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种大学史

将教育史的写作，作为一种叙事来理解，海霍的著作，以“讲述故事的概念与框架”开篇，接下来的章节，依次是“国民政府的故事，1911—1949”、“社会主义的故事，1949—1978”、“改革时代的故事，1978—1990”、“从中南区透视”、“从西北区透视”、“成人高教与中国的大学”。并非教育史家的我，最为关注的，自然是其叙事框架。在第一章中，作者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中国的学术体制与价值、东方传统和范型、欧洲大学的凯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中国大学”属于西学东渐的产物，当然只有“百年史”。

可是，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叙事，那便是：中国大学的历史，不是“百年”，而是“四千年”。以我阅读过的著作为例，伍振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以及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都是论述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注1。教育史家毛礼锐为熊著作序，强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高等教育居于世界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并批评以往将创立于11世纪末、有12000名学生的意大利的波伦亚（Bologna）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在毛氏看来，中国的大学，或从殷周算起，或从战国算起，退一万步，“如果从汉武帝设立太学算起，那么我国在公元前124年便无可置疑地有了较为正式的大学”。上述四部著作，胆子大的，开门见山，第一章便是“夏、商、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曲著）；谨慎一些的，书名用的是“高等教育”，但也忍不住断言，“我国的大学教育起源于商代是毫无疑义的”（熊著）。理由是，《礼记·王制》有言：

注1伍振:《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台北：三民书局，1982年；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高奇：《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类似的零星材料，还能找到一些，但不会太多。因而，复原西周的大学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三代之学”作为历代文人学者的共同记忆，确实影响了整部中国教育史的建构。除非否认晚清以前存在着“高等教育”，否则，无法不从西周说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确实有三四千年高等教育的历史。

可是，这么一来，很容易导致“大学”概念的瓦解——任何一个文明，必然有属于自己的教育事业；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事业，都有高等、低等之分，所谓“大学”的起源，岂不成了“伪问题”？

问题可能出在翻译上，当中国人以汉语的“大学”，对应英文的“University”时，必须警惕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样是高等教育，办学宗旨、教学体制、组织结构，乃至发展方向，均与其历史渊源紧密相关。西方人谈“University”，一般从中世纪说起；至于古希腊，只是作为思想渊源来追溯。同样道理，谈论中国的University，似乎也不好意思追溯到西周。

突发奇想，上述四种教育史著，都没有英文书目；假如需要，怎么翻译？The History of China's University，肯定不合适，恐怕只能勉强译成The History of China's Taixue and University。也就是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分成三千年的“大学”和一百年的“University”，二者并非同根所生，很难直接过渡。教育史家囿于“大学”的名义，将其合二为一，便出现了许多问题。

还是辞书学界严谨，两种不同渊源的大学，分得一清二楚。“大学”一词，在《辞源》中是“古代贵族子弟读书的处所。即太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则是“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的一种，在我国一般指综合大学”。前者念tai xue，后者念da xue，即便是读音，也都泾渭分明。《汉语大词典》兼及二者，既讲实施现代高等教育的da xue，也讲包括周之辟雍、汉以后的太学以及晋以后的国子学的tai xue。依此类推，tai xue史只能讲到晚清；da xue史则只有百年。硬要谈论从古到今的“中国大学”，恐怕很难得其要领。

这本来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之所以长期不被学界正视，就因为涉及所谓的“民族自尊”：一个文化古国，只有百年的“大学史”，实在说不过去。与此相类似的，是具体大学的溯源。冯友兰先生称，“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理由是：

 

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尽管有种种遗憾，北大校史始终以戊戌维新为起点。倒是前几年湖南大学力争从岳麓书院（976）说起，这一“悲壮的努力”，最终被国家教委否决。否则，中国将出现一大批远比巴黎大学（1170）、剑桥大学（1209）、哈佛大学（1636）、耶鲁大学（1701）古老得多的“大学”。

其实，这种建构“悠久历史”的冲动，从1920年代便已开始。先是柳诒徵撰写《南朝太学考》、《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称“金陵之有国学，自孙吴始，晋、宋、齐、梁、陈，迭有兴废”；“明之南京国子监，实为上下千年唯一之国立大学”。柳氏基本上严守史家立场，承认：

 

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遂无寸瓦尺椽之遗迹，可以供今人之印证，仅能从史志之文，想像盛时之状况矣。

 

之所以着力钩沉史料，就因为古之太学，“虽所业与今殊科，其劝学之方，析理之式，固皆足为诵法，恶可任其湮郁史册而不章哉”。

到了张其昀，可就不一样了，目的很明确：为中央大学建构优良传统。其所撰《源远流长之南京国学》（1935），称中央大学及其前身东南大学、两江师范，都在南京城北钦天山前，此地乃五百年前明代大学之遗址。于是，穿越时空，扶摇直上：

 

追溯其源，则刘宋之四学，萧梁之五馆，均在钦天山麓，薪火之传几至千五百年。中国各大学论其历史关系之深，精神遗产之厚，举无有能及中央大学者也。

 

如此勇敢的溯源，“中国各大学”确实难以匹敌。但此风不可长，否则，中国教育史将是一笔糊涂账。以中国历史之悠久、文物之丰富，地域文化之多姿多彩，随便一考，哪一所大学都能长出千八百岁。校史的无限扩张，之所以不值得提倡，除了有违实事求是原则，更因其遮蔽了“大学”与“University”（或曰tai xue与da xue）的巨大差异。而这，对于现代中国大学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

承认中国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资源丰厚，但本世纪实行的大学制度，却是道地的舶来品。1918年，校长蔡元培为《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作序，对此有明确的表述：

 

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见陈教授汉章所作《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然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然则往昔之太学国学，直当以高曾祖祢视之。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

 

二十三年后，清华校长梅贻琦撰《大学一解》，以儒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解说今日之大学精神，同样凸显古今中西之别：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或者区分“本体”与“高曾祖祢”，或者辨别“制度”与“精神”，都是强烈地意识到，在中国，古今之大学，不能说毫无关系，可也很难同日而语。

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承继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而是实践起来举步维艰；此中甘苦，单看“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之曲折，便可大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