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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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书作序者,通常与作者有师友之情,序的内容多为赞美、介绍、评价之语。但书的价值终究要靠多数读者来品评。我想提醒的只是:如果一个人肯在古代帝陵研究领域中花十几年之功将前人成果、历史文献、碑刻墓志、地面遗迹、地下发掘以及那些晦涩难懂的昭穆制度、地理堪舆反复斟酌、不断探索,最后形成独自的看法,其成果至少值得关注。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感想了。在历史、考古学领域,帝陵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在古代所有丧葬活动中,虽然帝陵在各代都是数量少、特殊的一种,却是各个朝代礼仪制度的典范,也是贵族官吏乃至平民墓葬各应遵循的最高标尺,与其他墓葬一起反映出社会的等级秩序。帝陵的排列、陵园布置、建筑石刻的样式,以及背后的丧葬观念、习俗、礼仪、制度,甚至带有个性化的奢华与节俭,都直接影响着一个时代各类墓葬的基本面貌和演变。

不过,“玄宫今一闭,终古柏苍苍”。弄懂那些早已与如今失去联系的观念和做法实在很难,不光文献模糊矛盾,没有经过后人的加工,地面遗迹遗物也残缺不全,拼接复原十分繁杂,解释原因更要谨慎。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说“在土地的表面,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物质生活,这种生活是由陈规、传统和很久以来的各种成功所组成的”,“从蒙巴纳斯塔楼和巴黎圣母院的高处鸟瞰巴黎,并不是为了发现地平线,而是为了展望城市的全貌。实际上,观察的每一个局部、对真实的每一种探索都具有整体性”。我们无法看清遥远的历史的每一条纹路,考古试图做出各种漂亮的拼图,有时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定,但精彩的假说,无论是对是错,都是智慧的产物。

生与死是人间大事,人死后仍要影响后人,而帝王之死,除了生前的思想、政策,“欲阐扬先帝徽烈”的帝陵也凝固成为一个强烈的政治符号。高大的封土山峰,宏伟的陵园布局,屹立的石刻象生,形成物化的礼法标示,在人们无法抹去的视野和常规的祭奠活动中宣示着后人。

帝陵是礼仪和制度的集中体现。帝王葬身之地被视为江山社稷的象征,欲图皇权永固,皇家陵寝的风水被认为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大约从《周礼》开始,君王帝陵就既有一脉相承的轨迹,各朝各代又有所不同。遵循与变化,各有用意。古代有关帝陵的营造多有诏书,甚至具体规定帝陵的样式和随葬品的内容,而关于“陵议”类的争论历代不休,都是要通过这一特殊礼仪场所,强化自身政治文化的血脉。如李唐统治者所说的“斟酌汉魏”,便是既有继承又要创新,帝陵在每个朝代的承上启下的创新性,都反映着现实社会观念制度的改变。例如唐初昭陵因山而建,有一百多座功臣贵戚陪葬墓,其后的帝陵由以功臣陪葬为主渐次成为功臣与皇族对等,盛唐以后已全为皇族陪葬。这显然是政治势力的变化,通过对死者地位的认同,彰示阶层距离与优越性。对礼仪的重新阐释与实践,成为自上而下的观念延伸到各个阶层之中,各种类型的墓葬也就构建了这一时代至少是等级的框架。

帝陵是王朝的兴衰和社会经济状况的缩影。帝王陵寝占地规模之大,耗费之巨,直接反映当时经济状况。“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虽有夸张,并非虚语。史载五代时温韬盗发唐陵,在昭陵见到情景是“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帝陵如同当时国家仓库和实力的象征。即便是生前遗嘱“务令俭约”的帝王也是如此,唐高宗曾有“园陵制度,务从节俭”的遗诏,但乾陵所有石刻和石碑,皆用整块石料雕成,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人粗略估计需要十五万人干上十三年。就连唐让皇帝李宪其妃元氏被追赠为恭皇后祔葬于桥陵,玄宗敕令俭约,仍在圹内置“尚食所料水陆等味一千余种,每色瓶盛,安于藏内,皆是非时瓜菓及马牛驴犊麞等肉,并诸药酒三十余色”。唐代奢华的帝陵集中在前期,中晚唐展示了衰败的景象,已发掘的晚唐帝陵,竟不如盛唐的一般贵族墓,这与唐朝社会的变迁和经济实力的变化恰相对应,不会是偶然的巧合。

帝陵有时直接反映现实政治斗争。武则天掌政时,“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中宗李显取代武则天当上皇帝后,开始了“李唐复辟”,昭示与皇帝生死与共的帝陵陪葬出现改葬之风。原本被武则天所杀的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堂而皇之地进入了高宗武则天的乾陵陪葬墓行列,永泰公主甚至被给予“号墓为陵”的特制。而从四川千里迢迢迁回改葬的李贤,先以雍王的身份陪葬,五年后又追赠太子。于是墓中出现两方墓志,“雍王墓志”对李贤遭贬巴州和死因极力掩饰,并有“恩制追封雍王”之语。而“章怀太子墓志”却说“皇太后使司善卿李知十持节册命,追封为雍王”。一个“恩制”,一个“皇太后”,措辞上的微妙,却把武则天由“皇帝”变成了“李家夫人”。表明具有话语权的政治势力发生了变化。死去多年的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章怀太子等无法感受到隆重改葬的浩荡皇恩,这种大张旗鼓的国葬活动,无疑会唤起生者对他们死因的回忆,显而易见,是统治阶层为现实政治斗争导演出的丧葬活动,用于昭示、维护新的政治秩序。残杀与昭雪,通过陵墓安排,反映出盖棺未必定论,是唐代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难以绕过的悖论。

帝陵就是一段历史。705年冬武则天驾崩,夫妇合葬原本是常事,却有礼官坚决反对把她葬入乾陵,认为则天太后卑于天皇大帝,开启乾陵即是以卑动尊,其实是要否认武后的地位。争论的结果是武氏旧势力取胜,结果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破例:两朝天子、两个国号、一对夫妻埋在一座陵里。难怪后人感慨地吟诵出“百年帝后无双冢,万古周唐说两朝”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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