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长时段与知识型视角看

首先应当看到，一劳永逸地完全捋清西方文论的历史线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这里的捋清仅仅为的是更准确地把握西方文论的总体概貌，并理解它在东渐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跨文化对话问题。对于西方文论的历史演进线索问题，当然可以见仁见智。我们这里拟在马克思历史学说指导下，适度吸纳“长时段”及“知识型”等当代相关理论，从历史发展制约文论知识型转变这一视角，去作宏观的概略性分析。

根据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制约精神生产的学说，任何文学思想或文论思潮总是受制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并同它相适应的。马克思指出：

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

进一步看，特定时代的种种文论中总有着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强势文论模型，而这归根到底是由特定时代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在这方面，马克思曾用“普照之光”这一隐喻去表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之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意味着，即使一个时代存在着多种文论思潮，但它们的背后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论模型，正是它以“普照之光”的强势力量统治着所有形形色色的文论思潮。

同时，根据马克思关于“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的论断，要了解特定时代的文论和文论模型，就需要有一种把若干特定历史时期包罗在内的宏大的历史视野。正像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若干阶段性那样，建立一种看待西方文论发展的“长时段”视野是必要的。西方文论如果属于一种超长时段发展过程，那么，其中就应改包含若干长时段，而每个长时段中又可能包含若干中时段或短时段。

可以说，西方文论史应当被视为在西方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生长的、包含若干长时段及与其相适应的“知识型”和“范式”的总体历程。这里的“知识型”概念主要化用自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他那里，特定知识的下面或背后存在着一种更加宽广、更为基本的知识关联系统，这就是“知识型”（ePisteme，或译“认识阈”）。他指出：

认识阈（即知识型——引者）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是指在每一个话语形成中，向认识论化、科学性、形式化的过渡所处位置和进行这些过渡所依据的方式；指这些能够吻合、能够相互从属或者在时间中拉开距离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够存在于属于邻近的但却不同的话语实践的认识论形态或者科学之间的双边关联。

换言之，“认识阈”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尝试用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去适度改造“知识型”，就可以把它视为与特定时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具体的知识系统或“范式”所赖以成立的更根本的话语关联总体，正是这种话语关联总体为特定知识系统的产生提供背景、动因、框架或标准。

可以把“知识型”概念同库恩（Thomas S.Kuhn）的“范式”（Paradigm）理论比较起来理解。“范式”在库恩那里被赋予两种含义：一种是在“综合”意义上指“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另一种是在次级意义上指其中被“抽出来”的“特别重要的规定”。从总体上说，“范式”是指“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革命”往往不是来自局部的渐进的演变过程，而是由这种“范式”的转换引发的整体转变。如果说，“知识型”概念突出特定知识系统得以构成的由众多话语实践系统及其关系组成的那种非个人的或无意识的关联性根源的话，那么，“范式”概念则相当于注重建立在上述“知识型”基础上的特定知识系统与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紧密联系。不妨说，“知识型”相当于特定时代的具有话语生产能力的基本话语关联总体，而“范式”则相当于建立在它之上的有助于特定话语系统产生的话语系统模型。打个比方说，“知识型”好比绵延广阔的高原，“范式”则宛如高原上隆起的一座座高地或高峰。以具体的文论状况为例，如果说，“知识型”是指或明或暗地支配整个长时段的种种文论流派的更基本的知识系统总体，那么，“范式”则应是指受到其支配的具体文论流派或思潮。如果把20世纪初以来以语言和语言学为中心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主流称为“知识型”，那么在它的总体氛围熏陶下成长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论等都可称为“范式”。《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的作者多斯就把结构主义思潮称作“结构主义范式”。由此看，“知识型”所涉及的领域比“范式”更为宽阔而基本。“知识型”作为特定时代众多知识系统所赖以构成的更基本的话语关联总体，将决定知识系统的状况及其演变，并且在特定知识共同体成员的知识创造与传播活动中显示出来。

从宏观上考察，可以说，西方文论的“知识型”经历过若干次重要的转变，这不妨称为“转向”（turn）。“转向”一词，在英文中有“转变”、“旋转”、“绕转”等含义，在这里主要是指路线或方向的转变或转折点，引申而指观念、思想、知识或话语等所发生的重要转变或转型。当基本的“知识型”发生“转向”时，这种“转向”总会创生出与它相对应并奠基其上的新的文学观念、方法与批评系统即文学理论。英美语言哲学家曾在20世纪60年代使用“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概念表述哲学界所出现的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语言潮流，并将这种“语言论转向”与更早的以理性为中心的“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对应起来阐释。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在西方文论的总体发展历程中（假定有此总体的话），到底曾经出现过哪些在文论发展史上富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转向”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