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学”作为专科

传统中国推崇的是“通人之学”。历代书院中，也有侧重专科训练的（如医学、术数、军事、工艺等），但此乃“边缘性知识”，不是读书人心目中的正途。读书人钻研的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其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国家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晚清开始出现专攻西学的书院（从“方言”到“格致”）。而废除科举考试后，西式学堂成为大势所趋。张之洞之创建“存古学堂”，将“国学”作为“专门”来修习，预示着世人政治立场及文化心态的大转移。已经从“半部《论语》治天下”，大踏步后退为“保国粹，存书种”。即张之洞《奏设存古学堂折》（1907）所说的：“列朝子史，事理博赅，各体词章，军国资用，亦皆文化之辅翼，宇宙之精华，岂可听其衰微，渐归泯灭！”

曾经是读书人命脉的孔门学说，如今成了专修课程。强调“客观研究”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将其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新文化人之从“文学革命”迅速转为“整理国故”，并没有使“国粹”摆脱日渐边缘化的窘迫境地。1918年北京大学筹设研究所（1922年研究所国学门方才有效运作）,1925年清华学校创建研究院国学门，再加上从20年代中期起，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等）也都先后设立了研究国学的专门机构。一时间，谈论国学成为风尚，大有将其作为评判大学研究水准的意味。实际上，只要在中国办学，就必须贴近本土的文化学术与社会生活；而且，比起根基尚浅的“西学”来，20年代的中国学界，“国学”明显容易出成绩。

就学校规模、研究经费、社会知名度而言，在20年代的“国学热”中，无锡国专毫无优势可言。但有一点，师生们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即依旧生活在“传统”之中，这是其它大学的师生所不具备的。接受教育部考察并改名“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后，办学宗旨略有改变，不再提“正人心，救民命”，而是：“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即便如此，无锡国专的师生依旧是“别有幽怀”，不希望只是从事卓有成效的“客观研究”。

唐文治特别喜欢引证1931年国联教育科代表唐克尔·培根参观无锡国专后所发的感慨：“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文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在1933年出版的《国专季刊》上，对此事有比较详细的报道。培根除谈及国学的重要性，更宣称：“贵校为研究‘国学’之最高学府，负有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与普通学校之使命不同。”这话肯定说到了无锡国专师生的心坎上——尽管北大等名校的学者们不见得认可。

在无锡国专，无论讲学的“大儒”，还是莘莘学子，都有一共识：以“继绝学”自命。这种精神状态，相当感人。老师“痛旧道德之沦丧，新文化之似是而非”，“深愿以淑人心扶世道救中国”；学生则谴责新学之士“见异思迁，抛荒古训”，接下来就是：“于戏！学之不讲，先圣有忧，继绝振微，当仁不让！”而所有这些论说，都直接针对北大为代表的新文化。

魏建猷之推崇王国维，批评疑古派乃“过渡时期一种破坏工作，未足以语建设”，还主要是学术方法之争；高君仁引申发挥钱基博的《今日之国学论》，着力驳斥胡适“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这国学研究三大主张，认定此乃文献之路，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研究国学者，所负之使命，在恢复中华民族创造文化的能力与精神”，而这种德性之路，需要体贴与领悟，更需要同情与信仰。结论是：“当此时也，奋臂一呼，振起绝学，岂非吾辈之责乎！”

值得注意的是，无锡国专师生的这种文化追求，得到了东南诸多学界名流的大力支持。《无锡国专第十届毕业刊》上，刊有章太炎、蒋维乔、陈三立、柳诒徵、李根源、陈衍、吴梅、姚永朴、胡朴安、陈钟凡、陈柱等人的贺词。至于具体内容，不外乎“含英咀华”、“温故知新”、“修己治人”等，虽说不出更高明的理论，可这毕竟表明了一种情绪与倾向：即对抗新文化，反对割裂传统，强调“国学”研究还包含“检束身心，砥砺品行”，以及“正人心，救民命”的特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