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主要特色及评价

古希腊罗马文论的主要特色在于，确立了文艺来自生活的原则，体现了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科学化的诗学取向。

模仿说坚持文艺来自模仿，体现了文艺源于社会生活的立场，确立了文艺的社会生活源泉，是古希腊留给世界的一份重大文艺思想遗产，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柏拉图尽管在价值论层面上把文艺贬低到不及“理式”和“现象”（现实）的“第三等级”，但从发生学的角度，却无意中承认文艺作品来自这个生气跃动的大千世界。一个画家要想画“床”，他的直接模仿对象只能是木匠们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一张张具体可感的“床”。亚里士多德不认可“理式”的至高无上的范本地位，转而肯定现实和艺术的真实性，强调诗的模仿对象是“行动中的人”，诗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味。这就是说，文艺的本源在于社会人生，文艺是对社会生活的创造性再现。他所说的“模仿”不再局限外在的大自然，而是要以人的行为、人的性格、人的思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为中心进行艺术提炼和加工。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代表了古希腊文学观念发展的最高水平，为后世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如“镜子说”、“第二自然说”等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以追求真理的精神探索诗学奥秘，是古希腊罗马文论的又一个显著特色。柏拉图之所以理直气壮地要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就在于他声称诗人因远离真理而迷失于“现象界”不能自拔。当亚里士多德出来为诗辩护，论证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性时，他的潜台词显然是把哲学（以发现第一原理为目标的形而上学）置放在比诗艺和历史地位更高的等级之上，即以哲学的真理性标尺来衡量诗艺与历史的价值高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历史”模仿个别而与一般无关，因此如流水账般无足轻重；“哲学”模仿一般而与个别无关，因此在整个人类知识系统中被列入完全自足的理论科学这一最高等级；“诗”通过模仿个别揭示一般，通过偶然揭示事物本质或规律，因此足以成为理论科学（真理性学问）的盟友，大可不必将其驱逐“出境”。

以追求真理为内在精神动力，古希腊罗马文论明显呈现出科学化的诗学取向。这在亚里士多德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他要求一切文艺问题都有一个从科学出发的理性的解释。因之，亚里士多德谈悲剧竟完全不提命运观念，而从论述悲剧的定义与结构入手。他特别强调悲剧情节编制的“有机整体”原则，显然有其生物学知识背景作为支撑。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应以因果原理指导情节安排，事件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有因果逻辑，不能仅为松散、偶然的此先彼后。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文论史上把文学作为纯粹客观对象进行科学研究实验的第一人。在某种意义上，17世纪丹纳的实证主义文论乃至20世纪兴起的结构主义文论等都可谓亚里士多德科学化诗学的后继性理论成果，均内在地秉承了一种不断寻求确定性知识的希腊式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