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汗号之性质——兼论早期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演化

据杜佑《通典》，北亚草原游牧部族中，首先以可汗作为政体最高首领称号的，是柔然的社崘，所谓“社崘始号可汗，犹言皇帝”（注：杜佑：《通典》卷一九四，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第5301页。），又称“可汗之号始于此”（注：杜佑：《通典》卷一九六，第5378页。）。胡三省也说：“可汗，北方之尊称，犹汉时之单于也。”（注：《资治通鉴》卷七七胡注，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第2459页。）但是胡三省注意到“拓跋氏之先，《通鉴》皆书可汗，又在社崘之前”（注：《资治通鉴》卷一一二胡注，第3534页。）。《资治通鉴》叙拓跋鲜卑先世，从可汗毛到可汗力微之间，还提到可汗推寅、可汗邻（注：分别见《资治通鉴》卷七七第2459页、卷八〇第2548页。），显然以可汗为拓跋鲜卑酋首之称号，即胡三省所谓“此时鲜卑君长已有可汗之称”（注：《资治通鉴》卷八〇胡注，第2548页。）。然而魏收《魏书》中，全然没有这方面的痕迹。这可能是因为孝文帝改革以后，北魏前期的历史资料曾经被大幅度地修订过，故有关史实不得见于《魏书》。著名的嘎仙洞石壁祝文有“皇祖先可寒”、“皇妣先可敦”，即不见于《魏书》（注：米文平：《鲜卑石室寻访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第55页。）。北魏奚智墓志称“始与大魏同先，仆脍可汗之后裔”，罗振玉认为“仆脍可汗”即《魏书》卷一《序纪》所记献帝隣之父威皇帝侩。（注：罗振玉：《丙寅稿》，《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第一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9年，第185—186页。）可见《资治通鉴》记拓跋先世君长为可汗，必有所本。《旧唐书》记“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巨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按今大角，此即后魏世所谓《簸逻回》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辞。北虏之俗，皆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注：《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1071—1072页。）。《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记北魏乐府的“北歌”曲目有《慕容可汗》等，此外还有许多北歌，“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注：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63页。）。田余庆先生说这些北歌“可以确认为魏世之作”（注：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19页。）。《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记慕容鲜卑乙那楼对吐谷浑言“处可寒”，并解释云“宋言尔官家也”（注：《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369页。）。可寒即可汗（注：《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载此事与《宋书》略同，可寒即作可汗。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3178页。）。《晋书》记载魏晋之际陇西鲜卑的纥干被部众推为“统主，号之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注：《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3113页。）。可见可汗（Khan、Kagan、Qaghan）一词，虽然从语源（Etymology）上看可能并非阿尔泰语系（Altaic）原生词汇（注：Peter B.Golden，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Verlag，1992，p.71.），但至少在鲜卑语中早已存在（注：町田隆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燾石刻祝文をめぐって—“可寒”·“可敦”の稱号を中心として》载《アジア諸民族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岡本敬二先生退官記念論集》，東京：国書刊行会，1984年，第88—114页。），可汗并非始见于柔然（注：陈发源：《柔然君名可汗考》，《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第107—110页。）。

然而，吐谷浑时期的慕容鲜卑和力微以前的拓跋鲜卑，其政治体（polities）都处于较低级别的发展阶段，尚未进入原始国家（primitive states），甚至还只是处于酋邦（chiefdoms）的早期或初始阶段。而柔然社崘称可汗，是与北魏天子相对抗的一种政治形态，其政治体已经具备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因此，依据现存史料，认为可汗作为原始国家或酋邦这一级政体（supratribal polities）的首脑（supreme ruler）的称谓，最早见于柔然，也是可以成立的。朱熹断言“《木兰诗》只似唐人作，其间‘可汗’、‘可汗’，前此未有”（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四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28页。）。即使《木兰诗》作于唐代的可能性较大（注：唐长孺：《〈木兰诗〉补证》，《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第41—44页。），但以可汗称谓作为证据，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北朝代人社会的音乐及故事中与可汗相关者甚多，已如前述。无论可汗一词最早出现于哪一部族、哪一语言（注：李志敏：《可汗名号语源问题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第47—55页。），在柔然之后，经嚈哒、吐谷浑，特别是突厥等民族的传布，作为高级政治体首脑取代匈奴单于的可汗称谓，遂广泛流行于内亚各语言、各族群的政治体中（注：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收入白鸟库吉《塞外民族史研究》上册，东京：岩波书店，1986年；兹据中译本，方壮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64—72页。）。

文献上最早以可汗为高级政治体元首称谓的柔然君主社崘，据《北史》卷九八《蠕蠕传》，“自号豆代可汗。豆代，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可汗，犹魏言皇帝也”（注：《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3251页。）。今本《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补自《北史》，可是豆代作丘豆伐（注：《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291页。），与《通典》同（注：《通典》卷一九六，第5378页。）。很可能《北史》传写中出现了夺讹。《资治通鉴》系其事于晋安帝元兴元年，即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既然可汗称谓意犹华夏的皇帝，社崘自称可汗已成至尊，为什么还要在可汗前面加上“丘豆伐”的修饰词呢？《北史》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解释：“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为称号，若中国立谥。既死之后，不复追称。”（注：《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3251页。）这段话的意思是，柔然“君及大臣”在职务称号之前另有修饰性称号，以表其行能，性质类似于华夏帝王贵族死后立谥，不同的是华夏立谥在死后，而柔然加号在生前，死后则没有类似活动，所谓“既死之后，不复追称”。这是对柔然乃至其他内亚民族（Inner Asian Peoples）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的观察和理解。如果我们把可汗作为游牧政治体元首职务的称号（Title for the official position），即一种“官称”，那么每一个可汗都有的这种修饰性称号，即本文所谓的“可汗号”（Appellation for the title of Qaghan），便就是官号（Appellation for the official title）之一种。丘豆伐即社崘的可汗号。

本文通过考察古代北方各部族的可汗号传统，论证作为官号的可汗号与作为官称的可汗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并尝试分析可汗号的起源、结构及功能，由此探索早期政治组织的制度形式，使北方部族可汗号的性质、功能及历史特性得以昭显，并联系华夏社会早期的所谓“生称谥”纷争，发挥可汗号及官号研究的民族志和人类学思想素材的作用，反观华夏历史早期的制度分化问题。在可汗之前作为北方草原最高政治体首领重要官称的“单于”称号，当然同样存在“单于号”。单于号与可汗号一样，都是内亚政治传统中的官号（Appellation）。由于两汉史料较少，认识单于号需要借重于对可汗号的研究。单于号问题只有在可汗号被认识清楚之后，才能被纳入到同一个思路中予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首先要讨论时间上较晚的可汗号而不是单于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