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认识论转向与早期现代文论

本编概述

17—19世纪，西方文论进入早期现代文论阶段，出现了古典主义文论、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文论、浪漫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自然主义文论、实证主义文论及象征主义文论等流派及思潮。

17世纪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另一个关键时期。17—18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思想逐渐从神学对精神的垄断和统治中走出，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启蒙时期”。笛卡儿（RenéDescartes,1596—1650）的“我思故我在”等思想，推动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他从普遍的怀疑出发寻找理性的基础，认定只有那个正在怀疑的“我”是无法否认的：“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呢？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像，在感觉的东西。”从此，大写的理性逐渐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人开始成为世界的主体，开始站在自然和世界的对面发现和认识世界。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在《思想录》中的一段话表达了对人的理性思维的崇尚：“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人，作为思维的主体逐渐与作为思维客体的世界相分离。

与认识论转向相对应的是人类学的转向。康德哲学完成了一次“哥白尼式革命”，自此以后，世界之秩序并非自在之物，而是人的认识对象。人的理性和意志成为整个世界的出发点。福柯在《词与物》中总结了康德的三个问题：“当康德在自己的传统三部曲上添加了最后一个问题：于是三个批判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必须作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就与第四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以某种方式归于‘它的说明’：人是什么？”事实上，17世纪以后的文论都建立在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上。从这个角度观察从新古典主义到19世纪的文论，我们可以整理出这样一条脉络。古典主义文论认定人是理性的动物，世界的基础是人的理性，其目标则是建立合理的秩序，戏剧理论是当时文学理论的代表。浪漫主义文论则认定人的感情的重要性，其基础则是人的情感和意志，其目标则是探索和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文论家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一整套围绕“诗意”的诗论。现实主义的基础是科学，现实主义者相信只有把单个的人放入他所生活的环境和社会关系之中才能加以认识和理解，它把文学当做一种分析人类社会活动的认识与实践，小说和叙事理论达到了一个高峰，而自然主义则把这股科学主义的潮流发展到了极致。

古典主义文论的关键词是“秩序”。法国的文论家布瓦洛规定文学体裁的等级，把史诗和戏剧作为最高等级，而喜剧则是较低等级。17世纪，三一律被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当做不可违反的规定而极力推行，并在欧洲剧坛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三一律”是古典主义戏剧的艺术法则，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即要求一出戏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一昼夜）之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法国的宫廷政治在文学秩序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君主专制制度需要确立不容怀疑的固定的宇宙和社会秩序，从而稳定自身的统治。从这些文论的价值规范中，能看出政治、思想和文学的统一的同构秩序。

浪漫主义文论的关键词是“情感”。一方面随着启蒙思潮的深入，个人的主体性地位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僵化的古典主义规则压缩了文学自由创作的空间，造成了艺术世界的贫瘠。人的理性和感情需要恰当的平衡，浪漫主义要求心灵的绝对自由，强调内心意志的表现。从政治上来说，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整个欧洲在思想和精神上动荡不安是培育浪漫主义精神的土壤。每个敏感的心灵都被未来、未知和想象中的事物所激动。浪漫主义把对人的认识从理性推进到感性，构建了对人类心灵的神秘的知识，这些知识也许缺少科学的实证性，然而充满实际的内在体验，充分表明了人的内心世界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的复杂性。也说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是通过逻辑的命题和推理就可以解决的。

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关键词是“科学”。19世纪，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突飞猛进，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也开始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并卓有成效，实证主义成为主流思潮。在各种社会学理论之中，马克思主义达到了社会科学的一个高峰，并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学也展开双臂拥抱社会科学，现实主义者所需要认识的对象也更加复杂，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对单一个体的认识转向对社会和人群的认识，他们一方面试图描摹和记录社会现象，另一方面也批判社会现实，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力图指出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上述关键词标明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不同的政治形势和精神状态下，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不同回应，正是这些回答决定了早期现代文论的道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