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怀想西南联大

由北大、清华、南开以及云南师大合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对于近年急剧升温的“西南联大热”来说，可谓“火上添油”。全书共六册，分总览卷、会议记录卷、教学科研卷、教职员卷、学生卷、经费设备校舍卷，排版印刷均很讲究，配得上这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史料”不同于体系严密的“通史”，更不同于趣味盎然的“故事”，其阅读需要一定的知识准备。可一旦读进去，纵横驰骋，点石成金，真的“其乐无穷”。这种自主性很强的阅读，其实不限于专门家，任何一个对西南联大历史感兴趣的读者，都可如入宝山，保证不会空手而归。

抗日战争中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乃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其环境之恶劣与成绩之显著，形成极为鲜明的反差，以致今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因先后问学的几位导师出身西南联大，我对其时学校设施之简陋、师生生活之艰难略有所闻。即便如此，翻阅“史料”时还是很受冲击。收在第一册的《西南联大概况调查表》（1945年5月）称：“近来昆明物价飞腾，教职员一般皆入不敷出，负债借薪度日”；学生“虽有公米可购，而柴菜昂贵，颇有营养不足之虑”。这些还略嫌抽象，真正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图书总数及增添情形”:“中文总数33910册，西文总数13478册，每年添书约五百册。”只要稍有读书、藏书经验者，就会明白这数字背后的辛酸与沉重。堂堂中国最高学府，中西文藏书合起来还不到六万册（请注意，今日北大图书馆藏书461万册），真不知教授们如何“传道授业解惑”。开始以为排版时漏了一个零，可核对第六册所收众多图书馆报告，证实此数字准确无误。

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理解西南联大为何需要制定那么严苛的图书借阅制度。1939年关于阅览室、借书处、书库证等若干规定，1943年被综合而成《西南联大图书馆阅读指南》。该“指南”规定：学生一般在阅览室读书，每次只能索书一册，且以四小时为限。正在撰写论文的四年级学生可凭论文导师证明，借阅与论题相关书籍三册，时间一周；如无他人需要，可续借一次；若到期不还，除停止借书权利外，还按管理规则予以处分。我先读的是第二册“会议记录卷”，当时很惊讶西南联大常委会为何经常议决处罚学生，而最常见的理由竟然是违反图书管理规定。等到阅读第六册“经费设备校舍卷”，了解联大图书馆的收藏以及相关规定，方才废书长叹——如此不近情理的规定，实不得已而为之！

第一册“总览卷”所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在中国读书人中广为传诵；更因燕园立有此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名碑，我对其可谓“耳熟能详”。可重读一遍，照样还是感慨万千。碑文称西南联大可纪念者有四，最让我感动的是第三：“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碑文力求简洁，有些话无法敞开来说。比如此“兼容并包之精神”，一般人都会联想到蔡元培校长确立的老北大传统。这当然没错，可在战时特殊环境下，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坚持“兼容并包之精神”，成为大后方重要的“民主堡垒”，还必须提及由清华大学带入的教授会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曾撰文，高度评价梅贻琦校长之建立教授会制度，称其：“在校内，它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而西南联大决策和管理之相对民主，与梅贻琦长期主持常委会工作，以及教授会制度的确立不无关系。西南联大的教授会，比起清华时期来，权限有所缩减，基本上属于咨询机构；但在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时刻，教授会挺身而出，支持学生争取民主运动，作用非同小可。

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等四校学生自治会召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集会，在教授们的演讲声中，会场四周响起恐吓性的机关枪、冲锋枪、小钢炮；散会之后，交通又被军警断绝，数千与会者在寒风中颤抖。第二天，各校学生相继罢课，以示抗议。12月1日，大批特务和军警闯进联大等五处校园，捣毁校具，殴打师生，导致四人牺牲，十一人重伤，昆明学生争取民主运动由此迅速展开。关于这一历史事件，史书中多有记载；我关注的是校方及教授们在此“危机时刻”的态度及反应。第二册“会议记录卷”里，包含常委会、校务会和教授会三部分，恰好都有关于此次运动的记载，值得认真品读。

事件期间，常委会开过四次会，讨论了很多问题，也做了不少决议，除第三五七次会议议决“由本委员会即函本大学全体教师分别劝导学生于下星期一一律复课”和“推请本大学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代表本大学出席明日之本市各界为死难学生丧葬善后会议”外，其余均与此无关。校务会也开过四次会，每回议程倒是紧扣此事，只是决议很简单，没有多少约束力。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当属教授会：共举行了九次会议，每回均有决议，且态度明确，措施得力。比如，第一次会议“推冯友兰、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朱自清、赵凤喈、燕树棠、闻一多八先生为抗议书起草委员”；第二次会议“推派周炳琳、汤用彤、霍秉权三先生参加死难学生入殓仪式，代表本会同人致吊”；第三次会议组成以周炳琳为首的法律委员会并委托其“搜集有关本次事件之史料”，准备起诉云南军政首领，“务期早日办到惩凶及取消非法禁止集会之命令”。如此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边要求学生复课，边敦促政府惩凶，对于保证此次民主运动之有理有利有节，起了重要作用。

如此叙述，很可能会给人教授非常勇敢，而常委会和校务会则相当懦弱的印象。教授比校长激进，普遍倾向于支持学生的民主诉求，这一点毫无疑问。我想补充的是，问题可能还有另外一面，即不排除这种由教授会出面发表抗议声明、安抚学生复课并起诉军政当局，包含校方的策略选择。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危机期间，梅贻琦等学校领导，也都参加甚至主持了若干次重要的教授会。

回到陈岱孙对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的总结，以及冯友兰关于西南联大如何“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表彰，你会明白，一个已经消逝了半个世纪的大学，何以还能吸引那么多知识者的目光。单是“艰苦创业”或“人才辈出”，似乎还不足以穷尽西南联大的魅力。

 

附录

吴宏聪先生的《向母校告别》及相关照片

在《过去的大学》（2000年7月16日《新民晚报》）中，我曾提到“先后问学的几位导师出身西南联大”，当时想到的，主要是中山大学的吴宏聪先生和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季镇淮先生。吴先生1938年考进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1946年联大结束，随王力先生转往广州的中山大学。王先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七七事变后辗转各地，1942年9月在西南大学正式复学；第二年考入研究院，师从朱自清先生专攻中古文学，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前夕完成毕业论文《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季先生1937年就读于长沙临时大学，后转入西南联大中文系，1941年考入研究院，师从闻一多先生，1944年修业期满，考试及格。王、季两位先生都是先任清华教职，1952年院系调整时方才调入北大。作为我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的导师，吴、王二位先生对我的治学乃至人生道路有很深的影响，这点几乎不必论证；季先生则不一样，我并没有真正跟随他念过书，可他是我妻子夏晓虹的导师，故也常有拜谒请教的机会。

说这些，并非故意摆谱，炫耀自己“师出名门”，而是想解答一个疑问：作为“文革”后最早进入大学的一代，我们是如何接续传统的。不必讳言，尽管“大治之年气象新”（1977年广东省的作文考题），师生们意气风发，但学术环境其实很不理想。思想文化上的“拨乱反正”，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重建看得见摸得着、能让学生们心服口服并一意皈依的学术传统，谈何容易！这个时候，老教授们的言传身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青年学生们欣赏并认同七八十岁的老教授，而对四五十岁的中年学者则颇有微词，当初以为是古已有之的“远交近攻”，日后逐渐看清楚，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老少结盟”，很可能不是基于功利的考虑，而是学术传统的重新选择。在学者人格以及研究思路上，跳过五六十年代，而接上三四十年代，这一以“复古”为“革新”的潮流，从具体命题到历史人物，再到学术传统，最后落实为教育制度。这就不难理解为何90年代中期以后，谈论“老大学”成为一种兼及雅俗的“时尚”。

起码在人文研究领域，经由晚清至“五四”的破旧立新、熔铸中外，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生机勃勃的现代学术。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虽然战乱频繁，这种学术传统及其植根其间的大学制度，仍在艰难的环境下继续成长。身历其中，耳濡目染，日后虽有诸多令人很不愉快的“思想改造”，但终未彻底泯灭年轻时刻骨铭心的记忆。一旦“解冻”，年轻时的记忆复活，其言谈举止，竟让青年学生惊叹不已。这时候的老教授，不仅仅是校园里的流动风景，而是肩负着承传学术传统的重任。

1997年11月，在中山大学为吴先生从教55周年纪念会上，我做了题为《为人师者》的发言（发言稿刊《美文》1999年3期），其中提到我念研究生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吴先生明确表示不同意我某篇文章的观点，但仍将其推荐给《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发表。接下来是这么一段：

 

吴先生的这种胸襟，除了个人气质，还得益于毕业西南联大的学术背景。我之所以敢如此断言，是因为我到北大师从王瑶先生，偶然说起此事，王先生脱口而出：“那是很自然的，没什么好说。当年朱自清、闻一多指导我们，也都这么做。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错？要学生绕着自己转，导师、学生都没出息。”我很高兴，在我蹒跚学步的时候，能得到如此宽厚的待遇；更难能可贵的是，借助吴先生、王先生，我得以理解西南联大乃至老北大的学术精神。

 

吴先生读了这段文字，大为感慨，于1999年9月10日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还附上一帧精心保存的照片。信中有两处涉及西南联大的史事，值得大段引录：

 

我四年级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曹禺戏剧研究》，当时曹禺的剧作虽然很轰动，但把曹禺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恐怕不多，“话剧”与“学术”那时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还不太“沾边”，但系主任罗常培（他是著名音韵学家）批准了我的选题，导师是杨振声先生和沈从文先生。但我把论文提纲送给杨、沈两位导师审阅时，杨先生不同意我一些观点，而沈先生却认为论文提纲尚有可取之处，作者对曹禺的几本剧作的确下了一些功夫。我觉得导师意见不同，我夹在中间，很难下笔，提请改换论文题目。但杨、沈两位老师都认为没有必要，论文写出一点新意，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行，你完全可以按照你的思路写下去，自成一家之言。杨、沈两先生还说，导师是指导你写论文，不能我们讲一句你写一句。最后我在导师的指导下写了几万字的论文，虽然有的问题没有按照杨先生的意见去写，但杨先生不以为忤，循循善诱，使我受益不浅，毕生难忘。最令人感动的，杨先生还跟闻一多先生一起推荐我留系工作，教先修班国文。

 

信中附上的照片，是我以前跟你说，我手头有一张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北迁，西南联大宣布结束时，中文系师生的合照，颇有历史价值，如果北大校史陈列室需要的话，可以奉送。去年联大校友会征稿，我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题为《向母校告别》，并附上照片，希望图文并发。但编辑发了文章，没有刊登照片（全书均未刊照片），未免可惜。文章可有可无，照片却是历史的见证，十分难得。但事已如此，只有等到联大100周年纪念的时候，再有李平原、王平原或X平原的学者出来撰写《老照片的故事》续编了。现将《向母校告别》复印一份一并寄上，让你“感受”一下（不是“触摸”）当年我们分手时的情景。毕竟我们在艰苦的岁月中共同度过了八年，真有点依依不舍啊，大家心里都有点沉甸甸的，绝不像杜甫说的“漫卷诗书喜欲狂”。

信中打趣的话，指向我的两册小书《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和《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吴先生知道我对现代中国大学的历史感兴趣，希望我“乘胜追击”，“啃下”西南联大。

诞生并成长于抗战烽火中的西南联大，只存在了短短九年（1937年8月—1946年7月），前后在校学生不过八千（人），可在中国教育史、思想史乃至政治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后人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触摸并阐释西南联大的历史、人物、学术传统与精神风貌，确实极有价值。但以我业余选手的身段，其实很难膺此重任。好在《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等精彩的回忆录、史著以及资料集，为读者之进入作为“历史”或“话题”的西南联大，提供了绝大的方便。

虽然读过不少有关西南联大的史料，但吴先生鲜活的回忆，还是很让我感动。现征得吴先生的同意，在西南联大结束56周年前夕，将《向母校告别》一文以及这幅珍贵照片，奉献给喜欢西南联大的朋友，以纪念这所将永远活在中国人记忆中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附录

向母校告别——记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最后一次集会（吴宏聪）

我1938年考进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2年毕业后留系工作，直到1946年联大结束，历时八载。流年似水，往事如烟，许多值得纪念的人和事，已有不少师长和校友撰写文章，《笳吹弦诵在春城》和《笳吹弦诵情弥切》便是联大八年最好的历史见证。但回首当年，值得回忆的往事似乎还有不少，中文系师生最后一次集会便是难忘的一桩往事。

记得从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校园里便不断传出有关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西南联大结束办学的消息。日期和路线一改再改，最后联大常委会宣布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4日结束，学校决定于5月4日在图书馆举行结业仪式。于是各系也纷纷赶在5月4日前举行结业活动。中文系决定在5月3日集合，系主任罗庸先生要赵毓英和我负责通知系里的老师和各年级同学参加，罗先生特别叮嘱，一定要把冯友兰院长请到。因为这样大规模的师生集合，八年来还是第一次，而且又是最后一次，大家都很珍惜和重视。那天除罗常培先生赴美讲学未归，刘文典先生已赴滇西磨黑，杨振声先生因事请假外，余下的全体教师都出席了，各年级同学也基本上到齐，气氛十分热烈。

集会由系主任罗庸先生主持，他致辞后，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王力、游国恩、沈从文、浦江清等几位老师都先后讲了话，话题集中讲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如何风雨同舟，在战火纷飞、生活条件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把西南联大办成蜚声全国的大学的种种经历，勉励大家要继承和发扬西南联大优良校风、学风，为西南联大添光增彩，语重心长，令人感动。可惜事隔多年，我现在已记不清老师们讲的原话了。只记得当年出席会议的讲师、教员、助教共有十多位（中文系因为负责全校大一国文的教学，班次多，教师也多），罗庸先生请年轻教师也讲一讲联大八年的感受，李广田先生很动情地（说）：我们十来个人，都是战前分别毕业于北大、清华、南开或在战时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座的各位先生都是我们的老师，春风化雨，师恩浩荡，毕业后又在老师身边工作多年，老师言传身教，使我们受益不尽，毕生难忘……一席话，给集会平添了一份惜别的感情色彩，大家都意识到，我们将要分手了，但又不愿分手。座中有人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由冯友兰先生撰文，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先生书丹，珠联璧合，堪称“三绝”，若干年后，肯定会成为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又有人说，纪念碑文不长，却是联大八年最好的概括，纪念碑文列举了四点值得纪念的地方，十分中肯。闻一多先生听了，接着插话说，碑文列举的四点，一点也不错，值得大书特书，但此时此地，我并不在乎纪念碑文会不会成为历史文献，我看重碑文中一字千金的“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联大八年，兴学育才，作出了贡献，也作出了牺牲，暂且不谈别的，中文系办公室离四烈士墓很近，要使烈士的鲜血不白流，就要时刻记住“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这句古话。闻一多先生抗战后期致力于民主爱国运动，国而忘私，公而忘私，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一二·一”运动过去还不到半年，四烈士遗体安葬也只有两个月，谁都掂得出他这些话的分量，会场顿时静了下来，气氛显得颇为凝重。在座的同学也有两三位发了言，大都是感谢老师和母校的哺育之恩，感谢三迤父老对西南联大的支持和帮助，情真意切，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比老师更可亲可敬的了。

集会结束时，罗庸先生请大家到中文系办公室门前摄影留念。有人建议师生合唱一次校歌，罗先生是校歌歌词的作者，请罗先生领唱。话刚落音，便引来了一阵掌声，罗先生笑着说，这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只会作词，不会唱歌。说着说着，不知谁拉开嗓门：“万里长征，辞却五朝宫阙……”有人起音，后面的很快便跟着唱起来了。以前是唱：“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现在已经驱除仇寇马上复神京，还燕碣，所以师生们唱得特别带劲，嗓门有多高便拉多高，谁也不管它会不会离音走调。虽然唱得不很整齐，但唱得荡气回肠，余音袅袅，情景的确动人，有人激动得哭了，出门照相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位同学眼中还含着泪花。

照相是罗庸先生事前作了安排的，副教授以上的老师坐前排，其他的老师和同学或站或盘膝而坐。他看见东北区2号甲的门牌号码有点剥落，还叫我们找粉笔把它誊清。待到要拍照的时候，罗庸先生一再请冯友兰院长坐中间，但冯先生坚持就近坐下，推让之间，朱自清先生挽着冯先生的手并肩坐下说：今天是师生合影留念，不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如果有人感兴趣，那么这张照片中间一排，从左往右，浦江清先生第一，我第二；从右往左，沈从文先生第一，王力先生第二，就这样行了吧。几句话又赢得一阵掌声。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这样留下来了。照相完毕后，许多同学仍在东北区2甲门前簇拥着老师，话长话短，不愿离去。我们差不多全体列队陪着老师沿着东北区膳堂，走过图书馆右侧铺了煤屑的校道走出校门，然后挥手致意，互道珍重。人过了马路，到了南区还回首凝眸，深情地注视着那挂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横匾的校门，默默地向母校告别。校园上空一片蓝天，几堆像棉絮般的白云从东边飘过来，雪白，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