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汉匈奴的单于号问题

据《汉书》，从呼韩邪单于以后，西汉匈奴历任单于及所有争位自立的单于都有单于号，比如：呼韩邪时期有所谓五单于，除呼韩邪单于外，还有屠耆单于（本名薄胥堂），西方呼揭王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鞬王自立为车犂单于，乌藉都尉自立为乌藉单于（注：《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795—3796页。）。后来屠耆单于的从弟休旬王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单于之兄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这些单于都是在立为单于后，立即获得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单于号。西汉后期，呼韩邪诸子依次继为单于，亦循此制，各有单于号。看起来，单于而有单于号，源于匈奴的政治文化传统，那么，是不是西汉所有单于都有单于号呢？

《史记》所记最早的匈奴单于是头曼和冒顿（注：《史记》卷八一在记战国赵将李牧与匈奴作战时，提到匈奴单于；卷八六《刺客列传》引鞠武谏燕太子丹之语，有“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云云，分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2450页、第2529页。说明战国时匈奴已有单于。但这些记载没有指明单于姓名与单于号，无从据以研究匈奴单于的世系等问题。有明确世次名氏的单于资料，还是始于头曼与冒顿。），“匈奴单于曰头曼，……单于有太子名冒顿”（注：《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第2887—2888页。）。从这个叙述看，头曼和冒顿应当是名字。冒顿死后，“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注：同上书，第2898页。）。显然，稽粥是名字，老上是单于号。可是接下来《史记》又称“老上稽粥单于初立”云云，似乎单于号可以与名字混合使用（注：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云‘稽粥第二单于’，自后皆以弟别之。”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第2898页。照徐广的理解，匈奴单于自冒顿之后，依世次排列，如秦始皇所设计的二世、三世以至万世那样。可是，除了徐广自己这句话，还没有史料可以证明汉代匈奴单于号有排列世次的功能。）。据《史记》，“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军臣死，“军臣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伊稚斜死，“子乌维立为单于”（注：《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第2904—2912页。）。把军臣、伊稚斜和乌维都看做名字而不是单于号。乌维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儿单于”（注：同上书，第2914页。）。《汉书》乌师庐作詹师庐（注：《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4页。）。如果不是因为幼小，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号为乌（詹）师庐单于呢？在儿单于之后，《史记》又记录了呴犁湖单于和且鞮侯单于，也把呴犁湖和且鞮侯看作名字而不是单于号（注：呴犁湖，《汉书》作句黎湖，见《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5页。）。

据《史记》，匈奴单于多在单于前加上本名，除了老上单于和儿单于，都没有单于号。为什么老上单于和儿单于会成为例外呢？而且，根据《汉书》，西汉后期的匈奴单于，都明确地具有不同于其本来名字的单于号，带有单于号的单于才是正式称号。这种分别是怎样形成的？是不是匈奴单于本来没有单于号，单于号是西汉后期才出现的呢？正如我们在讨论可汗号时所认识到的，作为一种官号的单于号，是匈奴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源于草原政治文化的古老传统，并不是到西汉后期才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匈奴单于历来都是有单于号的，这个单于号绝不是单于本人担任单于之前的名字，而是在登上单于位之后获得的专有名号。

在讨论可汗号问题时我们已经强调过，通过考察北朝至隋唐柔然、突厥等北族的可汗号和官号，进一步论及早期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演化，可以得出“早期政治组织的制度形式，都是从名号开始的，由名号分化而为官号与官称”的结论。可汗号是官号的一种，是由更早的名号分化而来的一种制度形式。这种制度形式在华夏早期同样有迹可寻，而在中国史籍中的北族史料里尤为明显。每一任可汗，在其任职仪式中，都会获得一个专属于他的可汗号，此后只能以可汗号称呼他，他原有的名字不再有人提起。从功能上说，可汗号的出现，就是要使担任可汗的人具备全新的身份。可汗号与其他官号的意义要从这个角度理解。据《北史》所记，“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为称号，若中国立谥。既死之后，不复追称”（注：《北史》卷九八《蠕蠕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3251页。）。基于“行能”而给定的装饰称号，不只有可汗号，还有大臣的官号。从早期社会政治组织生长发育的角度来看，名号先于官称，官称是一部分名号凝固的结果。这类名号，产生于对“行能”的概括和总结，其基本功能，则是使名号获得者具有新的身份，从而可以行使新的权力。

匈奴单于号问题，也应当放在这一政治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中去认识。因此，每一个单于都有专属于他自己的单于号，他也以这个单于号而为人所知。对于遥远的敌对政权来说，了解单于世次系列本身，已经是相当复杂的工作，要准确记录单于登位前后名号的变化，有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对于汉朝官方来说，到他们开始搜集匈奴的情报时，匈奴国家与汉朝之间横亘着空间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鸿沟。汉人对于匈奴单于的单于号制度的清楚认识，要等到他们与匈奴政权间建立亲密关系之后，而那已经是汉宣帝时候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史记》、《汉书》中关于虚闾权渠单于之前的历任单于，所记录的都是单于号而不是名字。

也就是说，包括头曼、冒顿、军臣以至虚闾权渠在内的那一长串名单，都不是名字而是单于号。长期以来把头曼、冒顿等等当作名字，实是一种误会，而这一误会的基础，就是汉朝对于单于号制度不甚了了。比如前面引《史记》记冒顿死后，“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把作为单于登位之前的名字稽粥与登位之后的单于号区分得很清楚，可是接下来却说“老上稽粥单于初立”云云，又混为一谈了。大概当时汉朝对冒顿单于死亡前后的情报十分重视，所以能够获知老上单于登位之前的名字，也知道他登位之后才“号曰老上单于”，但是并不清楚单于号与他本人名字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关，《史记》记乌维单于死，“子乌（詹）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儿单于”，其实乌（詹）师庐也不是名字而是正式的单于号，只是由于年幼才又被人称为“儿单于”，后者应当不是正式的单于号。一般单于名、号都是匈奴语的音译，而“儿单于”之“儿”，显然是意译。

头曼、冒顿作为单于号而不是人名既已说明如上，对于其语义的理解便有了新的视角。夏德（F.Hirth）最早发现头曼即突厥语tumen，意思是“万”（注：Friedrich Hirth，Sinologisch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Türkvölker I：Die Ahnentafel Attila’s nach Johannes von Thurocz，St.Petersburg：Wissenschaften，1900，p.230.）。白鸟库吉赞成这种联想，并指出蒙古语及满语中表示“万”的词汇均作tumen，可见头曼的意思是表示万人、万户（注：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收入氏著《西域史研究》上册，東京：岩波書店，1941年，第223—224页。）。使用这样一个字眼，如果理解为尚未强大到统一草原诸部族的时期匈奴单于的单于号，似乎更加合理些。夏德又考定冒顿即是突厥语和蒙古语的bagatur的对音，巴克尔（E.H.Parker）即从此说（注：E.H.Parker，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London&New York&Bahrain：Kegan Paul Limited，2002，p.9.此书第一章“The Empire of the Hiung-Nu”被向达译作《匈奴史》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白鸟库吉却认为应当是蒙古语的Bagdo，意为神圣，并举清代漠北鞑靼人尊清天子为Bogdo Khan（博格达汗）为例（注：白鳥庫吉：《西域史研究》上册，第224页。）。有关研究当然还可以继续（注：岑仲勉：《冒顿之语源及其音读》，原载《西北通讯》第3卷第1期（1948年7月），收入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7—221页。），但这种意义的词汇，只有理解为弑父篡位之后获得的单于号，而不是幼年获得的名字，才是比较稳妥的。

现在我们来讨论“撑犂孤涂单于”的问题。据《汉书》：“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注：《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51页。）荀悦《汉纪》卷一一：“自商周已来，世为中国患。至匈奴，姓挛鞮氏，国人称之曰‘撑黎孤涂若单于’。匈奴谓天为‘撑黎’，谓子为‘孤涂’，若言天子也。单于者，广大之貌，言其单于然也。”（注：荀悦：《汉纪》孝武皇帝纪二卷一一，见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77页。）显然后者是依据前者而来，还有了些增窜，如“若单于”，可能是指西汉后期及东汉的单于谥号“若鞮”。如果《汉书》这一记录不误，那么历任单于除了各自单于号之外，还有“撑犁孤涂单于”这个名号。问题是这个材料仅此一见，实际上汉匈使节及书信往来时，没有任何有关这一称号的记录。冒顿单于与汉文帝书，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老上单于与文帝书，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注：《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96页、第2899页。）。老上单于的自称，是汉人中行悦所写，冒顿的信也应当出自汉人之手，虽然“倨傲其词”，但不免夹杂有模拟汉制的因素，比如写上了“大单于”，却没有写上单于号。尽管冒顿父子的自称中充满天崇拜的倾向，认定单于的合法性来自天，但并没有承认单于是“天之子”。也就是说，在冒顿父子的自称中，看不到与“撑犁孤涂”相对应的因素。有学者联想到突厥可汗致隋文帝书，自称“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及元代白话碑有“长生天气力里皇帝”云云，认为这是北族传统（注：冯家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禹贡》第7卷第5期（1937年5月），第21—34页。）。可是隋代突厥可汗自称“天下贤圣天子”，显然只是比附隋制，无论是可汗一词，还是其可汗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都没有“天之子”的意思。

因此，我认为《汉书》有关“撑犁孤涂”的记载，并不反映匈奴单于名号制度的实际，这个词汇，是匈奴方面为了向汉朝解释“单于”职位时，比附汉制、出之以匈奴语而出现的，也就是对“天子”一词的匈奴语直译。白鸟库吉考证“撑犁”即蒙古语表天意之tängri、tengeree及tangara，和突厥语表天意之tängri的对音，而“孤涂”即通古斯语族中Apogir语表子意之hútta及Barguzin语表子意之gutó的对音（注：白鳥庫吉：《西域史研究》上册，第212页。）。虽然后来学者对“孤涂”的对音有不同意见（注：Edwin G.Pulleyblank，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PartⅡ，in：Asia Major，new series，IX，1962，pp.206-265.），但白鸟氏有关“撑犁”乃tängri对音一说则被广泛接受（注：Sir Ger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72，pp.523-524.）。这个研究对于了解古匈奴语与今天阿尔泰语系各语族的亲缘关系，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并不能帮助澄清单于名号制度，因为“撑犁孤涂”在当时只是解释性的语汇，并不是正式名号。《艺文类聚》引皇甫谧《玄晏春秋》，称执烛之胡奴解释“棠梨孤涂”曰：“棠梨天子也，言匈奴之号单于，犹汉人有天子也。”（注：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〇火部烛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71页。）这个胡奴也明确把“棠梨孤涂”看成是对于单于名号比附于汉天子的解释。陈三平（Sanping Chen）从探讨“天之子”、“神之子”这些古代称号，研究古伊朗文化对阿尔泰语系草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涉及“撑犁孤涂”一词时，他比较倾向于截取前引执烛胡奴“棠梨天子也”的话，把撑犁（棠梨）这个单词直接就看成天子的意思（注：Sanping Chen，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Interactions among A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i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Series 3，vol.12，no.3，2002，p.308.）。我认为胡奴的回答是解释“棠梨孤涂”的，只不过简省了“孤涂”而已，不能据以论证“孤涂”一词没有意义（注：对“撑犁孤涂”作出最新研究的是蔡美彪先生，请参看他的论文《成吉思及撑黎孤涂释义》，载《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99—106页。）。总之，无论还存在多少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的问题，“撑犁孤涂”不过是匈奴人对于汉朝“天子”一词的匈奴语直译，是为了使单于获得对应于汉朝皇帝的礼仪和地位，而向汉人作出的生硬解释，并不是稳定的、正式的、在匈奴政治生活中被实际使用的单于号（注：卜弼德（Peter A.Boodberg）在《胡天汉月方诸》（Hu T’ien Han Yueh Fang Chu）系列札记中有一篇Dayan，Činggis，and Shan-yü，讨论古代北亚草原帝国君主称号问题，把“撑犁孤涂”的语义直接与“言其象天单于然也”联系起来。这更是被汉代的生硬解释误导的结果。见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Boodberg，compiled by Alvin P.Cohen，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p.85-89.）。

综上所述，《史记》记录的历任单于名单，从头曼到且鞮侯，除了老上单于原名稽粥这一条外，都只有单于号而没有人名，历来视这些单于号为人名，实是由于司马迁时代汉人对单于号制度缺乏了解而造成的误会。《汉书》接着《史记》记录了且鞮侯单于之后的狐鹿孤单于、壶衍鞮单于和虚闾权渠单于，但是叙述上有了变化。比如，记且鞮侯单于死，“长子左贤王立为狐鹿孤单于”；狐鹿孤单于死，“立子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壶衍鞮单于死，“弟左贤王立，为虚闾权渠单于”（注：《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8页、第3782页、第3787页。）。这种叙述方式的变化，使单于号不再被误认为名字，而显示出是在即位之后才获得的称号。这表明班固知道狐鹿孤单于在登位以前，是不叫狐鹿孤的，因为身份的变化，才“立为狐鹿孤单于”。根据我们对早期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理解，狐鹿孤单于在任左贤王的时候，也应当有他专属的左贤王号（一种官号），以代替他原来的名字（当然，在左贤王号之前也许他被人称呼的是另一个官号）。到汉宣帝时代，汉匈关系中的强弱态势发生转变，原有的紧张状态已基本消失，汉朝对于匈奴社会与政治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入了。因此，《汉书》在记录西汉后期匈奴单于世次、单于登位前后的名字与单于号时，就比较准确，没有发生《史记》那种含混与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