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研究”之路——代自叙
我之关注大学问题，最早是因与夏晓虹合编《北大旧事》而广为人知。但就学术思路的形成而言，则必须往前推十年。我的博士论文主要讨论晚清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很自然地，牵涉到新教育与新文学的关系：“梁启超以废科举开学校育人才为政治上的‘变法之本’；其实，这何尝不是文艺上的‘变法之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新教育’，就没有中国现代小说，也没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讨论清末开始的书院改学堂，我的侧重点在课程设置如何影响青年学生的知识结构，乃至转变其文学趣味与小说技法。这原本是独立的一章，题目就叫“从士大夫到留学生”，洋洋洒洒，写了三四万字，写完后，越看越虚，没把握，删繁就简，就成了现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一章“导言”里的第四小节。功夫没下足，文章做不好，但我坚信，自己的思路没错——谈新文学或新文化运动，必须将其与新教育联系起来。
1993年秋到1994年夏，我有幸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奖助，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做研究。这是一段值得追怀的好时光——暂时脱离忙碌的日常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静下心来，自由自在地、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读书。你可以想象，在这种境况下，我会翻阅有关东大、京大的书籍，其中东大为百年校庆而编纂的“写真集”《东京大学百年》，以及十卷本的《东京大学百年史》，其学术立场以及编纂策略，给我很大触动。于是，写了篇短文，题目叫《大学百年——从〈东京大学百年〉说起》，刊在1994年10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上。文章劈头就说：“再过四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就将迎来百年大庆。没人让我操心，只是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老觉得该为它做点什么。”校庆纪念，很容易做成热闹有余而深切不足的“官样文章”。因为“无官一身轻”，我愿意而且能够做的，就是从学术的角度，来阅读、叙述、品鉴、辨析这所大学的历史，并借此凸显某种精神价值。恰好，我所在的北大，有此潜能，值得认真经营。
大概是1996年春夏，我们开始了情趣盎然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开始见一篇收一篇，后来发现，这样不行，编出来的书面目模糊。在这过程中，逐渐跳出几个关键词：首先是“老北大”。之所以将目光集中在“老北大”，既是退却（“新北大”很复杂，一下子说不清），也是进取（可借此突出某种精神传统）。其次是“故事”。无论是当初的“素描”，还是几十年后的“追忆”，生气淋漓的叙述中，均包含着若干误传与误记；可这些东西不该随意抛弃，因其更能体现“生命之真”。意识到这一点，我刻意强调“历史”与“文学”间的张力。第三是“小品笔调”。这当然是与中文系教授的趣味有关——同样记录一件事，可以是浮光掠影，也可以是入木三分，我们当然愿意选择有趣且雅致的文字。就像该书的序言说的：“杂感、素描、随笔、小品、回忆录，以及新闻报道、档案材料等，有带露折花的，也有朝花夕拾的，将其参照阅读，十分有趣。”
《北大旧事》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选本，与那篇题为《老北大的故事》的序言有关。借助这篇序言，我们将“大学”作为“永恒的风景”来观赏、品读的思路，得到了广泛的了解与认同。说来好笑，这篇序言原本是交给一家大型文学杂志，编辑很喜欢，可最后关头，主编看到“北大之闹学潮，可谓渊源有自”字样，大惊失色，坚决要求删改。我不愿妥协，于是将文章转给了《读书》。《读书》分两期刊发，而且标明了“老北大故事之一”、“老北大故事之二”，留下了日后再接再厉，撰成“系列文章”的契机。这么说来，可谓“因祸得福”。
《北大旧事》编成于1996年，序言发表于1997年，至于正式成书，则迟至1998年1月。那是出版社方面的考虑，想借校庆活动的“东风”。其实，这样处理，效果不是很好，容易被误认为一般的校庆读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在我看来，“教育”无法完全脱离“政治”，但“大学史”不应该成为“政治史”的附庸——尤其是当我们将“政治”简化为“党派利益”的时候，更是如此。我在《哥大与北大·教育名家》中提及：国共两党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对民国年间的“学潮”评价天差地别，但着眼点都是政局稳定与否。教育家则不然，从培养人才的角度立论，对学生的“荒废学业”不能不深表遗憾。1930年冬，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后，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正规化。对于蒋校长的这一努力，1980年代撰写或修订的北大校史，都是持批判态度的。替蒋梦麟“评功摆好”，引来一些批评，我的辩解是：“我并不否认五四运动为北京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光荣，也是历届学生引以为傲并极力追摹的目标，但我不主张将一部北大校史建构成加挂教学和科研的‘学生运动史’。”在这篇题为《大学史的写作及其它》的答辩文中，我还提到：“恕我直言，北大百年，蔡元培校长引进的德国大学模式及其兼容并包精神，影响极为深远；蒋梦麟校长推崇的美国大学模式及其正规化教学思想，同样值得认真对待。将后者说成是为了配合国民党的思想控制而采取的措施，似乎过于深求了些。”十年后的今天，承认著名教育家蒋梦麟的历史功绩，在学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
北大校史的“变脸”，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了整个中国思想及文化的转型。就拿北大校长来说，三十年前，我们不能确定马寅初的贡献；二十年前，我们对如何评价蔡元培拿捏不准；十年前，谈论胡适时我们仍然举棋不定——而所有这一切，如今都成了“常识”。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进步”。最近十年，大学史的研究突飞猛进，有外在的动力——各大学都努力给自己贴金，编撰校史时，不再有那么多的顾忌；也有内在的原因——我们终于认可了，现代中国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事关国家民族的命运，应超越党派利益，不该将其捆绑在阶级斗争的战车上。
同是1998年，紧接着三联版的《北大旧事》，我在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老北大的故事》。一编一撰，二者对照阅读，更有意思。前者让大家对这所大学的“人和事”感兴趣，后者则力图发掘那些有趣的“人和事”背后隐藏着的各种沉重话题。就我自己而言，真正用心用力的，当然是《老北大的故事》。
1997年春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因资料凑手，撰写了一组短文，总题为《哥大与北大》。这八则先刊美国《明报》、后发表在《中华读书报》的小文，借若干校长及教授的故事，钩稽这两所大学的历史联系。回北大后，所撰《北京大学：从何说起？》、《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等，那已经是拉开架势，将“北大”作为学术对象来审视和辨析了。在文体上，《老北大的故事》介于“专著”与“随笔”之间，第二辑“校史杂说”较有学术分量，但也不同于专业论文。
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史学价值的追求。不过，一旦进入具体课题的实际操作，我还是努力保持史家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风格。我说过，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我已出版的几本小书，大体上都是实践这一诺言，即便不够专业，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
北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百年历史上，九曲十八弯，是理解中国现代教育最好的切入口。这一特性，使我得以超越一般的“校史论述”，从“个案研究”，迅速上升到对整个现代中国大学命运的思考。单就这一点而言，我很庆幸。也正因为如此，“百年庆典”结束了，我的研究还可以继续往前推进。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应景”的题目。
其实，中国各著名大学，大都有自己的校史编纂队伍，也出版过相关著述。如逢五十大庆或百年盛典，更是推出系列出版物。可这些作品，或近于招生广告，或类似工作总结，除了校友及少数教育史专家，很少有人关注。随着《北大旧事》以及《老北大的故事》的出版与热销，众多零散的关于老北大的私人记忆被集合起来，而且被作为一种“大学叙事”，加以辨析、阐释与发挥。借助若干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来呈现所谓的“北大传统”和“北大精神”，这种编撰策略，效果很不错。于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和辽海出版社紧接着组织了“老大学故事丛书”和“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随后出版的“中华学府随笔”丛书以及“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走的也是这条路子——谈论大学的历史，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群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才会一时间成为出版时尚。
谈论大学的历史，为什么选择“讲故事”？我在《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中谈到，那是因为撰写正史的权力，掌握在主政者手中，没有足够的档案数据（以北大为例，1950年代以后的人事档案不能查阅），民间很难从事这项工作。而一旦成为官修正史（即便只是“大学史”），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必定收敛锋芒，回避矛盾。这样的写作，既不尽心，也不尽兴。所以我才会让开大路，自居边缘，讲述那些五光十色的“老大学的故事”。如此则讲者别有幽怀，听者心领神会。
至于你问为什么大家都关心大学问题，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中，我提到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后者包括：第一，中国的大学体制及教育方式有问题；第二，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样，中国大学也在转型；第三，正因为有问题，在转型，具备往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公众才有批评及建议的热情。最后一点同样不该忽视：大学话题不属于“禁区”，虽有些言不尽意，但总比以前捂着盖着好多了。
我对北大的关注，从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学，到后来的注重现代中国学术，再到逐渐逼近作为现代知识生产基地的大学制度，这一学思历程，使得我倾向于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来考察。可是，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讨论北大的成败得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牵涉到论者的政治立场、理论预设、研究策略，也与叙述笔调密切相关。后者往往不被看好，以为是“雕虫小技”。大概跟自家学术背景有关，谈论中国大学，我不但关心“说什么”，而且注意“怎么说”。你若问什么是好的“叙述笔调”，其实没有一定之规，关键在于，必须契合论述对象以及个人趣味。
我谈北大，关注“北大人物”，那是因为我“人在燕园”，希望借梳理若干师长与这所大学结下的不解之缘，来亲近、体贴、理解、阐释这所大学。这么一种个人化的叙述，有好处，也有局限。因“结缘”而带来的强烈的主观色彩以及作者身影的浮现，使得这组文章多了些激情与温馨，而相对缺少距离与冷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对于“半文半学”的论述策略，其长其短，作者必须心里有数。
作为史家，我承认个人经验对于历史书写的意义——前辈的“追忆文章”如此，我的“故事考辨”也同样。辨析国人对于“大学”的想象，需要坚硬的史料（如档案档），也需要华丽的乐章（如诗文小说）。虚实之间，构成巨大的张力，让史家得以穿梭其间，驰骋想象，挥洒才情。这样的“大学研究”，不涉及办学规模、经费预算以及综合实力评估等技术因素，显得有点“虚”；但其注重“个性”与“表述”，凸显“故事”与“精神”，在林立的教育史著述中，另有一番风情。
我曾多次提及，中国的高等教育分成三千年的“大学”和一百年的“University”，二者并非同根所生，很难直接过渡。正是这样一种区分，使得我乐于为中国大学“寻根”——探讨诸如传统书院能否实现现代转型的问题。
所谓为中国大学“寻根”，包括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第一，史实钩稽；第二，理论反省；第三，现实需求。在史实层面，我以为现代中国大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晚清以降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另起炉灶”弄出来的，跟西汉的“太学”或明清的“国子监”没有直接关系。为了所谓的“民族自尊”，而刻意拉长中国“大学”的历史，既没必要，也不可能成功。
这么说，不等于否定中国大学“寻根”的价值。我对20世纪中国教育成功移植西洋制度表示欣赏，但对其抛弃悠久的书院传统则深表遗憾。在《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我从教育体制、教育理念以及教学方法的角度，谈论传统书院教育如何成为今日中国大学改革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可惜的是，像《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那样的个案研究，目前我做得太少，还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但我用来质疑“接轨”热潮的“中国经验”，既包括传统书院，也包括百年中国大学史。《中国大学十讲》中，除北大外，我还关注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无锡国专等，这份名单，一看就是“别有幽怀”。
学以救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弊”，需要学者去直面乃至抗衡。1920年代，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对于传统中国教育，不宜估计过高——他担心表扬传统教育会压抑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情；今天情况完全变了，“接轨说”已成主流，从官员到学界到大众，开口闭口都是哈佛、耶鲁，恨不得直接拷贝任何一所稍有名气的西方大学。正因此，我才有必要跳出来，批评“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我当然明白，传统书院或民国年间的大学，有很多弊病，之所以热心“发潜德之幽光”，不外是希望借此拓展学术视野，增加不同的思想资源，免得21世纪的中国大学，真的变成“欧洲大学的凯旋”。
我借用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来呈现所谓的“北大精神”。这种写作方式，日后成为各大学校庆写作中经常借鉴的模式，可惜大都仅得其皮毛。首先，我讲“故事”，不仅仅是因其“好玩”，更因这些故事蕴涵着某种我认可的“精神”，这才值得我去上下求索、左右开掘。其次，假如将“老大学的故事”作为阅读、考辨的对象，那么，需要史家的学养与眼光，而不仅仅是文人趣味。第三，无论什么时代，“大学”的生存与发展，都与整个社会思潮密不可分，必须将政治、思想、文化、学术乃至经济等纳入视野，才能谈好大学问题。第四，必须超越为本大学“评功摆好”的校史专家立场，用教育家的眼光来审视，用史学家的功夫来钩稽，用文学家的感觉来体味，用思想者的立场来反省、质疑乃至批判，那样，才能做好这份看起来很轻松的“活儿”。
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即兴演说，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之所以长枪短棒、匕首弹弓一起上，一是兼及历史与现实，努力介入当下的社会（教育）改革，二是思考尚不成熟，为文略嫌匆促。在《北大精神及其它》的“后记”中，我谈到希望有一天能就北京大学撰写沉甸甸的专著；但同时，我也表示，不悔且不薄如此寻寻觅觅的过程。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能够调动研究者的激情与想象力、具备许多学术生长点的好题目，即便山路崎岖，前景也不太明朗，也都值得尝试”。
我曾经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反过来，教育史的思考与撰述，对我从事文学史或学术史的研究，大有裨益。这一番“游历”，在我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书，以及正在撰写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更重要的是，此番“越界”，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养成了不受学科限制、自由驰骋的阅读以及思考的习惯。恕我大胆，借用林语堂的《四十自叙诗》，真可谓“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
至于说我对中国大学问题的探讨，到底有多大的收获，这很难说。或许，还不到结账的时候，我的思考仍然“在路上”。有问题意识，有真切感受，也有若干精彩的个案研究，但搭不起自家独立的大厦。惟一敢说的是，意识到思想、制度、话语方式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略有“触摸”，如此而已。希望有一天，我真能像朱熹说的那样，“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那时，再来删繁就简、推陈出新，发布我探讨大学问题的“最大成果”。
既然是“在路上”，自然不肯轻易放弃。在《大学何为》的“自序”中，我提到，会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附记：以上自叙文字，大都借用我答《出版商务周报》记者的提问；这则“答问”，曾以《书里书外话“大学”》为题，刊2007年10月28日《出版商务周报》第22、2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