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子凶礼与唐陵制度

天子凶礼是凶礼中有关皇帝丧葬礼仪的部分，其中也应有帝陵制度的规定。唐代的天子凶礼集中在《国恤章》中。有关唐陵制度史载的状况，便跟《国恤章》的删去有着直接的关系。

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正月，许敬宗、李义府等上所修新礼，去《国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礼遂阙。《新唐书》卷二〇《礼乐志》云：

唐初，徙其（凶礼）次第五，而李义府、许敬宗以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国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礼阙焉。至国有大故，则皆临时采掇附比以从事，事已，则讳而不传，故后世无考焉。至开元制礼，惟著天子赈恤水旱、遣使问疾、吊死、举哀、除服、临丧、册赠之类，若五服与诸臣之丧葬、衰麻、哭泣，则颇详焉。

据此知于《显庆礼》中确已不见《国恤礼》，但是否永徽之后，《国恤礼》便因此不复存在了呢？

回答这个问题离不开唐代历次礼制改革的情况。《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载：

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

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卿韦琨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显庆礼》。其文杂以式令，而义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会。事既施行，议者皆以为非，上元三年（676），诏复用《贞观礼》。由是终高宗世，《贞观》、《显庆》二礼兼行。而有司临事，远引古义，与二礼参考增损之，无复定制。武氏、中宗继以乱败，无可言者，博士掌礼，备官而已。

玄宗开元十年（722），以国子司业韦绦为礼仪使，以掌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礼记》不刊之书，去圣久远，不可改易，而唐《贞观（礼）》、《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为学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为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可见，高宗上元三年以后，《显庆礼》与《贞观礼》兼行。故虽《国恤章》没有被《显庆礼》所采纳，但是因为有《贞观礼》的兼行，故而高宗时期《国恤章》实仍存在。

那《国恤章》的阙失究竟在什么时候？它的阙失跟《大唐开元礼》的制定有无关系？

国恤礼以及天子凶礼的一度阙失，多少反映了唐代人心不古的时代潮流，也由此导致了随后的唐政府对帝陵礼仪的两度整饬。这就是德宗时期颜真卿制定的《元陵仪注》以及宪宗时期裴墐《崇丰二陵集礼》的再度整理。颜真卿已为世人所能详；裴墐，字封叔，元和年间曾任吉州刺史。其高祖为太尉裴行俭，曾祖侍中裴光庭，祖父祠部员外郎裴稹，父大理卿裴儆。唐政府相继进行山陵礼仪的整饬工作，其意不啻于整顿山陵陵寝之礼，整饬帝陵建制，实也欲通过健全帝陵礼制来提高皇权。

建中元年（780），唐德宗整顿山陵陵寝之礼的人选，是深达礼体的礼仪使颜真卿。唐人殷亮撰《颜鲁公行状》，记载了颜氏制定《元陵仪注》时所遭遇的非难和艰辛。状云：

今上（德宗）谅暗之际，诏公（颜真卿）为礼仪使。先自玄宗以来，此礼仪注废阙。临事徐创，实资博古练达古今之旨，所以朝廷笃于讪疾者不乏于班列，多是非公之为。公不介情，惟搜礼经，执直道而行已，今上察而委之。山陵毕，授光禄大夫，迁太子少师，依前为礼仪使。前后所制仪注令门生左辅元编为《礼仪》十卷。今存焉。

从唐人殷亮撰《颜鲁公行状》知，帝陵礼仪注则是从唐玄宗时期方始废阙。

更为重要的一点，殷亮是颜真卿舅父之孙，亦即真卿母之侄孙，真卿之表侄，对颜氏事迹自当熟谙。而且二人的关系并不只是停留在表亲而已，在现实生活中殷亮与颜真卿交游甚密。如，唐永泰丙午岁（766），颜真卿以罪佐吉州，是年夏六月壬戌、癸亥接连两天曾与殷亮等人偕游东林寺、西林寺，并有题名。二人关系如此之密，其记载当不谬才是。

同样，令狐峘在所撰《颜真卿墓志铭》对颜氏制礼也有记述，所载情况亦与殷亮同。其铭曰：

代宗晏驾，朝廷以公（颜真卿）鸿儒，详练典故，举充礼仪使。祗护陵寝，率礼无违，加光禄大夫、太子少师，使如故。著《礼仪集》十卷，上方倚以为相，为权臣所忌，迁太子太师，外示崇高，实以散地处之也。

令狐峘是令狐德棻的玄孙。《旧唐书》本传载：

令狐峘，德棻之玄孙。登进士第。禄山之乱，隐居南山豹林谷，谷中有峘别墅。司徒杨绾未仕时，避乱南山，止于峘舍。峘博学，贯通群书，有口辩，绾甚称之。及绾为礼部侍郎，修国史，乃引峘入史馆。自华原尉拜右拾遗，累迁起居舍人，皆兼史职，修《玄宗实录》一百卷、《代宗实录》四十卷。著述虽勤，属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峘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大历八年（773），改刑部员外郎。

德宗即位，将厚奉元陵，峘上疏谏曰……

元和三年（808），峘子太僕寺丞丕，始献峘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

不仅门第所形成的独特门风对家族个体的言行是一种无形的约束，而且自小的熏陶也使得他们多能自觉地以此高标。安史之乱时，令狐峘的隐居终南山恐便与此有关。如此禀赋之人后又得以兼任史职，其说亦该不误。

柳宗元亦持此说。柳氏所撰《裴墐〈崇丰二陵集礼〉后序》云：

自开元制礼，大臣讳避去《国恤章》，而山陵之礼遂无所执。世之不学者，乃妄取预凶事之说，而大典阙焉。由是累圣山陵，皆摭拾残阙，附比伦类，已乃斥去，其后莫能征。永贞、元和间，天祸仍遘，自崇陵至于丰陵，不能周岁。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连为礼仪使，择其僚以备损益，于是河东裴墐以太常丞，陇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内之则攒涂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则复土斥上，因山之制。上之则顾命典册，与文物以受方国；下之则制服节文，颁宪则以示四方。由其肃恭，礼无不备。且苞并总统，千载之盈缩；罗络旁午，百氏之异同。搜扬翦截，而毕得其中；顾问关决，而不悖于事。议者以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坠。裴氏乃悉去其所刊定，及奏复于上，辨列于下，联百执事之仪，以为《崇丰二陵集礼》，藏之于太常书阁，君子以为爱礼而近古焉者。（中略）

而〔裴〕墐也以礼奉二陵，又能成书以充其阙，其为爱礼近古也，源远乎哉！

可见，《国恤章》的阙失是在开元制礼之后，因此殷亮、令狐峘、柳子厚才有此说，可为定谳。

综上，太宗《贞观礼》中《国恤章》有相应之位置。高宗时期，虽因《显庆礼》与《贞观礼》的兼行，《国恤章》仍得以保存，但却已开了将《国恤章》剔出凶礼的先河。玄宗开元制礼后，《国恤章》方始废阙。之后，德宗、宪宗时期先后对帝陵礼仪两度整饬。

颜真卿在元陵葬礼过程中所制仪注，两《唐书》及旧编文集均不载。清人黄本骥考证颜鲁公此仪注即《通典》所载《元陵仪注》。裴墐所撰《崇丰二陵集礼》，惜已亡佚。所幸韩愈《顺宗实录》中对顺宗丧仪稍有述及，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此憾。参互二者可对唐代皇帝的丧仪有一个基本了解。此外，《国恤章》还有哪些内容？它对帝陵建制有何规定和影响？

仔细忖量，此中至少尚有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显庆三年所上新礼，去《国恤章》导致天子凶礼的阙失。此举应属当权者特意之行为，恐与武则天逐渐参预朝政的态势有关。可是，从唐陵陵地布局上来看，此时却正好是唐陵布局的转换以及神道石刻组合定型的关键时期。此后诸陵除了石刻个体规模之外，布局基本上依照乾陵的方案。其原因为何？

其二，为何开元时期没有继续沿用《国恤章》？跟此刻玄宗文化、政治全方位的转型有无关联？

其三，德宗、宪宗时期对帝陵礼仪的整饬对唐陵建制有何具体的影响？

回答这些问题则恐惟有依靠唐代帝陵的田野考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