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考古学简史

第一章 了解人类的过去

一、认识人类的古老性

了解自身的来历是世界上所有民族所关心的问题，这种认识与探索过程一般被认为有三个阶段：第一是神学或神话解释阶段，这类解释一般采用揣测和直觉思考，以超越经验来提出一些见解。除了为经验提供解释之外，神话也为人类生命和社会的基本要素提供正当的理由，将这些要素与神话记载的原初活动基础联系起来。神话的听众并不关心证据和理由，神话的主要感染力在于情感。上帝创世和盘古开天地都属于这一阶段人类对自身起源的认识。第二，哲学解释阶段，这类解释限制和消除解释中的情感作用。哲学解释并不仅仅依赖揣测和直觉，而将推理、观察、区别、分类以及总结作为基本的方法。总之，哲学解释试图对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事物的普遍性问题做出系统陈述，并对超越感知的材料的通则性问题提出假设。最后，哲学证据一般要求清晰、合乎逻辑或至少能自圆其说，并尽可能简洁。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城邦国家起源的解释属于这类解释的代表。第三是科学解释阶段，科学解释是对事物真相和本质的系统探究与阐述，依赖推理、观察、分类和总结。后来，科学解释还提倡对感知材料的一般性问题或通则性假设做严格的检验。总之，了解事物真相的途径既包括做出对所观察事物的尝试性解释，也包括对非直观的产生原因提出最终能够予以检验的假设。19世纪末以来，科学考古学的探索可以被视为这一阶段的特点。

与中国人对古代史的了解主要来自史籍和神话不同，欧洲人有关古代史的知识主要来自《圣经》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记载。按希伯来语《圣经》犹太教义的计算，世界起源于公元前3740年；罗马天主教的创世年代为公元前5199年；而大部分英语国家的基督教徒接受厄谢尔主教（A.J.Ussher）于17世纪提出的公元前4004年的创世纪年。在整个17与18世纪，科学家们认为《圣经》的记载与他们观察的世界并无矛盾，并认为他们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上帝创世的合理性。人类历史只有6000年的看法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才受到挑战。

地质学的发展迫使学者们正视人类历史的古老性，地层中经常出土的打制石器和绝灭动物的化石，最终被理解为创世之前的人类遗存和生命记录。早在15世纪，达·芬奇就认为化石曾经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动物，陆地上的海洋生物证明这片土地曾位于海底。17世纪，英国学者胡克（R.Hooke）注意到化石都与现生动物不同，应属创世之前。他还注意到不同地层中出土的化石各不相同。因此，他认为可以用这些化石来建立一个比创世纪年更久远的年代学。18世纪下半叶，一位名叫埃斯帕（J.F.Esper）的神父利用业余时间在德国巴姆博格（Bamberg）附近的洞穴中寻找大洪水的证据，他发现了人类骨骸与已绝灭的洞熊共存。1774年，他发表了这些发现，声称他发现的人类遗骸生活在大洪水之前。

18世纪上半叶，学者们发现了地球内部很热的事实，这表明地球原来曾有过熔化的状态，而要冷却到现在的状态所需的时间肯定不止6000年。1778年，法国博物学家布封（G.L.L.Buffon,1707—1788）提出了地球历史的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延续了漫长的年代。他设法将这一推测与《创世纪》加以协调，认为其中的时间长度应该比现在认知的长6倍，而且一天也不止24小时。其他博物学家也持相似的观点，一批被称为“洪水派”的学者认为，地球的形成分为几个阶段，所有地质构造最初都是在海洋里沉淀的。另一批被称为“灾变派”的学者认为，在地球发展史上有多次灾变，它们将各个时期隔开。地层中不同的化石表明，洪水在消灭了某时期的所有生物后，上帝仿照前一阶段重新创造出一批新的物种。

与此同时，一些被称为“均变派”的学者开始以均衡变迁的眼光来看待地球的演变，这一学派的创始者为苏格兰地质学家赫顿（J.Hutton,1726—1797）。在1795年出版的《地球理论》一书中，赫顿认为地球是一个自动平衡的系统，高处的物质会被水流搬运到低洼处，形成各种沉积，然后因水的压力或其他动力变成砂岩、页岩、灰岩或其他岩石。地心的热量使岩层膨胀，从而抬高岩层，最终使之出露海面而形成新的陆地。就这一过程而言，它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当然，赫顿的均变论受到了洪水派、灾变派和教会的猛烈攻击。1979年，一位名叫弗里尔（J.Frere）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英格兰萨福克郡的霍克斯尼（Hoxne）发现了包括手斧在内的许多火石工具与武器。他写信向伦敦古物家协会汇报了这一发现，声称这些石器是“尚不知使用金属的人们所使用的武器”,“属于一个非常遥远的时期，甚至超出当今世界之外”。1800年，弗里尔的信件刊登在古物家协会的《考古》杂志上，但是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均变论、物种进化和人类历史古老性的思想在19世纪之所以难以被接受，与一个人的影响关系密切，他就是法国古脊椎动物学家居维叶（G.Cuvier,1769—1832）。他用地质学证据将灾变论发展到极致，使得这种理论在他生前和去世后的10年中一直主导着地质学和生物学的思想。他还以自己的古脊椎动物学知识来否定现生动物从绝灭动物进化而来的可能，认为某种动物的个体之间差异很小，因此不可能逐渐变成另一个物种。他还以地层中化石各不相同、缺乏重叠和过渡为由，坚持认为上帝按照他先前制定的原则，沿相似的途径重复创造了生命。而今天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千世界是最近地质时代发生的事件，因此在过去的地质年代里，不可能有人类化石的存在。

然而，陆续出土的材料总是和居维叶的结论相左。其中最重要的是比利时医生施梅林（P.C.Schmerling）和罗马天主教神父麦克内里（J.MacEnery）分别在比利时和英格兰的发现。施梅林调查了列日省（Liege）附近的几个洞穴，发现了7个人类头骨及其他遗骸、火石工具，以及与人类骨骸共生的洞熊、猛犸和犀牛化石。1824—1829年，麦克内里在托尔奎（Torquay）的肯特洞穴发掘，发现了与绝灭动物共生的石器工具。施梅林将其发现写成《关于列日省洞穴中发现的骨骸化石之研究》一书出版，但是受到学界和公众的冷遇。麦克内里决定不发表他的发现结果，而将自己的发现写信告知英格兰著名地质学家、居维叶的有力支持者巴克兰教授（W.Buckland）。巴克兰回复神父说，是古代布列吞人在洞里挖灶坑，不慎将工具掉到石灰岩钙板下面和绝灭动物的化石混在一起。虽然麦克内里并没有在洞里发现这样的灶坑，但是面对牛津大学地质学教授的权威解释，这位业余探索者无言以对。

这场斗争的转折点，是地质学家赖尔（C.Lyell,1797—1875）于1833年发表的三卷本著作《地质学原理》。这本著作支持均变论，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地质学资料来证明这一原理，使得最顽固的反对者也为之折服，这场斗争最后以均变派获得全胜而告终。赖尔的工作影响巨大，他使地质学成为时髦的学科。赖尔在《地质学原理》中提出了生物衍变的思想，并用进化的哲学思想来解释地质学证据，他的这种思想后来由达尔文发展成生物进化论的全部理论。

均变论的胜利使得否认存在人类化石的声音渐渐变弱。1837年，一名法国海关官员布歇·德·彼尔特（J.Boucher de C.de Perthes, 1788—1868）在阿布维尔附近索姆河谷的砾石层中发现了与绝灭动物、如猛犸、洞熊、披毛犀和野牛共生的石器工具。此时，学者们不再对该发现采取漠视的态度，并试图解释和证实人类在大冰期与绝灭动物共存的事实。1858年，英国地质学家福尔克纳（H.Falconer）在前往西西里岛的途中参观了阿布维尔，认为布歇·德·彼尔特言之有理。回到英国后，他鼓动地质学家普雷斯特维奇（J.Prestwich,1812—1896）和考古学家约翰·伊文斯（J.Evans,1823—1908）前往阿布维尔考察。两位资深学者起初对这项发现还是心存疑虑，但是在参观了阿布维尔以及其他一些化石和石器地点、如亚眠和阿休尔之后改变了看法。普雷斯特维奇于1859年5月26日向英国皇家学会宣读了一篇论文，接受远古人类存在的事实。6月2日，约翰·伊文斯向古物家协会宣读了一篇论文，声称“无疑，在迄今已知最遥远的时代之前，地球这块土地上就已有人类生活了”。1859年，在英国协会举行的会议上，赖尔在第三组发表主席演讲，宣布他已做好充分准备来证实由普雷斯特维奇提出的结论。

几乎与此同时，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遗骸也被发现了。1957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尼安德特峡谷，工人们在一个洞穴中挖出了一个人类头盖骨，有突出的眉脊和低平的前额。少数支持进化论和人类古老性的学者马上认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解剖学家沙夫豪森（H. Schaafhausen,1816—1893）在波恩介绍了这一发现，认为尼安德特人属于野蛮和蒙昧的人种，是欧洲早期居民最古老的遗存，赫胥黎认为尼安德特人是迄今最接近猿类的人类遗骸。但是其他一些学者则发表了不同意见，比如病理学家微耳和（R.L.K.Virchow,1821—1902）宣称，这是一具变形的爱尔兰人或哥萨克人的白痴头骨。一直要到1887年，在比利时的冰期沉积中又发现了两具尼安德特人骨架之后，人们才逐渐接受尼安德特人古老性的这个事实。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为人类古老性的确立扫除了最后的障碍。赖尔的《地质学原理》陪伴着达尔文的环球航行，赖尔在书中所提出的生物衍变或进化的思想，启发他深刻思考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原因，最后使他得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除了对现生动物因适应所造成的差异进行观察和研究之外，他还引用大量比较解剖学的研究和化石证据来支持进化理论，使得他的理论极具说服力。当然，进化论遭到了许多人、包括教会的反对，因为它直接有悖于《圣经》的教义。然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化论观点被大部分科学家和受教育人士所接受。赫胥黎曾这样评价《物种起源》:“这部书使我们受益匪浅，从此我们永远摆脱了困境，再也不用理睬创世的臆测。”

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G.Daniel,1914—1986）说，认识人类遗骸和他们的遗存，是史前考古学的开始。史前考古学在显出清晰的轮廓之前只是古代史研究，索姆河畔的石器与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则展现出这个轮廓。考古学作为一门研究古物的学问，产生于人们对自然环境和上古史的兴趣之中，然而却由地质学证实了远古人类存在的真实性，从而确立了史前考古学的范畴，提出了史前考古学的问题。探寻这段历史、找到解释这段历史的方法，就是近百年来考古学所面临的中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