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亚草原部族政治文化中的可汗号传统

考察古代北方部族的可汗制度，可以发现所有的可汗都有可汗号，可汗与可汗号不可分离。从柔然到高车到突厥，从吐谷浑到铁勒诸部到契丹，都没有例外。试分述如下。

从社崘到阿那瑰，柔然共有十三位可汗，其中只有第三任可汗步鹿真即位不久为大檀所杀，其可汗号未曾传写下来，其他十二个可汗都有可汗号。兹据《北史》卷九八《蠕蠕传》，分别列此十二可汗之名及其可汗号如下：一，社崘，号豆代（丘豆伐）可汗；二，斛律，号蔼苦盖可汗；三，大檀，号牟汗纥升盖可汗（注：大檀的可汗号，在隋代《郁久闾伏仁墓志》中作莫洛纥盖可汗。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图版第五九九号。）；四，吴提，号敕连可汗；五，吐贺真，号处可汗；六，予成，号受罗部真可汗；七，豆崘，号伏古敦可汗；八，那盖，号候其伏代库者可汗；九，伏图，号他汗可汗；十，丑奴，号豆罗伏拔豆伐可汗；十一，婆罗门，号弥偶可社句可汗；十二，阿那瑰，号敕连头兵伐可汗。阿那瑰之后，柔然可汗还有铁伐、登住、库提等人，但国势衰残，典章涣散，早已不为北朝君臣看重，其可汗号亦无由载录（注：关于柔然可汗家族世系传承，可参看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一书卷末所附《柔然世系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北史》在记录可汗号的时候，还解释了这些美称的意义，比如丘豆伐意为“驾驭开张”，蔼苦盖意为“资质美好”，牟汗纥升盖意为“制胜”，等等（注：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下编，第71—82页；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154—157页。）。

政治文化深受柔然影响的突厥，也保持着在可汗称谓前附加可汗号的传统。综合《周书》卷五〇《异域·突厥传》、《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北史》卷九八《突厥传》、《通典》卷一九七至一九九突厥条和《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可以知道突厥历任可汗中，除了个别因资料残缺外，绝大多数都在即可汗位后得到一个可汗号。突厥第一个称可汗的是土门，他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这是在政治上不复臣服柔然的明确表示，采用的手段则是在政治体制上学习柔然，以可汗为突厥政体的最高首脑。土门死，子科罗立，号乙息记可汗，又译作阿逸可汗（注：《北史》卷九八《突厥传》对突厥先世有几种不同的记载，一种记伊利可汗死后，“弟阿逸可汗立”；另一种又说：“土门死，子科罗立，科罗号乙息记可汗。”见第3285—3287页。无论与土门是兄弟关系还是父子关系，阿逸即乙息记，同音异译，是没有问题的。这种一号两译的情况，反映了《北史》在编写突厥先世历史时使用了来源不同的材料，所以对突厥起源竟有三种绝不相同的说法。）。科罗死，弟俟斤立，号木杆可汗。俟斤死，弟某为他钵可汗。他钵可汗死，科罗子摄图立，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简作始波罗可汗（I·塂bara Qakhan），隋译沙钵略可汗，可视为一种异译（注：《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记录了沙钵略与隋文帝的往来书信，沙钵略信中自称“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隋文帝复信中称对方为“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可见始波罗即沙钵略之异写，区别在于前者用嘉字，后者则含有贬义。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第1868页。《通典》卷一九七：“其勇健者谓之始波罗。”沙钵略即始波罗同音异译，又译作沙钵罗，车鼻可汗时期有沙钵罗特勤，西突厥有沙钵罗咥利失可汗，皆以勇健为美称。）。沙钵略死，弟处罗侯立，号叶护可汗。处罗侯死，沙钵略子雍虞闾立，号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等等不赘。东突厥（北突厥）如此，西突厥亦如此。岑仲勉先生考证室点密即四（肆）叶护可汗，室点密是名，肆叶护是可汗号（注：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16—119页。）。室点密之子玷厥号达头可汗，泥利可汗子达漫号泥撅处罗可汗，其他不赘（注：沙畹（Edouard Chavannes）：《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cs）Occidentaux），中译本，冯承钧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4页；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20—129页。）。

与柔然不同的是，突厥政体中往往多个可汗并立，其中只有一个可汗是最高首脑，是为大可汗，其他可汗分据方面，是为小可汗。突厥的多汗制，有学者认为源自高车的大、小可汗并立制（注：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8—89页。）。比如他钵可汗时期，他钵自然是大可汗，他立摄图为尔伏可汗，又以褥但可汗为步离可汗，都是小可汗。在多汗并立的情况下，可汗号本身未必具有标识作用。有的学者推测大小可汗的区别在于“可汗”（Qakhan）与“汗”（Khan）的不同（注：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收入韩先生论文集《穹庐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2—313页。）。其实，可汗与汗源于同一个词汇（注：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0—204页。），至少在突厥史料中看不到以二者区分多汗制下不同可汗等级的用例。比如他钵死后，摄图（尔伏可汗）立为大可汗，改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这一新的可汗号或许足以表明其地位的变更。从沙钵略上隋文帝表中自称“大突厥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来看（注：《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第1869页。），“莫何始波罗可汗”又可作“始波罗莫何可汗”，“莫何”（bagha）是北方诸族都接受的重要美称，广泛使用在可汗号及其他官号之中。前引《晋书》记陇西乞伏鲜卑的纥干被推为“乞伏可汗托铎莫何”，托铎莫何是纥干的可汗号。《晋书》解释了托铎的意思，“托铎者，言非神非人之称也”（注：《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3113页。），却没有解释莫何。加拿大学者陈三平（Sanping Chen）认为莫何来自古伊朗语的bagapuhr，原意指神之子，与华夏之天子相对应，甚至与天子一词有着共同的远源，这个名号后来经历了贬值（devaluation）过程（陈三平认为历史上这种名号贬值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被北方诸族用于指称部落酋长。（注：Sanping Chen，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Interactions among A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i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Series 3，vol.12，no.3（2002），pp.289-325.）即使莫何很多时候仅仅是酋长一级的官称，但这个词汇无疑保留了尊贵美称的意义，因而经常用作可汗号的一个重要部分，有时甚至取代可汗号的其他部分，可以简称“莫何可汗”，故后来的叶护可汗又被称为莫何可汗。小可汗升为大可汗以后，往往要改变自己的可汗号，除了前面提到的摄图，西突厥的玷厥作小可汗时号曰达头可汗，后改为步迦可汗（Bilgä Qakhan），等等。而且，小可汗也无一例外地都拥有可汗号，如大逻便为阿波可汗（Apa Qakhan），染干为突利可汗，等等。

出自东部鲜卑的吐谷浑，自有以可汗为部族酋首的传统，前引《宋书》记乙那楼对吐谷浑言“处可寒”，即其显例。据《晋书》，在西秦乞伏乾归时期，吐谷浑主树洛干“号为戊寅可汗”（注：《晋书》卷九七《四夷·吐谷浑传》，第2541页。）。这里的可汗已经是较高级政体的首脑，戊寅是可汗号。树洛干称戊寅可汗的时间，与柔然社崘称丘豆伐可汗的时间，相去不过数年，看不到两者间相互影响的可能，反映了可汗与可汗号相结合的传统，在内亚民族（Inner Asian Steppe Peoples）政治文化中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史料中偏重吐谷浑与中原王朝发生种种关系的线索，强调吐谷浑接受中原政治文化影响的一面，所以很难见到吐谷浑君主延续了在部族政体内自称可汗的情况。直到六镇乱起，北魏秦陇地区原有秩序崩溃，吐谷浑主“伏连筹死，子夸吕立，始自号为可汗”（注：《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第3185页。）。此前吐谷浑长期接受南朝诸政权和北魏的封授，到伏连筹时期，“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称制诸国，以自夸大”（注：同上。），虽然政治文化受到中原王朝的强烈影响（注：周伟洲：《吐谷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8—119页。），吐谷浑政体的成长已经不满足于作为中原王朝的藩附。所以，夸吕趁着北魏对秦陇控制力大大衰弱之机，以可汗代替受自北魏的“使持节、都督西垂诸军事、征西将军、领护西戎中郎将、西海郡开国公、吐谷浑王”，标志着吐谷浑政体已经摆脱藩附地位。虽然夸吕以可汗官称超越“吐谷浑王”，对应中原的“皇帝”，可能主要是效法柔然（注：同上书，第120页。），但是从树洛干的例子看，吐谷浑政体内部长期延续可汗称谓的传统，应当是存在的。无论是效法柔然还是秉承自身传统，夸吕既称可汗，理应有可汗号，可惜史料付之阙如。从夸吕“始自号为可汗”的句式看，此后吐谷浑君主皆称可汗。据《旧唐书》，唐太宗授夸吕孙慕容顺为趉胡吕乌甘豆可汗，后来授慕容顺子诺曷钵为乌地也拔勒豆可汗，而“乌地也拔勒豆可汗”为诺曷钵的子、孙所袭，直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十二月（799），吐谷浑后裔慕容复还袭“长乐州都督、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注：《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吐谷浑传》，第5300—5301页。《资治通鉴》分别作“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和“乌地也拔勤忠可汗”，分见卷一九四唐太宗贞观十年三月丁酉条、卷二〇六则天后久视元年三月条，第6119页、第6546页。）。从唐代授予吐谷浑可汗号的情况看，慕容顺之前的吐谷浑可汗原本必有可汗号。

长期被突厥统治并深受突厥影响的铁勒诸部（九姓乌古斯），在反抗突厥处罗可汗的时候，也建立自己的可汗旗号。《隋书》：“遂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复立薛延陀内俟斤，字也咥，为小可汗。”（注：《隋书》卷八四《北狄·铁勒传》，第1880页。）“字也咥”《北史》作“子也咥”（注：《北史》卷九九《铁勒传》，第3303页。）。照这个说法，铁勒诸部立契弊部的酋长歌楞为大可汗，号易勿真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部的酋长（或酋长之子）也咥为小可汗，可汗号漏记。可是《旧唐书》是这样记载的：“铁勒相率而叛，共推契苾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居贪汗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注：《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第5343—5344页。）这样，也咥是可汗号，乙失钵才是名字。学者称这个政权为“契苾—薛延陀汗国”（注：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3—356页。），其大小可汗都有可汗号。出自铁勒并且各自建立政权的回纥、薛延陀，都保持了可汗与可汗号的传统。如唐太宗主动册拜薛延陀乙失钵的孙子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死，夷男之子嗣位，号突利失可汗，被夷男少子肆叶护拔灼所杀，拔灼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后来西逃的薛延陀部众，推举夷男兄子咄摩支为可汗，号伊特勿失可汗；等等。（注：《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第5344—5348页。）而回纥自吐迷度称可汗以后，“署官号皆如突厥故事”（注：《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196页。），政治制度照搬突厥，可汗带有可汗号自是理所当然。据《旧唐书》，唐玄宗时回纥酋长叶护颉利吐发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唐玄宗册封为怀仁可汗（注：《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198页。）。“颉利吐发”，《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作“骨力裴罗”（注：《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6114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玄宗天宝三载八月条，第6860页。）。此后，回纥汗国以至甘州回鹘时期，回纥（回鹘）的可汗都与唐、五代、宋、辽政权保持了亲密联系，先为兄弟之国，后成父子之国，终为甥舅关系，回纥（回鹘）除自定可汗号外，都由中原政权册封一个可汗号（注：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101页。）。1890年发现于蒙古鄂尔浑河（Orkhon Gol）西岸九姓回鹘牙帐城（Kharabalgasun）南的三体文（粟特文、汉文、突厥文）《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注：关于《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的位置，有学者介绍说在“柴达木河畔”。其实回鹘牙帐城（Kharabalgasun，意即黑虎城）周围并没有一条柴达木河，该城的东面是自南向北流的鄂尔浑河。我于2004年和2006年两次到此地及附近地区考察，疑所谓“柴达木河”其实是指突厥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碑东北的柴达木湖。），其汉文题作《九姓回鹘爱登里啰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汉文部分就记录了回鹘可汗名若干，都有详细的可汗号（注：王国维：《九姓回鹘可汗碑跋》，载《观堂集林》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9年，第989—998页。又可参看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第102—116页。）。

契丹历史上很早即称可汗，武则天时期的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注：《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契丹传》，第5350页。）。无上是可汗号（不知是借用汉文原文语音还是汉文翻译）。据《辽史》卷六三《世表》，在耶律阿保机之前，迪辇俎里（李怀秀）为阻午可汗，屈戍为耶澜可汗，习尔为巴剌可汗，钦德为痕德堇可汗。（注：《辽史》卷六三《世表》，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955—956页。）阻午、耶澜、巴剌、痕德堇都是可汗号。契丹族传说中的先世可汗有奇首可汗、胡剌可汗、苏可汗、昭古可汗等（注：同上书，第950页。），都只有可汗号而不存姓名。今本元修《辽史》记耶律阿保机于唐天祐四年（907）继痕德堇可汗，“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注：《辽史》卷一《太祖纪》，第2页。）。据此，阿保机即位之始即称皇帝，而没有继承痕德堇可汗的可汗职位。可事实上，九年以后，阿保机再次举行了“即尊号”的盛大仪典。神册元年（916），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注：同上书，第10页。）。然而，据叶隆礼《契丹国志》，只是到了神册元年，“阿保机始自称皇帝”（注：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页。）。可见天祐四年那一次，阿保机并没有称帝，而只是继承痕德堇称可汗。《辽史》所谓“天皇帝”，《契丹国志》记作天皇王，天皇王应当就是“天可汗”，“天”乃是可汗号（注：关于“天可汗”，请参看本书《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一章。），当然“天皇王”三字都是汉文的意译。辽太宗以下诸帝，不再见可汗称号，而只有类似唐宋诸帝的皇帝尊号。可是辽天祚帝被金人俘虏后，耶律大石建立西辽时，“号葛儿罕，复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注：《辽史》卷三〇《天祚皇帝纪四》，第356—357页。）。《辽史》所附《国语解》，解释葛儿罕为“漠北君王称”（注：《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第1541页。）。葛儿罕，《元史》或作阔儿罕（注：《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2969页。），或作鞠儿可汗（注：《元史》卷一二四《哈剌亦哈赤北鲁传》，第3046页。），皆同音异译。在波斯史学家志费尼（Ata-Malik Juvaini）的《世界征服者史》中，葛儿罕记作菊儿汗（gür-khan），并解释曰“即众汗之汗”（the khan of khans）（注：Ala-ad-Din Ata-Malik Juvain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translated from the text of Mirza Muhammad Qazvin by John Andrew Boyle，vol.I，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8，p.354.亦请参看中译本：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17页。）。罕即可汗，葛儿或菊儿，是可汗号。学者一般认为这是“采用突厥称号”（注：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0页。），“因为他的臣民绝大多数是突厥语部民，……处于突厥语部落聚居的地方，称‘汗’是随乡入俗”（注：魏良弢：《西辽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页。）。这是忘记了可汗一词早就进入契丹语社会，契丹先世皆称可汗的事实。

契丹之后的内亚民族，也多以可汗为政体元首称号。对于契丹以后内亚部族可汗号的种种事实，本文不复赘述。只举两个最著名的例子：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蒙古人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Činggis Khan），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1616）满族人努尔哈赤被尊奉为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成吉思”和“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都是可汗号。又如西夏诸帝在庙号、谥号、皇帝尊号之外，还有所谓“城号”。（注：李范文：《西夏皇帝称号考》，收入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99页。）其庙号、谥号与尊号自然是学习唐宋（注：关于皇帝尊号之制度文化渊源，请参看本书《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一章。），而城号也许就本于党项的部族传统，也就是源于可汗号与官号的古老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