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西文论的相遇方式
需要看到，历经多次转向的西方文论的东渐过程有其特殊性：它既不是从第一次转向时起就与中国文论相遇，也不是只在最后一次转向时才与之相接触，而是分别呈现出至少四种相遇方式：叠加式、疏离式、追补式和平行式。
首先呈现的是叠加式相遇。当西方文论在晚清垂暮时分与中国古典文论发生正面遭遇时（尽管此前有过零星侧面接触），其前锋部队应当是“认识论转向”时期文论，随后涌来的大军还有“神学转向”和之前的“人学转向”时期文论。这三次转向以高度叠加或挤压到一起的特定方式，影响了从晚清到20世纪前期中国现代文论。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就承受了“认识论转向”所导引下的德国美学如叔本华和尼采美学等的影响。“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这一表述显然来自叔本华。随后陆续有启蒙运动时期文论、浪漫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等登陆，对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等发生了影响。有趣的是，此时西方正盛行的语言论文论主流对中国文论的影响却远远低于前三次转向时期。鲁迅在分析“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状况时指出：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个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从文论角度看，这种“几十个世纪”的多元挤缩状况也正与西方历次转向的叠加式影响密切关联。而且这种挤缩中的外来物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
显然，中国现代文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整合性与矛盾性等，正可以从这种叠加式相遇角度获得一种合理的解释。
继而有疏离式相遇。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三十年间，当中国关起门来推演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时，西方正相继风行“语言论转向”所标明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多种思潮。这些新的语言论思潮对中国那时期文论几乎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不过，那时期还是出版了有限的“内部读物”。袁可嘉等在1962年编译供批判用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收录一战到60年代初的“美英资产阶级文艺论著”，其中就有后期象征主义、“新批评”等，但没有在法语国家盛行的结构主义。他在后记中一锤定音地指出：“综观现代资产阶级的文学批评，虽说数量上有所发展，真正有价值的新理论是很少的。”这显然没有看到“语言论转向”带来的新拓展（也许是看到了而不敢说）。这样的政治与学术偏见在当时中西疏离式相遇的背景下是“正常”的。进而说“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主流（如新批评派和心理分析学派）是反动的，它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思想的腐朽性和腐蚀性，是明显地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我们应当予以批判”，联系当时中国学术政治的具体环境，就更可以理解了。不过，这种偏见的反面效果却是：因为政治与学术疏离反而造成人们更加强烈的心理期待。
当“新时期”国门重开、主动迎来欧美西方文论重新登陆时，强烈的心理期待支配下的接受就变得十分迫切了。1980年代的人们恨不得立刻追补完过去三十年光阴所耽误的整个中西相遇历程。这种追补式相遇由于也包含了过去的叠加式相遇，因而西方文论的四次转向生成的几乎所有文学观念，都在此时期蜂拥而至、联翩而来，在中国先后推演出“审美化”文论、“主体论”文论、“向内转”文论等新思潮。
真正实现中西文论之间的大致平行式相遇，还是在1990年代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也就是在语言论转向后期所造成的新的学术氛围中。由于一方面中国学人频频到西方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西方著名文论家相继来中国访问及出版新旧著作，使得“语言论转向”后期以来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文论新贵有了在中国平行相遇的可能。詹姆逊（或译詹姆逊）频繁来中国交流以及他的《文化论转向》（1998）中西方同步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译为《文化的转向》）正是一个明证，解构批评家希利斯·米勒的情况也是如此。当前正火热亮相的“文化研究”风潮，显然也正得自这种平行式相遇。但需要注意的是，平行式相遇毕竟不等于、更不能误认为平等式相遇。中国文论要真正地与西方文论平起平坐，像鲁迅当年所期待的那样与世界各民族“协同生长”、在其中“挣一地位”，还需要艰苦而漫长的努力。
上面几种相遇方式表明，西方文论在中国发生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之一便是相遇方式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人对于西方文论的接受。但从中国文论对西方文论的接受与变形来看，这种相遇在总体上当属于一种由“一”向“多”、由“同”到“异”的破裂式转向。当拥有数千年连续式文明传统的中国文论遭遇拥有数千年破裂式文明传统的西方文论时，就好比一个稳定的东亚高原板块突然间遭受到来自数个相互断裂的高原板块的轮番挤压，这种轮番挤压迫使东亚高原板块在交替地承受来自不同高原板块的异质力量的冲击后出现急剧变形。面对着裂岸涌来的彼此异质的人学转向、神学转向、认识论转向和语言论转向等欧风美雨，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道路该向何方铺设，又如何延伸？这注定了是在欧风美雨侵蚀、震荡或浸润下伸展的曲折历程，当然既可能如“风中的芦苇”飘摇起伏，也可能在其中如鱼得水。无论如何，在这多重异质高原板块的轮番高强度碰撞下，中国文论的以“破裂”为特征的现代性转向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