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陵地秩序的讨论

这里将探讨关中唐陵内诸陵间的相对关系，即当时的统治者是如何来规划整个陵区秩序的。结合关中唐陵陵地秩序图（图2-5），比照陵地各陵址之间的相对位置及唐代历代皇帝之血缘关系（图2-7），可以得出关中唐陵陵地总体布局规则如次：第Ⅰ组：李虎永康陵（1）为中心，其子李昺兴宁陵（2）在永康陵的右前方，昺子李渊献陵（3）在永康陵左前方，渊子李世民昭陵（4）在永康陵右前方。第Ⅱ组：昭陵（4）、乾陵（5）、定陵（6）、桥陵（7）、泰陵（8）为族葬之排葬方式，依入葬的先后沿着一个方向埋葬。如果面朝次葬帝陵之方位，则次葬者依次在左前方。具体而言，若以永康陵（1）为中心，则昭陵（4）、乾陵（5）依次在其右前方；而定陵（6）、桥陵（7）、泰陵（8）在其左后方皆沿着一个方向依次埋葬。第Ⅲ组：以泰陵（8）为中心，建陵（A）、元陵（a）；崇陵（B）、丰陵（b）；景陵（C）、光陵（c）；庄陵（D）、章陵（d）等为昭穆葬，端陵（E）则缺乏相应的穆位（e）。第Ⅳ组：以宪宗李纯景陵（C）为中心，宣宗贞陵（F）、简陵（f）为昭穆葬，靖陵（G）则缺乏相应的穆位（g）。昭穴在穆穴前下方，祖穴在二穴之东。这是依照宫姓昭穆葬的原则入葬的。从玄宗泰陵开始，便一直以东北角（蒲城）为祖穴（尊穴）的观念就没有改变。而且昭穴、穆穴在选址上总是由远及近往东北方向（蒲城）收缩。这些关系可以用示意图2-8来表示。下面逐个解剖上述几组关系。

第一，关于整个陵区的中心，即祖陵的判定。《唐会要》卷一《帝号上》云：

太祖景皇帝讳虎，光皇帝第二子。 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葬永康陵。在京兆府三原县界。

世祖元皇帝讳昺，景皇帝第二子。 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元皇帝，庙号世祖，葬兴宁陵。在京兆府咸阳县界。

在此之前，唐政府已有实际措施以为铺垫。武德元年六月六日（618年7月3日），唐政府已立四庙于长安通义里，备法驾，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于太庙，始享四室。

永康陵与兴宁陵同在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618年7月19日）追葬，可是葬地的选择却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择葬于三原县，后者则葬于咸阳。西汉太上皇万年陵便葬于三原县徐木原。关中西汉陵地以太上皇万年陵为祖陵，通过万年陵、武帝茂陵这两座陵墓把陵地的东西范围界定出来，而且呈现出集中在咸阳原西部入藏的趋势。

神龙元年（705），唐中宗李显复位，迁武氏庙于西京，为崇尊庙，又把东都武氏故庙改为唐太庙。这时，“议立始祖为七庙，而议者欲立凉武昭王为始祖”。这件事引起了朝臣们的争论，太常博士张齐贤建议：

〔古者〕莫不尊始封之君，谓之太祖。太祖之庙，百代不迁。祫祭之礼，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室。太祖东向，昭南向，穆北向。太祖之外，更无始祖。（中略）至于有隋，宗庙之制，斯礼不改。（中略）景皇帝始封唐公，实为太祖。中间代数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庙，唯有六室。其弘农府君、宣、光二帝，尊于太祖，亲尽则迁，不在昭穆合食之数。

尽管对此有不同意见，但是最后还是“以景皇帝为始祖”。此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又长庆元年（821）太常博士王彦威等奏议：

景皇帝是始封不迁之祖，其神主合藏于太庙从西第一室。

太祖之庙，百代不迁。此处指的是皇帝宗庙，但是同样的道理也应该适用于陵区。从李虎庙号为太祖并也同样葬于三原县判断，关中汉唐陵区分别以太上皇万年陵、李虎永康陵为陵区祖陵的用意显而易见。

第二，关于陵区昭穆葬式的讨论。前面提到李姓为徵姓，而刘姓为宫姓。下面先来考察徵姓昭穆贯鱼葬和宫羽姓昭穆贯鱼葬的埋葬方式。前揭《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卷一三《步地取吉穴》条云：

徵姓祖坟下庚、甲、丙三穴葬毕，再向正北偏东癸地作一坟谓之昭穆葬，不得过于子地。分位仿此。宫羽姓祖坟下甲、庚、壬三穴葬毕，再于正南偏西丁地作一坟谓之昭穆葬，不得过于午地。分位仿此。

比照上述二者葬法（图2-1、2-2）的安排，可知李唐从第三组泰陵开始并未采取本姓所属之徵姓昭穆葬法，却采取了宫羽姓昭穆葬法。而西汉帝陵陵地采取的恰是宫姓昭穆葬法。这是什么原因呢？尽管当时阴阳术极为流行且颇混乱，但是作为国家级别的丧葬出现五姓归属错讹的可能性几无。这个局面的原因只能是源于从泰陵之后李唐全盘采用西汉帝陵分布原则——宫姓昭穆贯鱼葬法。这又与李唐在帝陵制度上斟酌汉魏、采用吕才之阴阳术有不可或分的关系。因为吕才之阴阳术是反对纳音调姓的，这就客观上给唐王朝的统治者摒弃本姓徵姓而采纳、模仿西汉帝陵陵地秩序的表面结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如前所言，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吕才一派的堪舆观点成为官方的选择，获得政府支持，也才有唐太宗指派吕才编订《阴阳书》，从而使吕才《阴阳书》成为地理官书。

第三，关于族葬之排葬方式的讨论。族葬之风，盛行于汉代。自西汉中晚期家族墓地兴起以后，愈演愈烈。到了南北朝更是蔚为风气，聚族而葬臻于巅峰而形成一种制度，甚而帝王也出现聚族而葬的情况。帝王聚族而葬的说法，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也可以找到证明。

如果将关中唐陵的第一组、第二组帝陵的排列方式跟北魏北邙陵墓布局制度稍加比较，便不难发现前者实际上是后者的真实摹写。尽管上举案例跟磁县东魏北齐陵墓兆域有相似的地方，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源自北魏的一种墓序安排原则。至此，李唐陵地葬法之意已昭然若揭。唐陵的排列次序及其变化是中古以来族葬制度、昭穆贯鱼葬综合影响的结果，它源于唐王朝在泰陵以前对北魏北邙陵墓的摹写和泰陵之后对西汉帝陵陵地秩序表面结构的采用。

第四，陵地秩序与庙制昭穆礼的关系。关中唐陵在陵地上的安排是南北朝以来族葬制的排葬形式与昭穆葬制相结合的产物，它与唐朝庙制及其昭穆次序相关联，反映了有唐一代庙制、礼制的几次变革。

终唐一代围绕着庙制及其昭穆次序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对这些争论意见的正误得失，迄无定论。其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兄弟相继为君，其昭穆次序异位抑或同位的问题。关中唐陵的这种入葬秩序与有唐一代庙制的几次变革有关，但二者又有相悖之处。唐代有关宗庙之制、昭穆之制的次序一直争论不休。在唐朝的宗庙史上，既出现过把兄弟相继为君异昭穆列为两代人的现象，也出现过把兄弟相继为君同昭穆列为一代人的现象，直至宣宗朝方见定论。

武德元年（618），始立四庙；贞观九年，沿六朝之制，立宗庙六；中宗年间，始立天子三昭三穆及太祖为七庙，东都洛阳亦立太庙；开元十年（722）始立太庙九室，即献祖、懿祖、世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自是以后常为九室。《新唐书》卷一三《礼乐志》玄宗开元十年条云：

开元十年，下诏：“宣皇帝复祔葬于正室，谥为献祖，并谥光皇帝为懿祖，又以中宗还祔太庙。”于是太庙为九室。将亲祔之，而遇雨不克行，乃命有司行事。宝应二年（763），祧献祖、懿祖，祔玄宗、肃宗。自是之后，常为九室矣。

又《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云：

〔开元十年六月〕己巳，增置京师太庙为九室，移孝和皇帝神主以就正庙。

自是以后，太庙常为九室矣。及德宗李适崩，礼仪使杜黄裳上奏议认为：

“高宗在三昭三穆外，当迁。”于是迁高宗而祔德宗，盖以中、睿为昭穆矣。

这时采取的是兄弟昭穆异位的宗庙制，即中宗、睿宗兄弟为昭穆。至武宗李炎死后（即宣宗时），德宗当迁，而按世次当为高祖。这时，礼官始觉有误，“以谓兄弟不相为后，不得为昭穆”。于是，决定重新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而神主分藏三室。也就是说，唐朝后期采取的是兄弟同昭穆的九庙制，本为“九代九室”，实“终唐之世，常为九代十一室”，采取同堂异室的九庙之制。基于这一点，唐代后期宗庙中采取兄弟昭穆同位的排列方式才称得上“得古昭穆之真谛”。唐宣宗为此前相继为帝的敬宗、文宗和武宗三兄弟的叔父，此举应是宣宗意在建立自己宗统的重大举措。

兄弟昭穆同位与否的情况在陵地上并未能如实地表现出来。如中宗、睿宗初在宗庙中为昭穆异位，可在陵地上却是以排葬形式入葬。相继为君的敬宗、文宗、武宗三兄弟在宗庙中为昭穆同位，可在陵地上表现出来的却是昭穆异位。这是因为唐代昭穆制度中兄弟相继为君昭穆同位的制度是在武宗之后即位的宣宗朝才定型的，而这时敬宗、文宗、武宗已经入葬了。宣宗贞陵开始是以宪宗景陵为祖墓的，其中的原因大概在于宣宗（贞陵）与穆宗（光陵）为兄弟，而后来的政权又都掌握在宣宗这一支系。于是，宣宗之后也就摒弃穆宗一支，以自己为主重新建立起新的昭穆次序。于是，宣宗贞陵在关中唐陵陵区中表现出来的是昭位，这恰说明一个新政权权威谱系的重新树立。这种兄弟相继为君从而致使此后昭穆序列的变更在唐朝以前也有发生，如西汉成帝时，丞相韦玄成等奏请立昭穆之序，并厘订出西汉中期几个皇帝的昭穆序列，即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孝惠皇帝为穆，主迁于太祖庙。无疑，这个昭穆次序是以汉文帝一系为主。实际上这是王朝的新任统治者建立政权新法统合理性的重要举措。

陵地秩序实际上是一个关乎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李唐统治者为西魏北周以来所形成关陇贵族集团中的重要成员，掺入鲜卑血统并有鲜卑化倾向，因此在陵区秩序上首先考虑使用鲜卑北魏的族葬制度。这一切也就显得自然、顺理成章。随着时间推移到唐玄宗时代，唐政府在陵地秩序的原则上转而选用了关中西汉陵区的制度。这是一种源自周礼古制的经典话语，对政权的合理性是强有力的支持，也是对天下的一种昭告。但是，为什么这种转变会发生在玄宗朝呢？

玄宗之前，历经武周革命、中宗及睿宗的反复，皇权合法性的建设就显得益发重要和紧迫，更需要以一种合乎天命的形式昭告天下。于是，唐玄宗登极之后，便采取了一系列有政治象征意义的行为。揆诸史籍，可以约略见其梗概如次。先是于开元十一年（723）正月巡狩至汾阴，二月祠后土，并改汾阴为宝鼎县。《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云：

〔开元十一年二月〕壬子（723年3月27日），祠后土于汾阴之脽上，升坛行事官三品已上加一爵，四品已上加一阶，陪位官赐勋一转。改汾阴为宝鼎县。

接着，开元十三年玄宗又封禅泰山，《大唐新语》卷一三《郊禅》条云：

开元十三年，玄宗既封禅，问贺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秘玉牒之文？”知章对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异，或祷年算，或求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私请，宜将玉牒示百僚。”其词曰：“有唐嗣天子臣某乙，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平，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丕定。上帝眷祐，锡臣忠武，底绥内难，翼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御制撰《太山铭》，亲札勒山顶。诏张说制《封祀坛碑》以纪功德。

但是，有了这些以后，玄宗似乎还不够满意，直到采纳处士崔昌的建议下诏以唐承汉土德，从《封氏闻见记》的记载可以考见其来龙去脉，这是玄宗朝在皇权合理性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举措。《封氏闻见记》卷四《运次》条云：

自古帝王五运之次凡有二说：邹衍则以五行相胜为义，刘向则以五行相生为义。汉、魏共遵刘说。

国家承隋氏火运，故为土德，衣服尚黄，旗帜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黄，黄色之多赤者，或谓之柘木染，义无所取。

高宗时，王勃著《大唐千年历》:“国家土运，当承汉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自隋室，南北两朝，咸非一统，不得承五运之次。”勃言迂阔，未为当时所许。

天宝中，升平既久，上书言事者，多为诡异以希进用。有崔昌袭勃旧说，遂以上闻，玄宗纳焉。下诏以唐承汉，自隋以前历代帝王皆屏黜之，更以周、汉为二王。后是岁，礼部试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赋》，则其事也。

及杨国忠秉政，自以隋氏之宗，乃追贬崔昌并当时议者，而复酅、介二公焉。

从《开元玉牒文》内容看，玄宗的政治用意显而易见。据《唐会要》卷二四《二王三恪》条载崔昌上书在天宝九年六月六日（750年7月13日）。汉应火德，李唐是承汉应土德而兴的。这样唐玄宗终于找到了李唐政权合乎天命的理论依据，这个依据对于时人来说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且极具震撼力的。于是，玄宗朝随即下令改天下诸卫应队仗所用绯色旗旛等并改为赤黄，以应天命。《唐会要》卷七二《军杂录》条，云：

〔天宝〕九载七月五日（750年8月11日），诸卫应队仗所用绯色旗旛等，并改为赤黄，以符土运，其诸节度使亦准此。

又《通典》卷五五《历代所尚》条云：

大唐土德，建寅月为岁首。武太后永昌元年十一月一日（689年12月18日），依周制，以建子之月为正，改元为载初元年，改十一日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来年正月为一月，十月建亥为年终。载初元年九月九（690年10月16日），改元天授，称周，改皇帝为皇嗣。二年正月，旗帜尚赤。天宝九载制：应缘队仗所用绛色幡等，并改为赤黄色，天下皆然。纳崔昌议，以土德承汉火行。

至此，李唐皇权便基本完成其合理性建设的关键，并被其后世沿用。李唐开元礼与所谓开元后礼中的祭祀之礼基本一致，李唐开元定礼后祭祀之礼基本固定，其间即有变化，亦无伤大体。其皇帝丧事制度亦以玄宗为界，此皆可为辅证。

开元十年唐政府始立太庙九室并成为唐代后期的制度，由此平议了此前唐政府对宗庙礼的长期讨论，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曾为太上皇的玄宗泰陵成为陵区布局原则转变的一个契机。由此看来，陵地布局的采用汉制也是在玄宗朝，当为李唐承汉应土德而兴的自然产物。如此，开元时期没有继续沿用初唐的《国恤章》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了。

总之，玄宗朝土德天命说的采纳和实施，以及太庙九室制的确定不移，使得玄宗泰陵之后诸陵的秩序不变。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在开元十七年十一月间大祀五陵的名单上便已经没有永康陵和兴宁陵了。陵地及庙制在玄宗、宣宗时各有一变，也正好反映了李唐礼官对昭穆制度的长期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