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古代文论

本编概述

大河奔流，总有源头；大路通达，总有起点。古希腊罗马文论构成了整个西方文论史的开端。一提起古希腊，西方人必定会不吝于最慷慨的溢美之词。德国美学家黑格尔称，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法国文学史家丹纳则认定古希腊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从历史上看，罗马人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在文化上却成为臣服者和继承人。

要把握西方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直至文艺复兴漫长历史时期的古代文论发展脉络，从“二希精神”（即“希腊精神”和“希伯莱精神”的简称）这一特定视角入手不失为一个捷径。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在其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指出：“希伯莱精神和希腊精神，整个世界（系指西方世界——引者注）就在它们的影响下运转。在一个时期世界会感到一种力的吸引力更大，另一个时期则是另一种力更受瞩目。世界本应在这两极之间取得均衡，只是事实上又从来不曾做到过。”在阿诺德看来，希腊精神和希伯莱精神代表了两个伟大的精神原则，一个注重智慧，另一个注重顺服；一个不懈地追求真理，要求如实地看清事物的本相，另一个强调虔诚地奉献自我，追随上帝。阿诺德进而试图勾勒出西方文化的演进轨迹：“在整个过程中，希伯莱精神和希腊精神互相更迭，人的智性冲动和道德冲动交替出现，认识事物真相的努力和通过克己自制得到平安的努力轮番登台……如果说伟大的基督教运动是希伯莱精神和道德冲动的胜利，那么被称作‘文艺复兴’的那场伟大运动就是智性冲动和希腊精神的再度崛起和复位。”不妨用下面图示表述阿诺德的意思：

古希腊（罗马）：希腊精神主导——欧洲中世纪：希伯莱精神主导——意大利文艺复兴：希腊精神的涅槃重生

需要说明的是，欧洲历史文化变迁的实际状况是远为复杂的，但这一图示毕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框架。在我们看来，西方文论史终究不过是整个西方文化史的众多侧面之一。

着眼于文化与文论的双重视点，我们首先看到希腊精神的杰出代表、哲学家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3），他们同时也标志着古希腊罗马文论的最高成就。柏拉图主张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的一个根本理由，就是诗歌只能模仿幻象而见不到真理。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则出来为诗人辩护，强调诗歌比历史更带有普遍性，换句话说也就是诗和历史相比具有更高的真实性。表面上师徒两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就其深层的知识论背景和求真动机来说则如出一辙。

罗马文化在哲学和文艺两方面都未能别开天地，相应地，罗马文论家的贡献也大体主要在守成，其中的两位重要代表分别是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前65—前8）和朗加纳斯（Longinus，约213—273，又译朗吉弩斯）。贺拉斯的名言之一就是劝诫诗人“应当日夜把玩希腊的范例”。朗加纳斯认为诗文的崇高风格来源于荷马式的古人，仿佛受到“神灵的启示”一般。

在西方文论史上，普洛丁（Plotinus, 205—270，又译普罗提诺）恰好处在罗马帝国衰落期与中世纪的交界线上。他作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始祖，一方面继承了柏拉图在《会饮篇》和《斐德若篇》里提出的“最高理式为真善美的统一体”的哲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神秘主义文艺观念。他这样咏叹心中那光荣的永恒世界：在我们精妙的幻想里传来了/那首宁静的纯净悠扬的歌声/永远在绿玉的宝座之前歌唱吧/向着那坐在宝座之上的人歌唱。普洛丁明确说“神才是美的来源”，他还认为“先验的音乐创造出感性的音乐”。正如罗素所概括的那样：“普罗提诺既是一个终结又是一个开端，——就希腊人而言是一个终结，就基督教世界而言则是一个开端。”普洛丁对中世纪经院派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等人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奥古斯丁的带有禁欲倾向的基督教神学思想支配了他的艺术思考。在他看来，世俗艺术一味挑逗情欲，引导人们到上帝之外去寻求美，应当加以谴责和声讨。他认为喜剧表演过于卑鄙，悲剧则让观众从旁人的悲痛中获得快感，因而都是不道德的。比较来说，托马斯·阿奎那的文艺思想不像奥古斯丁那样严厉，虽然仍从天主教义出发把人看做上帝的造物，但同时又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人的灵魂并非都是理性的，而是既有理性的部分，也有非理性的部分（感情、欲念和嗜欲）。符合理性的情欲能够引人向善，违背理性的情欲才引人堕落。因此，托马斯·阿奎那不像奥古斯丁那样极端地鄙弃尘世、艺术和美。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加以神学化的改造，指出人的心灵在创造文艺作品时，“也需要受到神的心灵的启发，也必须学习自然的过程，以求与之相一致”。作为公认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的文艺思想主要是为官方天主教会服务，同时又激活了亚里士多德文艺观中的若干有益因子。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经过4—13世纪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压抑与积累，西方精神（心灵）中以爱智求真为核心的希腊冲动再度复活了。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彼特拉克（Petrarca Francesco, 1304—1374）、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等先后举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大纛。从此，科学的尊严逐渐取代了教会的权威，世俗文化逐渐取代了僧侣文化。当然，这是一个艰巨的历史过程，决非一夜之间就得以完成的突变。但丁的文艺思想就明显带有新旧交替时期的斑驳特征。他的诗为寓言之说（出自《致斯加拉大亲王的信》）还充溢着中世纪繁琐哲学的气息，在《论俗语》中则起来对教会拉丁语的垄断地位发起挑战了，要用“光辉的俗语”即经过提炼的意大利民族语言去代替僵硬的官方拉丁语。但丁创作的《神曲》奠立了近代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基石，在欧洲文学史上亦是继往开来的伟大作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分别以《歌集》、《十日谈》开欧洲近代抒情诗与小说创作的先河。意大利当之无愧地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和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