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上法三代”

1925年4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德国作了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的演讲，称对于古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其质与量不能估价过高”，晚清以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实际上，自从书院制及科举制被正式废除，中国人对于自家传统教育方式，信心始终不足，不存在“估价过高”的问题。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日中国的大学，其价值取向及基本路径，乃University，而非太学。

要说“与国际接轨”，在中国，步伐最快且效果最为明显的，非大学莫属。如此大趋势，自晚清志士之呼吁变法，便已不可逆转。

不管是康、梁，还是二张（张之洞、张百熙），设计学堂章程时，确实都曾“兼采泰西”。至于“上法三代”，基本上是一句空话，原因是，三代的学制谁也说不清。晚清关于兴学的奏折和策论，常常是引一段《礼记》开篇，而后便是外国学堂的介绍。如此“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订出来的章程，焉能不“食洋不化”？之所以将明明无法兑现的“上法三代”，搁在迫在眉睫的“旁采泰西”前面，揣测康、张的原意，不外是强调对于传统学术精神的继承。既然如此，何以不标举更为切实可行的宋元明清的书院制度？

就在高谈“上法三代，旁采泰西”的《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康有为许诺：“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大变法，三年而立。”此等充满激情的策士文字，比起此前顺天府尹胡燏棻先试点然后“递为推广”的改革方案来，更具诱惑力，难怪皇上马上降旨：“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戊戌年间的急转弯，虽说翻了车，但书院“一律”改为学堂的思路，却没有就此夭折。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曾有懿旨：“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另行更改。”可国事日非，大臣纷纷上书，要求尽快养育人才，于是有了1901年的诏令：

 

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府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至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书院教育制度，便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四年后，科举制度被取消，新式学堂之一统天下，已成定局。

正像教育史家舒新城所说的，“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的改革教育论者，并无一人对于书院制等有详密的攻击或批评”。时人之“破旧”，主要针对的是科举取士；至于各式书院之利弊，反而无暇细究。山西巡抚胡聘之等变通书院改革教学的设计，在急剧变化的时局面前，很快显得落伍；陕西巡抚张汝梅等“自筹款项，创建格致实学书院”的主张，也因其耗资巨大无法推广而被搁置；成为晚清教育改革主流的，乃张之洞的从改革传统书院迅速走向兴办西式学堂。对于沿袭千年的书院制度，之所以不求变通，也不愿并存，目的是将原有款项移作兴办学堂之用。不曾认真分辨近在眼前的书院，一味高谈阔论远在天边的三代之学，晚清以降的学制改革，当然只能“完全将西洋工业社会的教育制度移植过来”。

积弊已深的传统中国教育，其“无裨实用”，在晚清，成为传播福音的传教士以及寻求富强之路的士大夫集中攻击的靶子。只是在新学制度已经确立的二三十年代，有过研究书院的小小热潮。此后，又是长期的沉寂，直到80年代方才有复兴的迹象。即便如此，时至今日，书院教育的现代意义，仍然不被广泛认可。中国的大学，依旧是欧美模式的一统天下。

晚清重要的思想家中，最早对废书院改学堂表示不满的，当推杭州诂经精舍出身的章太炎。1906年，正当时俗皆称道“科举废，学校兴，学术当日进”，章氏从“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立论，对朝廷之使学校成为利禄之途大不以为然。此后三十年，章太炎在不少场合为传统的书院制度辩护，并将其作为批评新式学堂的主要理论武器；与此同时，选择独立讲学的姿态，拒绝进入现代大学体制。与此相类似的，还可以举出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等。

马一浮之所以多次拒绝蔡元培、陈百年的邀请，不愿赴北大讲学，主要原因是“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即便出任探求高深学术的研究院的导师，在马氏看来，也不能接受，理由是：“方今学子务求多闻，则义理非所尚。急于用世，则心性非所先。”梁漱溟、熊十力倒是都曾任教北大，可也同样表示不满。1924年夏，梁氏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曹州中学办学去了；第二年春天，带着失望与忧郁，梁氏重新回到北京。在《致〈北京大学日刊〉函》中，有这么一段话，表明其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巨大分歧：

 

旅曹半年，略知办学甘苦，归结所得，弥以非决然舍去学校形式无从揭出自家宗旨。学校制度以传习知识为本，无论招学生聘教员所以示人者如此。而人之投考也应征也所以应之者何莫非如此。而溟宗旨所存则以在人生路上相提携为师友结合之本。

 

不管是马氏的“平日所学”，还是梁氏之“自家宗旨”，都与传统书院制度较为契合。抗战中，在大后方，马一浮的复性书院，梁漱溟的勉仁书院，加上另一个“新儒家”张君劢的中国民族文化书院，标示着另一种教育理想的正式浮现。

可惜，这几个书院都寿命很短，影响也不太大。50年代初，为了延续此理想，熊十力建议新政权恢复三个私立讲学机关：欧阳竟无创设的支那内学院、马一浮主持的智林图书馆，以及梁漱溟执掌的勉仁书院，目的是“存旧学一线之延”。如此低调的申辩，也都没能获得谅解。一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以梁漱溟为院长的中国文化书院方才得以正式成立。可是，即便在其风光八面的8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书院也无法进行常规教育建设；进入90年代，其发展前景更是不容乐观。

在20世纪的中国，书院之无法生存，有外部环境的压迫，也有其学术理想与实际运作的矛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办书院需要资金，章太炎的创立国学讲习会、马一浮的筹办复性书院，都是蒋介石给的钱。没有政府的支持，如何使书院长期运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比如，学生的出路，便是个大问题。马一浮与熊十力在规划复性书院发展前景上的矛盾，凸显了书院在现代社会的窘境。熊提出多招生，经费由国家负责，学生也应该给出路；马则强调书院独立于现行学制系统，不必授予学生任何资格，“几曾见程朱陆王之门有发给文凭之事”？在《告书院学人书八》中，马一浮称：

 

书院以义理为宗，当思接续圣贤血脉。既绝禄利之途，亦非要誉之地。若浮慕虚声，不知切己用力，则在难与共学之列。

 

马氏的理想固然高超，只是长此以往，书院生源必定难以为继。教育家之不同于思想家，在其于合理性外，不能不考虑可行性。只讲义理修养，丝毫不顾及学生的世俗生活，作为教育家，不能说是尽职的；可反过来，过多考虑学生的出路，又很容易重蹈新式学堂的覆辙，成为“禄利之途”、“要誉之地”。

这里有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学者对于真理及学问的探求，可以而且必须不计名利；可这不能成为政府放弃表彰学术、扶植教育的借口。不妨借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5年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

 

我很欣赏的事实是，所有最高尚的工作，无论如何绝不受任何报酬问题的影响。……然而，作为一个民族，倘若根本没有制订任何条款来保证对学者的成就进行奖励，我们对他们的成就就很不尊重，结果就不可能激励学者们的事业心，反而产生负效应，这也是事实。

 

当然，书院教育之所以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主要还是源于本世纪中国学人普遍流行的“喜新厌旧”。

与章太炎等人排斥新式学堂的决绝姿态不同，历来比较稳妥的梁启超，建议兼采新旧，在新式学堂中实行自由讲座制。梁氏首先批评近世学校教育的两大缺点。第一：“各科皆悬一程准，课其中程不中程。虽智力体力较劣下者，非勉及于程焉不可；其优异者亦及程而止，程以上弗授也。”梁氏断言：“此种‘水平线式’的教育，实国家主义之产物。”第二：“其学业之相授受，若以市道交也。”至于自由讲座制的具体实施，则有如下规划：

 

此种组织，参采前代讲学之遗意而变通之。使学校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皆为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关系。……如此则教育不至为“机械化”，不至为“凡庸化”。社会上真面目之人才，或可以养成也。

 

大概是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梁启超慨然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希望“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具体说来，便是“一面求智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可两年多后，梁氏不得不承认理想落空：上课下课，“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师生之间，“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

正像以提高社会格调、净化民族心灵为目标的老牛津大学，在1852年被纽曼理想化时，已经近于灭绝；以文科和理科研究生院为中心的“现代大学”，在1930年得到弗莱克斯纳满腔热情的赞赏时，也正面临巨大的挑战。历史的流逝，比观察者的笔墨要迅速而且冷酷得多。章太炎等人对传统书院的理想化诠释，很可能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重建书院的努力，虽则基本上落了空；但将书院精神引进现代的大学体制，则颇有成效。1924年，清华校长曹云祥向胡适请教如何创办研究院，于是，“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蓝文徵的回忆大致可信。1925年3月6日，清华学校校务会议通过的《研究院章程》，其中第六章“研究方法”第一则称：

 

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

 

同年，胡适的好友、同样留美归来的陈衡哲、任鸿隽夫妇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

 

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现在的时代，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博通众学，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而现在求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人而贯注几百人的可能。要补救这个缺点，我们可以兼采西方的导师制。就是一个书院以少数教者及少数学者为主体；这个书院的先生，都有旧时山长的资格，学问品行都为学生所敬服，而这些先生也对于学校（生）的求学、品行两方面，直接负其指导陶熔的责任。

 

取大学管理之组织与书院教学之精神，二者合而为一，这一主张，同上述梅贻琦《大学一解》中的说法，倒是不谋而合。

中西教育观念的差别，依晚清以来通行的说法，后者重知识传授，前者重人格修养。“新学校兴起，则皆承西化而来。皆重知识传授，大学更然。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所谓“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针对传统中国的师道尊严，曾博得国人一片掌声。可是很快，教育学家发现此种只重知识不尊师长的潮流，也有不小的流弊。为师的不自尊，求学的不重道，所谓“全人格的教育”，根本无法落实。于是，“教书”“育人”并重的观念，重新得到张扬。书院制的优势，终于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

不只是钻研高深学术的研究院，也不只是传统深厚的人文学科，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看来，大学精神之所寄，在于教师之树立楷模与学子之自谋修养。时人乐于传诵梅校长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却不大追究这句话的真正内涵。对于大学来说，“大师”之所以至关重要，不只是因其学识渊博，智慧超群，更因其可以为学生提供追摹的目标。“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这一思路，在40年代初的《大学一解》中，得到更加精彩的发挥：

 

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此语若出于章太炎、梁启超，或者马一浮、梁漱溟，一点也不奇怪；而出之于中国最为西化的清华大学校长之口，则非同寻常。尽管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供佐证，我仍然认定，梅氏的以上论断，与其西南联大时期的经验大有关系。阅读《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以及众多有关西南联大的著述，确能感受“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从游”之雅。抗战中颠沛流离的日常生活，以及整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使不少留学生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教育领域中书院制的重新浮出海面，与此密切相关。

可惜的是，这一难得的历史契机，并没被很好抓住。随后而来的内战炮火，使得融会贯通中西教育观念的野心再次瓦解。50年代以后的历次教育改革，书院制的优势，始终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书院之自筹经费、自定章程，注重因材施教，鄙薄标准化教学，强调道德气节的修养，突出师生的情感交流等，使其容易形成相对独立的学风。但不管是章太炎还是梅贻琦，都明白传统书院无法取代正规的大学教育。就在对现代大学制度痛下针砭的《救学弊论》中，太炎先生也不得不网开一面：“为物质之学者，听参用远西书籍”；“治国际法，亦任参以远西书籍授之”。晚年的章太炎，倾全力办书院、组学会，已将目标缩小为“扶微业辅绝学”，而不再是正面挑战现代教育制度。

将章太炎与梅贻琦两代人的眼光重叠起来，思考传统书院在现代中国的命运，或许有利于未来大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