斯特克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此，奥布里被誉为英国第一位重要的田野考古学家。

英国人威廉·斯塔克里（W.Stukeley,1687—1765）被丹尼尔称为英国考古学家中最具浪漫色彩的楷模，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他都是一位极为伟大的田野考古学家。斯特克里在剑桥大学学习医学和植物学，1718年在阅读了奥布里的《不列颠的纪念建筑》之后，他对乡间古代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世纪20年代，他在韦塞克斯进行了广泛的田野工作，对巨石阵、西尔伯里及艾夫伯里石柱群做了精确和全面的调查。他继而游历整个不列颠，调查各地的遗迹并绘制精确的略图。之后，斯特克里利用他收集的田野调查资料，尝试在凯尔特祭司和基督教之间建立某种神学联系。奥布里仅认为这些纪念建筑是凯尔特祭司的仪式场所，而斯塔克里却进而建立起凯尔特祭司的一种庞大神学体系，而且并不可信地将其与纪念建筑各种特征联系到一起。由于自18世纪以来的损毁，斯塔克里的原始记录已成为了解这些纪念建筑原状的无价之宝。他不但只记录单个的遗址，而是将一个地区的不同土墩以相互关联的形式放在一起。他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能对地貌和遗址之间的关系进行逻辑分析，由于从米尔顿豪尔到巴斯的罗马大道绕过了希伯里丘（Sibury Hill）——一座凯尔特土冢，他据此认为这些土冢应该早于罗马时代。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不列颠的田野考古学一直要到某些新因素的介入，才能超越斯塔克里所达到的层次。准确的记录仍然继续扩大，但是对记录下来遗址的解释仍然鲜有进展，这是因为缺乏历史记录，古物学家很难解释前罗马时代的遗迹。虽然斯特克里的研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他的学术思想仍然值得称道。他在1724年出版的《古玩指南》中说，要满足人们对英国古物的好奇心，需要通过亲自对地点和事物进行观察，而不是依靠别人的劳动和涉足他人的研究就能办到。斯塔克里曾是伦敦古物家协会的第一任理事长。

德国人约翰·温克尔曼（J.J.Winckelmann,1717—1768）出生于一个普鲁士皮匠家庭，早年学习神学和医学，具有非凡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研究才华。1755年他成为红衣主教、古物收藏家阿尔巴尼（A.C.Albani）的图书管理人，精通梵蒂冈的古物。1763年他成为教皇的古玩保管。虽然没有实现到希腊和西西里游历的梦想，但是他一直关注当时在意大利进行的考古发掘，并考察了在庞贝、赫库拉尼乌姆和斯图姆的发掘。温克尔曼的代表性著作是《古代艺术史》，他首先创造出一种确定出土雕塑相对年代的方法，并采取哲学途径，从政治制度来解释造成希腊艺术繁荣的原因。他摒弃了以分辨艺术家作为艺术品分类标准的做法，采用类型学分析来对雕塑分类，并建立起古典艺术史发展序列的年代学，在做了一些修正后至今仍被认可。他的研究方法对后来考古学的观察、展示和探究影响巨大。

与西欧相似的探索也在美国展开。1784年，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T.Jefferson,1743—1826）对他位于弗吉尼亚庄园里的一座土墩进行了发掘。当时人们对密西西比河东岸的土墩墓有种种猜测，不知道它们究竟为印第安人所建，还是历史上已神秘消失的“土墩建造者”所建。杰弗逊用发掘来检验这些猜测，他从土墩上开挖出一条探沟，分辨探沟中的不同层位。他发现下层的人骨保存较差，由此推论土墩在不同时期被反复用作墓地，并推测土墩的建造者应该就是印第安人。杰弗逊用科学和严谨的发掘来证实某种未知的事实，体现了考古学探索的精髓。因此，这次发掘被称为是“考古学史上的第一次科学发掘”。

19世纪初英国古物学的兴趣已转向非古典文物，并尽量避免过去那种浪漫主义的简单附会。古物学家们发掘土冢，试图解答对过去的疑问。他们仔细记录土冢的特点，区分不同结构类型和埋葬形式，以及一次葬和二次葬的区别。他们还注意村落遗址和土木建筑，这标志着古物学向考古学迈出了一大步；其研究目的在于了解一个地区的考古历史，试图做到包罗万象，无一遗漏。然而，即使有古物学家在田野发掘和研究方法上的努力，并将这门学科的目标从古物本身转向具体的历史，但是由于对史前遗物缺乏系统的编年学方法，他们只能用文献上的名称如“凯尔特的”、“高卢的”、或“不列颠的”一类的术语来描述前罗马时代的遗物。因此，即使是西欧的古物学家也无法跨越古物学和考古学之间的鸿沟。跨越这条鸿沟，一直要到三期论在丹麦确立才真正得以实现。

中国金石学常常被视为考古学的前身，近似于欧洲的铭刻学或古物学，主要以出土和传世的金属和石刻铭文为研究对象，因此偏重于著录和文字资料，以达到正经补史的目的。我国早在汉代就有人研究当时已不能识别的“古文”。晋代有人盗掘魏国古冢，出土大批竹简，经荀勗等整理编辑为十几种佚书。唐代初期，凤阳出土石鼓成为当时的学者和书法家研究的对象。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录了各地的古代城址、陵墓、寺庙、碑碣和其他史迹。金石学到宋代达到鼎盛期，一批著名的金石学家如刘敞、吕大临等在系统收集和整理大量古器物的基础上，提出了金石学的研究方法和目的，比如“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而它的基本功能被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考订。其作用为“证经典之异同，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变迁”。二是文章。“金石之文可以订史、补佚，为文章之祖，百世之范。”三是艺术。因为“金石书体之美，变化繁多，古雅绝伦，所以大有裨于艺术”。经过元明时期的沉默，金石学到清代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研究范围也有所拓展，从青铜器和碑刻扩大到各种古器物，如钱币、玉器、兵符、镜鉴、印玺、砖瓦、封泥、墓志、造像等。因此，金石学变成了古器物学。清末民初，新发现的甲骨、简牍以及出土的明器等杂器也包括到研究之列。

与西欧的古物学相比，中国的金石学基本是传统国学特殊的组成部分。即使到了清代和民国，古物研究仍然局限于一种收藏与爱好，人们也没有试图从这些物质遗存中了解古代社会的细节。甚至殷墟的发掘，主要还是关注甲骨。对于金石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以及金石学能否被看作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各家看法不尽相同。比如，梁启超（1873—1929）认为中国的考古学起自北宋，把金石学视为考古学的一部分。但是，他还是指出了两者的区别，这就是考古学要依赖发掘和方法的改良。卫聚贤（1899—1989）认为，前人研究古物可谓是金石学和古器物学，而现代考古学，即所谓的“锄头考古学”，注重发掘。李济则道出了两者区别之所在，他指出，金石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好比炼丹术与现代化学、采药学与现代植物学之间的关系。炼丹与采药自有其学术的价值，但是决没有人会将它们视为化学和植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