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发展

中世纪是欧洲历史上的中古时代，它上始于公元5世纪末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下迄1453年拜占庭的陷落，为期约一千年之久。文艺复兴时期则是欧洲近代社会的开启，时间上为公元14—16世纪。中世纪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而文艺复兴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又反拨了这种特殊性。因此，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整个欧洲社会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状况都紧紧围绕着这种特殊性，在肯定或否定的角度上生发各自的内容与意义。

中世纪的这种特殊性在于，宗教和神学成为唯一的统治思想。恩格斯曾经说过：“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它致使整个欧洲历史运动都带有普遍的宗教色彩，这样欧洲人不得不处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但是恩格斯并不完全否认具备这种特殊性的欧洲历史，因为他认为中世纪不能被一味看做“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相反，他明确标举“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并认识到它与随后的文艺复兴之间存在着“伟大历史联系”，以为其合理的后果便是文艺复兴运动在反特殊性的同时确立了“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的主要原则，在“巨大的技术进步”中坚持了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守护。

诚然，这一历史转折、历史承继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发展态势具有很大的时代气息：无论中世纪还是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地位上升之后，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伴随神学统治的或加强、或削弱所开展的艺术活动，其理论诉求相应地便呈现出某些极端化现象：要么主张艺术从属于信仰、艺术从属于神的恩赐；要么主张艺术与信仰分裂、艺术应当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在中世纪早期，伴随北方移民民族的入侵、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掌握王权的条顿族对基督教会倾注了空前少有的热情。这一做法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野蛮民族征服文明社会自身力量的不足，致使自此以后的欧洲民族得以从宗教的精神激励出发，以教义原则为起点，去维护国家政权与文化、艺术、科学之间的一致性。事实上，在公元378年，特奥多修斯皇帝（EmPeror Theodosius）将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国教之后，此前与皇权关系一直龃龉的基督教地位不断上升，在新的社会形势和秩序中，它已经“转变为一种为中世纪教会的政治权威进行辩护的神学”。为中世纪思想所享用的基督神学教义，它的哲学旨趣相应地紧紧围绕着普适的信仰标准，将日常生活与天国启示分离开来，进而树立起僧侣与俗众、灵魂与肉身、高级与低级二元对立的世界。

这种二元思维模式同样影响了中世纪的美学思想、文艺观念的基本走向。这一基本的走向大致表现为：“自然和艺术都属于可见的宇宙，如果而且只有在它们出色地象征着神力和善，因此并不诉诸兴趣或欲望的时候，它们才是美的。”从中世纪宗教神秘主义的始祖、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洛丁开始就鼓吹真善美统一于神，提出了“流溢”说。普洛丁将柏拉图的“理念”改造为“太一”和“神”，认为美起源于“理念”的流溢。在流溢的层次、秩序上，神为一切精神的源泉，它流溢为“理性”, “理性”流溢为“灵魂”, “灵魂”再流溢为物质世界。物质世界远离“太一”和“神”，处于这个世界的人因而受到各种外在约束。人要解除物质世界的困扰，必须不断接近“神”、皈依“神”。人只有变成神圣的和美的，方才可观照神和美。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其他流溢物为中心，普洛丁的这一美学思想、文艺观念开启了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美学思想，同时也圈定了美学与宗教关系的讨论空间。自奥古斯丁以降，中世纪的文艺创作以及理论批评总是力图在阐明上帝的启示精神与人对上帝的认识这两方面建构着各自领域的传统。在这个传统当中，“基督教的上帝代替了至善和理式，上帝就是智慧、仁爱和最高的美，就是位于造物主静观阶梯之上的自然美的诸事物的源泉”。

欧洲历史走出中世纪，整个思想的宗教雾霭逐渐消退，“人文主义”思潮终于浮出水面。“人文主义”一词的出现与在经院哲学基础上建立的教育体系“人文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12世纪的欧洲，一些著名的教育中心的学校课程设计中，“自由七艺是教学的基本内容，神学则是一种装饰。每一学科中都有若干基础著作，辅以阅读一些具有普遍知名度的著作”。学校教学基础语法和修辞学的同时，还穿插着对维吉尔或奥维德古典诗篇的阅读。在逻辑学方面，学习的基本内容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最后才是《圣经》的研读。应该说，12世纪欧洲教育的变革滋生的新质就是通过语法、修辞学的学习加强对古典知识的传授，而达到对基督信仰体系的进一步理解。它可能着手于从“字面”以及“寓意”等角度去探讨《圣经》经文的含义和古典诗文的“哲学思想”。这一手段也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体系所沿袭，只不过对古典知识的学习“到了彼特拉克和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古人的世界才开始被看作是一种凭其自身价值而单独存在的文明，不再是一个任人劫掠的货栈。中世纪对古代世界的感觉是轻松随便的熟悉的感觉，而文艺复兴时期则第一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它，觉得它既遥远生疏，又令人着迷。他们所努力的不是吸收它的某一个特点，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自成一体的极其不同的世界，认为这个世界比他们自己的世界不知优越多少倍，因而佩服得五体投地”。文艺复兴时期将中世纪对古代世界的感觉扭转过来，从而也扭转了对待古典诗文的态度。这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在经验层面上感受世界的方式才会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一面。

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曾这样描述人文主义兴起之时所带来的新态势：“十二世纪……出现了一种在中世纪的另一面建立起它自己的基础的新文明，它成为基本上属于神职人员的和为教会所哺育的中世纪的整个文化的竞争者。”作为基督世界对立面存在的人文主义从一兴起就站在不妥协于神学思想的历史高度上来审视古典文化、古典知识的传承问题，发现人和发现世界成为人文主义的最基本主题。但是人文主义并不绝对排斥基督神学的影响，也不可能绝对排斥这一影响。比如，但丁在《神曲》里，“并不是真把古代世界和基督世界看作具有同等权威的，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彼此平行的”。这样，他就能“经常把同一个事实的基督教说明和异教的说明放在一起”，以“保持这二者之间的平衡”。事实上，但丁的这种努力也为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文主义的继续挺进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