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理论与方法
德国古典美学各家虽然由于各自的哲学思想、艺术修养和气质禀赋的不同,而产生了一些差别。但是基本上他们是生活和运思在一致的思想和文化氛围之中,而且他们前后相承,不断深化基本的美学问题和完善美学体系,形成不少共同的理论要点和基本方法。
(一)理论
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都是对欧洲启蒙运动的继承,也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热烈回应。前者强调用理性来驱散各种迷信和神权的东西,它的哲学起点是自我意识,由此演变成为人的理性。后者是对政治自由的向往。这种对理性和自由的向往,在德国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转化为对精神自由的执著追求。因此,作为启蒙主义的继承和完善,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美学问题归结到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这个现代哲学的立足点上,这是康德、席勒、歌德和黑格尔共同的思想立场。从这个角度上讲,德国古典美学实质是一种理性主义美学。
同时,在德国古典美学之前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也取得了广泛的声誉,他们从生理特点出发解释美感现象和崇高问题,也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自然这些美学成果也要进入德国哲人的视野,得到德国哲学特有的辩证扬弃。这样,德国古典美学就在理性的立场上必须考虑感性的作用和地位。鲍桑葵认为,正是由于康德将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的经验论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近代美学的根本问题:“怎样才可以把感官世界和理想世界调和起来?”这意味着将普遍性和个性结合起来。因此,德国古典美学的第一个理论立场是,美是感性和理性之间的桥梁。的确,德国古典美学从建立开始,就是把美学放在理性和感性之间的中介来思考的,这也确立了美学的中介地位。美学,作为认识论上的一个环节,正是起着连接感性和理性的作用,从而弥补了感性与理性脱节的缺陷,使人的认识机能得到完满全面的发展。这样一来,美学就具有了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没有的独特作用——成功地将丰富而混乱的感性认识引向逻辑有序的理性认识,把感官世界与理想世界结合起来。而表现在艺术哲学或理论领域,就是如何将普遍性和个性结合起来。因此,在认识论上,问题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而在艺术理论上,则是普遍性和个性的结合。德国古典美学始终不逾越这两个问题。在康德看来,感性、知性与理性本来是隔绝的,从而自然与自由也是隔绝的。自然的规律对自由不起任何作用,而自由也无法干涉自然,正是由于判断力的介入,才把自由王国的合目的性规则与自然王国的形式合目的性接通起来,从而使自然服务于自由,感性和知性就纳入到理性的范围,按照合目的性原则组织成有序的世界。审美判断就成为一种在自然界实现自由的必由之路。
在调和理性和感性这一作用上,席勒比康德有更简明的概括。席勒接过英国经验主义美学惯用的生理学观点,同时又加进了德国哲学的内容,将人的生命活动划分为感性冲动、形式冲动和游戏冲动,感性冲动局限于自然现象,处于时间之中,受到物质的压制,形式冲动源于人的理性,总揽整个时间序列,取消时间和变化。感性冲动构成个别事物,形式冲动制定抽象普遍的法则,这种冲动同样使人也感到压抑。两种冲动一般来说是相互矛盾的,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冲动来监管它们,进行调和,这就是游戏冲动。游戏冲动的发展表现为文化,文化尊重感性和理性的各自的长足发展,从而将最高程度的独立性和自由与最丰富的存在结合起来,也就是使感性的世界感受和理性的精神自由结合起来。席勒进一步提炼几种冲动的要点,感性冲动的对象是生命,形式冲动的对象则是形象(包括事物的形式),而游戏冲动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游戏冲动的对象就是生命的形象,席勒美其名曰:活的形象。这就是美。席勒从游戏冲动得出的这个美的概念,实际上是在康德的美学基础上进一步把审美结合感性和理性的特点突出了,他强调审美的对象就是活的形象,使生动具体的独特性和一般普遍法则结合,构成了康德通往黑格尔的桥梁,也生动地显示了德国古典美学内在的发展脉络和各自的推进。
正由于康德和席勒都把美学置于感性和理性的中介环节来思考,所以后来歌德和黑格尔也继续这一思路。虽然作为诗人的歌德更强调“从特殊中见出一般”,强调从具体的艺术形象中自然地流露出普遍性的意蕴,而以绝对精神为世界本原的黑格尔强调“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更重视理念的优先地位,但是在黑格尔的艺术理想中,其实也强调理念与感性的完美融合,强调独特的个性,反对抽象的理性。按照黑格尔哲学,理念不是一般的理性,是具体的理性,因而天生就是结合着具体感性的。
这种从感性与理性相互结合的角度来规定美学的路径,构成了本来就是理性哲学的具体延伸的德国古典美学的理论品格。它从认识论视角出发,始终把美学沟通感性与理性的认识作用作为主要的研究任务,强调美学是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与前此的希腊美学和英国的经验主义美学相比,这种感性与理性并重的美学思想,显然既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又有高远的发展空间,因而更能突出美学在认识论中的承上启下的独特作用。而他们(主要是歌德和黑格尔)将普遍性和个性的辩证结合作为衡量艺术的最基本的原则,成为现代典型理论的先驱,具有持久的积极影响。
德国古典美学第二个异常突出的理论共性是将美学与自由紧紧地联系起来,使得德国古典美学具有自由美学的精神气质,此后人们都将美学视为通往自由的途径,并且是最有价值的途径。
按照康德对理性的阐释,理性本身就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因此理性本身就是自由。理性的对象就是理性自身,因此理性等同于自由。这一点在席勒和黑格尔那里都是一致的,黑格尔将康德的主观的自由扩大到整个宇宙,成为一种创造宇宙、安排人间历史万象的决定力量。作为将感性提升为理性的美学,自然也是以精神的自由与解放作为目标。康德最先阐述了审美的自由解放功能,他在《美的分析》里提出的第一条准则,就是审美的无功利性,无目的性合目的性。这一原则试图阐明审美是一种针对自然现象的形式而生发的活动,既不受自然的控制,又没有理性的法则的约束,而是徜徉于物质功利之上,得到精神的愉悦。这一点在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里获得了更明快简洁的表达:
美对我们来说虽是对象,因为反思是我们能对美有所感受的条件;但美同时又是我们主体的一种状态,因为感觉是我们能对美形成一种想象的条件。因此,美虽是形式,因为我们观察着它;但它同时又是生命,因为我们感觉到它。简言之:美既是我们的状态,又是我们的行动。
借助于美,精神自由与感性依赖得以完美地共存,而人为了表明自己是一种精神力量也不必逃离物质,自此以后,我们不会再为找到一条从感性依赖性过渡到精神自由的途径而感到为难了。
席勒对审美自由寄托了极大的希望,希望通过审美,人变成具有完整人性的人,从而使人从自然王国进入理性自由的王国,这样审美获得的自由就可以成为走向政治自由的条件,或者更多的时候是政治自由的一种补偿。人们通过美走向自由。
黑格尔也是在康德和席勒开创的这一传统中肯定审美带来的精神自由。黑格尔对美下的定义里就包含了自由的意义,因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按照黑格尔对理念的规定,理念就是概念和概念所代表的实在的统一,是观念性和实在性的统一,因此既是普遍的,又是具体的,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它通过自己的运动,经过否定肯定的辩证历程而自我生成,完全不依赖于外在的力量。实际上理念本身就是精神的自由运动。显然,作为理念的感性显现,美自然就是自由的、无限的。黑格尔直接继承了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认为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两者都不自由的观点,对主体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作了对比,认为在认识和实践中,主体和对象都是有限的,不自由的。只有在审美活动中,主体和对象两方面的片面性都被取消,从而也就把有限性和不自由性也取消了。黑格尔说:
在美的对象中,这种一般对象的纯然有限的关系就消失了。同时,实践主体的不自由的关系也消失了,因为主体不再把主观意图等等和实现这种主观意图的材料和手段分开,而在实现主观意图之中也不再处于只是服从“应该”原则的那种有限的关系,而是面临着充分实现了的概念的目的。
因此,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优先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所以美的对象既不显得受我们人的压抑和逼迫,又不显得受其它外在事物的侵袭和征服。
无论就美的客观存在,还是就主体欣赏来说,美的概念都带有这种自由和无限;正是由于这种自由和无限,美的领域才解脱了有限事物的相对性,上升到理念和真实的绝对境界。
总体上讲,从康德把美设定为形式合目的性和道德的象征,到席勒把审美规定为通往理性王国的途径,直到黑格尔干脆把审美等同于理念的自身运动,强调的都是理性自由与美的本质关系。把美与人的理性自由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赋予审美认识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尤为重要的是把人类的自我创造和变革的自由与美的目的连接起来,并试图将审美自由与人类的历史发展和未来前景紧扣在一起,从而赋予了审美前所未有的光辉使命。也就是在说,德国古典美学将其哲学的内核,也就是理性启蒙和人的自由解放这一宏伟的社会政治旋律作为审美的潜在主题,使得美学导入到人本主义和人类学的意义轨道上,获得与哲学一样的深度和力量,从而远远地超越了基于个体感性愉悦的英国经验主义的美感论述,深刻地改变了美学的发展方向。
(二)方法
作为哲学的组成部分,德国古典美学时期文论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主要有两点:一是哲学思辨和艺术鉴赏的结合,二是辩证法的运用。此外在席勒和黑格尔那里还有程度不同的历史分析。当然,这些美学家在方法上也互有差异,例如在康德那里,主要是哲学思辨的方法外加少量的经验阐述,而席勒则介于哲学阐述和艺术阐发之间,只有在黑格尔那里,深刻简洁的核心概念、一以贯之的哲学思辨和精细入微的艺术鉴赏,在巨大的历史进程这一背景上结合起来,成就了一个完美的体系。
正如康德是德国古典美学真正的奠基者一样,康德的美学研究方法也奠定了德国古典美学的研究路数,这就是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哲学概念出发来思考美学问题。康德研究美学的《判断力批判》与研究知性的《纯粹理性批判》和研究理性的《实践理性批判》所用的方法是一致的,几乎全是哲学的思辨和论证。当然在《崇高的分析》里,康德也采用了不少经验事例。但是康德即使在谈论具体的艺术门类时也没能将哲学辨析和艺术鉴赏妥善地结合起来,实际上并没有提出多少真正的具体艺术见解。不过他在一些美学理论问题上却有很好的见地,例如关于想象力和天才的论述。总而言之,康德的美学研究基本上就是哲学研究的方法,这是由于康德主要是着眼于美学在认识论环节中的作用而造成的。因此在他那里更多地是认识论的意义,而不是艺术理论或者说艺术哲学。
席勒的美学思考也试图遵循康德那种严格的思辨方法,尽管他是一个与歌德并列的大诗人,但是席勒也具有哲学家的理性头脑,基本上是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开展自己的美学思考的。他接过康德的感性和理性两分法,提出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然后再引进一个游戏冲动,实际上对应于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因为审美判断力处理的就是自然现象的形式或者审美主体精神的自我显示和观照。席勒由此得出美是活的形象的结论,也是从这种理论假定中推演出来的,并没有建立在广泛的艺术史基础之上。席勒在他的整个美学的思考中,始终没有把美学引向具体的艺术理论,当然他比康德往客观的历史向前了一步。在探讨美学的起源时,席勒试图从人类的历史出发,尽管这种历史仍然显得过于抽象。而在康德那里,几乎只是抽象的概念的推演,没有社会和历史的影子。这个问题,只在更具有现实感和世界眼光的歌德和黑格尔的美学思想里才得到了更好的解决。歌德的美学思想都是自己丰富创作经验和广博的文学艺术基础上的精心提炼,因此没有其他几位的哲学思辨的艰涩,而是清楚明白,更接近美学作为一种艺术哲学的生动特点。这丝毫也不不影响歌德思想的深度,例如他极力主张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从特殊中见出一般,就深刻地概括了艺术形象的特性。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美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黑格尔在美学研究方法上可以说超越了康德和席勒的哲学思辨以及歌德的艺术经验的提炼,或者说是成功地将三者结合起来,美学思想和艺术历史交织在其一起,相互印证,相互推进。黑格尔在他的哲学的框架里,已经实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属于哲学体系的美学思想同样也具有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尽管这种统一与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统一还有质的不同,因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视人类历史为绝对精神开展的辩证过程,实际上不过是抽象的历史,与真实的世界历史根本不同,但是这种理论与历史的高度融合,却也是美学思想上十分罕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欣逢其时,因为在他面前有非常丰富的美学材料。远的不说,近的就有温克尔曼和莱辛的艺术史和具体作品的研究,又有康德、席勒、谢林等对美学所作的精彩哲学思辨,所以本身有着良好的艺术感觉的黑格尔能够达到近代美学思想的高峰,也是自然的了。
作为方法,辩证法的运用也是德国古典美学的一个成果,这在康德、席勒和歌德那里都有所体现,而在黑格尔的美学运思中却成为自觉的方法,渗透在他的所有主要的美学观念中。在个性与共性、内容与形式、抽象与具体等艺术问题上,黑格尔都体现出辩证法的娴熟运用,强调矛盾统一的原则。黑格尔总体的美学思想体现在他的美的理想上。理念的美本身就具有理想的特点,因为理念本身是理想的、普遍的。这种理想性或普遍性正是艺术最有价值的地方,超越自然美的地方。但是黑格尔并不简单地强调普遍性,而是从艺术的个性入手,指出艺术真正的动人之处是个性之中见出普遍性。这种见出普遍性的个性,就是具有特征的艺术形象,所以黑格尔处处强调艺术作品要能抓住具有特征的东西。依据黑格尔的思想,理念展开为普遍的世界情况,这是艺术的社会历史基础,但是普遍的世界情况还不是艺术的内容,理念转为艺术还需要具体化,也就是个别人物和事件,在具体化过程之中,经过行动的一系列矛盾冲突的展开,成为一种渗透了普遍世界情况的特殊情境,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个体的特殊性和具有实体性的普遍性相结合,就产生了个体的情致(Pathos)。黑格尔按照理念的辩证发展推演出艺术的发展,具体地显示了辩证法在美学中的自觉运用。他强调在从一般世界情况到情境和情致的具体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矛盾冲突,因为没有矛盾冲突就不会有行动,从而就无法实现普遍性和个性的结合。只有在紧张的矛盾冲突之中才能见出人物的坚强和独立,才能体现艺术的理想,因为艺术本身就是自由:
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种对立矛盾中挣扎出来,才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互相冲突愈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与坚强。只有在这种发展中,理念和理想的威力才能保持住,因为在否定中能保持住它自己,才足以见出威力。
强调矛盾冲突,强调对立统一,是黑格尔美学的基本思路,在所有主要理论问题和艺术的发展历史上,都显示了黑格尔独特的辩证思想。尽管这种辩证思想有不少地方值得批判。可以说,正是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自觉运用,他才能把美学的哲学思辨和世界视野的艺术发展统一起来,编制成一个构架几近完美、也因为过于追求完美而漏洞不少的美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