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拓跋语源的检讨

对于“拓跋”一词的语源，《魏书》开篇就有解释：“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注：《魏书》卷一《序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资治通鉴》载北魏孝文帝改姓诏书，亦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注：《资治通鉴》卷一四〇齐明帝建武三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393页。）这种说法后世或偶有信从者，如清人吴广成辑《西夏书事》，犹称“北魏孝文取拓跋为土之义，改元氏”（注：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32页。）。然而北魏官方对于“拓跋”语源的这一解释，深为现代史家所怀疑，或斥为“假托”、“附会”（注：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收入白鳥庫吉《塞外民族史研究》上册，東京：岩波书店，1986年，第147—149页。《东胡民族考》有中译本，方壮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20—123页。此后各注所标《东胡民族考》页码，都是指中译本。），或看成“造作先世事实以欺人”（注：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0页。）。《宋书》虽然说“索头虏姓託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注：《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21页。），但并没有解释“託跋”词义。《广韵》记录“或说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长，遂以氏焉”（注：陈彭年：《钜宋广韵》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南宋闽中刻本，1983年，第410页。胡三省亦引用这一说法，文字小异，见《资治通鉴》卷七七魏元帝景明二年胡注，第2459页。），显系望文生义。《南齐书》云：“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至是乃改姓焉。”（注：《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93页。）这又不过是《宋书》说法的变种。拓跋，或写作托拔、託跋、拓拔等等，应该都是同一个代北名号的不同音译。

如果没有新的历史资料及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的介入，这个问题只会是死水一潭。19世纪末发现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Orkhon Gol）与土拉河（Tuul Gol）流域的鲁尼文（Runic）字母古突厥文碑铭，给拓跋一词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及稍晚发现的暾欲谷碑，都用一个专门的名词（鲁尼文是自右向左书写）指代唐朝，其罗马字母转写形式为t（a）bg（a）（注：M.Springling，Tonyukuk’s Epitaph，i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vol.56，no.4（Oct.，1939），p.365；Talât Tekin，Orhon Yaitlar，Ankara：Türk Tarh Kurumu Basinm Ev，1988，p.2；Talât Tekin，Tunyukuk Yazt，Ankara：Smurg，1994，p.3.），或作tabγač（注：Talât Tekin，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1968，p.231；Volker Rybatzki，Die Touquq-Inschrift，Szeged：the Department of Altaic Studies（University of Szeged），1997，p.43.），也写作tabgatch等形式，都是古突厥文的西文转写。这个指代唐朝的名词，本义究竟是什么，经历过长久的争论。夏德（F.Hirth）提出tabγač是“唐家”一词的突厥文对音转写（后来桑原骘藏在此基础上提出“唐家子”一说（注：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译本，陈裕菁译，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03—109页。）），他还指出tabγač与拜占庭历史学家Theophylacte Simocatta所提到的Taugast（注：Theophylacte Simocatta的原著为希腊文，其法文翻译参看：George Ceodès（戈岱司），Testimonia of Greek and Latin Writers on the Lands and Peoples of the Far East，4th c.B.C.to 14th c.A.D.，Chicago：Ares Publishers Inc.，1979，pp.138-141.该书有中译本，即《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4—106页。英文译本请参看：Henry Yule（裕尔），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new edition，New Delhi：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Ltd.，1998，vol.1，pp.29-33.此书亦有中译本，见《东域纪程录丛》，张绪山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18页。），以及《长春真人西游记》里用来称呼汉人的“桃花石”一词（注：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党宝海译注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1页。），应有共同的语源（etymology）（注：Friedrich Hirth，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in：W.Radloff，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Zweite Folge，St.Petersburg，1899，p.35.Reprinted in two volumes，Osnabrük：Otto Zeller Verlag，1987.）。这就把突厥碑铭资料与传世的文献史料结合了起来。问题是，Theophylacte Simocatta所讲述的Taugast国内对立的两个政权之一渡过大河实现统一的战争，一般认为就是隋平陈的战争，时间早于唐。而据卜弼德（P.A.Boodberg）研究，那个故事描述的本是北周灭北齐并统一北方的历史，时间就更早了（注：Peter A.Boodberg，Marginalia to Histori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i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3，no.3/4（1938），pp.223-253.此文后收入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Boodberg，compiled by Alvin P.Cohen，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p.265-349.）。因此，可以肯定Taugast与唐无关。自从伯希和（Paul Pelliot）与白鸟库吉分别提出tabγač是指拓跋以后（注：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中译本，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40—41页；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第131—132页。），这种从历史和语言两方面都能获得圆满解释的说法，已经成为国际突厥学界的通行观点，尽管种种新说迄未停止涌现（注：最新的解说是由芮传民作出的，他认为tabγač是中文词汇“大汉”的突厥文转写；此外，他还介绍了历来中外学者对tabγač的各种假说，请看芮传民《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4—147页。）。

《长春真人西游记》里中亚人称呼汉人的“桃花石”一词，也由于1917年在土耳其发现马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 Kashgari）的《突厥语大辞典》（DíwānLuγāt at-Turk），而找到了原型。《突厥语大辞典》收有tawγāč一词，义为马秦（Māsīn），马秦加上秦（Sīn）和契丹（Khitāy）的范围，也可以统称tawγāč（注：Mahmūd al-Kāšgari，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Dīwān Luγāt at-Turk），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Indices by Robert Dankoff，in Collaboration with James Kell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Office，1982，Part I，p.341.）。可见tawγāč就是指中国，“桃花石”乃是tawγāč的中文译写。12世纪以前由汉文译成回鹘文的《玄奘传》（Bodstw Tato Samtso Acar-nng Yorgh-n Uqtmap Atlgh TsnCun Tigma Kwi Nom Bitig）里，对应汉语“支那国”的回鹘文是twγāč ili（注：Annemarie von Gabain，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üen-tsang’s，in：Sprachwissenschaftliche Ergebnisse der deutschen Turfan-Forschung，Band I，Leipzig：Zentralantiquariat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1972，p.323.）。因此，突厥碑铭的tabγač，拜占庭史料里的taugast，与11世纪流行于中亚突厥诸族中的tawγāč，都是指中国（至少是指北部中国）。这几个词汇有同源关系，而突厥碑铭里的tabγač是其中最为原始的形态，它是北魏统治集团的核心部族“拓跋”部名称的突厥文音译（注：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载张先生《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7—82页。）。克劳森（Sir Gerard Clauson）《十三世纪以前突厥语语源辞典》（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收有tavğa一词，解释为“一突厥部落名，其中文转写作‘拓跋’”（注：Sir Ger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72，p.438.）。

关于拓跋是否突厥语部族的问题，此处不拟讨论，这里我们只注意突厥人以拓跋部名当作中国北方政权称谓的问题。依据白鸟库吉和克劳森的意见，突厥是在拓跋统治中国北方的时代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因而以其部族名称代指华北政权及其统治区域（注：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第131—132页；Sir Gerard Clauson，1972，p.438.）。可是，突厥与西魏第一次进行正式官方联系，是在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545）（注：《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08页。），非正式往来更在三年之前或更早（注：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5页。），而宇文泰复鲜卑旧姓在西魏恭帝元年（554）（注：《周书》卷二《文帝纪下》，第36页；《资治通鉴》卷七七梁元帝承圣三年，第5111页。）。也就是说，突厥与西魏发生军事、政治接触的十多年之后，西魏皇室才复姓拓跋，而且不出三年即被宇文氏取代，为时短暂，匆匆有如奔驷。在恭帝元年之前的六十年间，皇室姓元，国号为魏（亦偶有称代者），经历了几代人之久，必已深入人心。这个时候突厥人所了解的西魏，哪里会有拓跋的名号呢？

我认为，漠北部族以拓跋名号称呼北魏及其统治区域，要远远早于突厥人与西魏的初次接触，而且这一传统极有可能是由敌视北魏的漠北政权建立的，当然这个政权就是柔然。柔然几乎是在北魏道武帝率领拓跋联盟创建政权的同时，开始其争霸草原的长期战争，而柔然的游牧政权也是在与拓跋部落联盟的对抗中渐渐形成的（注：内田吟风：《北アジア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第280—283页。）。柔然并未认可北魏对于大漠南北草原地区的统治权，自然也不会接受北魏的国号及其历任皇帝的年号，可以想象的情况是，柔然仍然以拓跋部的原部族称号来称呼北魏国家。这种在名称上做文章以显示敌对政治立场的做法，也反映在北魏太武帝改柔然之名为蠕蠕上（注：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1—85页。）。随着北魏逐步统一北方，柔然及其统领下的漠北草原诸部所称呼的拓跋，也渐渐扩大其内涵，终于变成了指称北部中国的一个固定名词。作为柔然部落联盟的成员，突厥是从柔然政权接受了tabγač一词的。这就意味着，从柔然与拓跋为敌算起，一个半世纪以后突厥人使用的tabγač一词，很可能早已完全失去了拓跋部族名称的原本词义了。

既然如此，经过柔然而传递到突厥部族中的tabγač，无论概念内涵还是构词形式或发音方式，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说，简单地把tabγač解释为部族名称，很可能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学者们难以从语源学上解读tabγač一词。因此，尽管具有语言上的亲缘优势，但突厥人的tabγač一词，未必会比汉文音译的“拓跋”一词，更接近拓跋名号的原本音、义。

要解释“拓跋”名号的词义，不应该完全放弃北魏统治者自己提供的信息。根据孝文帝的改姓诏书，“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这个说法即使有自美姓氏来历的一面（特别是与黄帝的土德联系起来，明显是一种攀附（注：有关民族融合、社会整合中大量存在的攀附问题，请参看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2002年，第583—624页。）），也可能有包含真实历史线索的一面（注：内田吟风：《北アジア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第96页。）。白鸟库吉是最早利用这一线索的学者，即使他只是部分地相信这一线索的价值。根据《魏书》和孝文帝诏书对于拓跋二字的解释，拓跋是一个复合词，是由表示土地的“拓”与表示君主的“跋”两个单词复合而成的。白鸟库吉在蒙古语里找到表示泥土的tôhon和toghosun，推测即是拓跋之“拓”；又在通古斯语中找到表示君长的boghin，推测即拓跋之“跋”的对音。然而尽管作了这一研究，白鸟库吉自己并不满意，他相信所谓“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的解说，仍然是拓跋氏为了自我夸耀，取其音近而进行的一种附会，因此认定拓跋本义“仍属不明也”（注：白鳥庫吉：《东胡民族考》上编，第128—129页。）。

著名的蒙古学家李盖提（Louis Ligeti）在他那篇研究拓跋语言属性的文章里，证明北魏统治者自己的这一解释是可信的。李盖提考证《三国志》所记的“託纥臣水”与《新唐书》所记的“土护真水”是同一条河流，而“託纥臣”与“土护真”就是蒙古语词taγušin或toγočin，意思是“土，泥土”，而这个词与拓跋之“拓”是同一个词（注：Louis Ligeti，Le Tabghatch，un dialecte de la langue Sien-pi，in：Louis Ligeti ed.，in：Mongolian Studies（Bibliotheca Orientalis Hungarica，Vol.XIV），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1970，pp.265-308.）。根据蒲立本（Edwin G.Pulleyblank）的研究，“拓”在中古时期是以-k收声的入声字（注：Edwin G.Pulleyblank，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Late Middle Chinese，and Early Mandarin，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ombia Press，1991，p.314.）。这无疑有利于李盖提的考证。因此，拓跋的确是一个复合词组，是由拓与跋两个不同词义的北族词汇组合而成的。既然拓跋之拓恰如北魏统治者自己的解释那样是“土”的意思，那么拓跋之“跋”是否的确是“后（君主）”呢？

近年林安庆（An-King Lim）发表的有关中国北方地带突厥语成分的几篇文章（注：除了本文重点介绍的一篇之外，还值得推荐的一篇是他在韩国杂志上发表的：An-King Lim，Old Turkic Elements in Certain Apellatives of Ancient Han Frontier History，i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vol.4，1999.），对于这个研究的推进有很大帮助。他在一篇研究拓跋语源的文章里，和白鸟库吉一样，抓住“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的历史线索，首先建立“拓跋”二字的中古读音（根据蒲立本，“跋”或“拔”都是以-t收声的入声字（注：Edwin G.Pulleyblank，1991，p.27.）），然后在阿尔泰语系各语言中寻找音义相应的词汇（注：An-King Lim，On the Etymology of T’o-Pa，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44/1（2000），pp.30-44.）。根据林安庆的研究，与“拓”对应的词汇是［to：ğ］，与“跋”对应的是［be：g］，两者都是突厥语词汇。克劳森解释［to：ğ］为尘土、泥土（注：Sir Gerard Clauson，1972，p.463.），［be：g］为氏族和部落首领，并怀疑可能最早是借自中文表数量的“伯”字（这个说法与“伯”字是以-k收声的入声字有关，也与古代汉语中“伯”字所具有的“君长”词义有关）（注：Ibid.，p.322.）。林安庆还发现，今天厦门方言中的拓跋发音，与突厥语这两个对应词汇几乎没有分别。他得出结论说，汉字“拓跋”二字并不是古突厥文tabgatch（即tabγač）的对音转写，而是古突厥文［to：g beg］这一复合词组的对音转写，其词义正是土地之主人，完全证实了北魏官方自己的解释。这一研究确认了我们在前面对tabγač一词经柔然传递至突厥过程中音义发生变异的猜测。从tabγač本身，无法分解出［to：g beg］，也就是无法探究其语源。

而且，根据白桂思（Christopher I.Beckwith）的研究，词组“拓跋”（tog beg或takbač）之所以发生向tabγač（tabghatch）的转变，是由于这两个词连接在一起以后，出现了语音换位（metathesization）的变化，即前一个词词尾的辅音-g与后一个词词首的b-彼此交换了位置，从而形成了这个难以直接追寻语源的新词tabγač（tabghatch）（注：Christopher I.Beckwith，The Chinese Names of Tibetans，Tabghatch，and Turks，in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vol.14（2005），pp.5-20.）。他认为，汉文“拓跋”、“秃发”等词所显示出的语音形式“*-γb-~*-gb-~*-kp-”等等，才是更原始的形态，即语音换位之前的语音顺序（pre-metathesized order of the intrasyllabic phones）。尽管白桂思随后对tabγač（tabghatch）词尾的辅音-č（-tch）的解说是我所不能赞成的，但我认为他对于从*-γb-向*-bγ-的解释非常有说服力，也进一步证成了李盖提和林安庆的研究。

从李盖提和林安庆的研究出发，我们还可以分析“拓跋”这一词组的性质。

根据我们对内亚政治文化传统中可汗号、官号的观察，以及我们对内亚诸族政治制度的制度形式及其名号演化的认识，可以知道“拓跋”是一个由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复合词。“拓”是官号，“跋”是官称，“拓”是修饰“跋”的，“拓跋”结合在一起就成为政治实践中某一固定的名号。关于“拓”（即tog）作为官号的应用，我们还可以举出突厥时代的一个例证。据《旧唐书》：“阿史那社尒，突厥处罗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称于本蕃，拜为拓设，建牙于碛北。”（注：《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88页。）拓设，即togšad，“拓”是“设”的官号。对于beg（跋）作为官称的使用，还有古突厥文碑铭的证据。阙特勤碑东面第20行有b（a）rs b（e）g（注：Talât Tekin，1988，p.12.），或转写作bars bäg（注：Ibid.，p.234.）。Talât Tekin解释bäg为“主人、首领、统治者的一种称号”（注：Ibid.，p.311.）。有的中文译本把bars bäg音译为“拔塞伯克”（注：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第222页。芮传明在注释里解释了作如此翻译的理由，见该书第251—252页。关于伯克制度自突厥以后至清代的变迁情况，请参看苗普生：《伯克制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2页。有关清代新疆的伯克制度，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一书有专章讨论，中译本，凌颂纯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1—222页。）。这种处理也基本可以反映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性质。不过，《旧唐书》里记有一个突厥首领为“拔塞匐”（注：《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65页。），蒲立本认为这个名号对应的就是阙特勤碑铭里的bars bäg，“匐”中古早期读音是buwk（注：Edwin G.Pulleyblank，1991，p.98.），是以-k收声的入声字，唐代以汉字“匐”对译bäg的例证很多（注：Edwin G.Pulleyblank，The Chinese Name for the Turks，i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85，no.2（1965），pp.121-125.这种把bäg对译为“匐”字的情况，还得到古吐蕃文史料的证实。请参看Christopher I.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58，note 23.除了把beg译作“匐”以外，唐代史料也把beg译作“辈”。如《新唐书》叙坚昆国曰：“其酋长三人，曰讫悉辈，曰居沙波辈，曰阿米辈，共治其国。”见《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9页。）。岑仲勉径译bars bäg作“拔塞匐”（注：岑仲勉：《突厥集史》，第882页。），是比较可取的。这里，Bars（拔塞）是beg（匐）的官号。由于bars在古突厥语和古蒙古语中指虎豹之类大型猫科猛兽，符合内亚以猛兽名为美称的习惯，因而常常被用作官号。当然bars也可以用作其他官称的官号。《旧唐书》还记录西突厥弩失毕五俟斤之一曰“拔塞幹暾沙钵俟斤”，（注：《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第5186页。）拔塞是俟斤的官号，犹如阙特勤碑铭中Bars是beg的官号。拓（tog）意为土地，可引申为国土、领土。突厥语中以“国土”作为美称和官号的词汇，还有el/il/ilig/ellig，中文或译作“伊利”。突厥有伊利可汗，学者认为即El Qaγan，其可汗号el意为土地（注：Omeljan Pritsak，Old Turkic Regnal Names in the Chinese Sources，in：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vol.9（1985），pp.205-211.）。古突厥碑铭中的ellig的词根就是el，回鹘九姓可汗的可汗号里有“颉”字，是这个词的异译（注：Volker Rybatzki，Titles of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in：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44/2（2000），p.207.）。西晋时期拓跋部的首领有个猗卢，“猗卢”也可能是el/ellig一词的异译。以“土地”为美称，与土地、土壤所代表的国土、领土有关。春秋时晋公子重耳避难于卫，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子犯却说“天赐也”，杜预的解释是“得土，有国之祥，故以为天赐”（注：杜预：《春秋经传集释》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35页。）。高句丽第十八代王伊连“号为故国壤王”，亦以壤为王号（注：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一八，见郑求福等《译注三国史记》第1册，首尔：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6年，第182—183页。）。

正如下文所要论证的，拓跋一词中的“跋（beg/bäg）”在魏晋鲜卑诸部的部族名号中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显然这个词在突厥时代及突厥语诸民族的历史中相当常见，但它是不是一个突厥语词呢？虽然林安庆认为这是一个突厥语词，但是克劳森却说无法在突厥语中找到它的语源。巴赞（Louis Bazin）和博文（Harold Bowen）为《伊斯兰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所写的“beg or beγ”条，列举了中亚突厥语诸民族使用beg一称的情况（注：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vol.I，1159a.CD-Rom edition，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3.），很显然他们也不能找到这个词的突厥语语源，可是他们在明确指出突厥语的beg是借词之后，却又猜测beg很可能是从伊朗语借入的，其原型是萨珊王朝王号中的bag，viz，意为神圣（巴格达Bag dād即由此得名）。Karl Menges认为，bäg是从baγa演变而来的（注：Karl Menges，Titles and Organizational Terms of the Qytan（Liao）and Qara-Qytaj（Śi-Liao），in：Rocznik Orientalistyczny，Tomo XVII（1951-1952），pp.68-79.）。巴赞一再强调bäg的源头在伊朗语之中（注：Louis Bazin，Pre-Islamic Turkic Borrowings in Upper Asia：Some Crucial Semantic Fields，in：Diogenes，vol.XLIII（1995），pp.35-44.）。然而根据我们的研究，baγa与bäg都是很早就出现在说古蒙古语的蒙古高原东部的族群中间了，它们同时并存，甚至一起组合成新的、较为稳定的名号（如“莫贺弗”，即由baγa与bäg组合而成）。因此不能得出bäg源于baγa的结论。而且，如果认为bäg是从萨珊波斯时代的王号借入阿尔泰民族中，那么，蒙古高原上出现bäg的时间，绝不能早于萨珊波斯的鼎盛时期。伊朗学家一般认为萨珊的兴起不得早于3世纪，3世纪后期萨珊政权的影响力开始深入到阿姆河以北的草原地带（注：Richard N.Frye，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München：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84，pp.291-292.）。可是正如我们下面就要论证的，这恰恰是蒙古高原上鲜卑诸部的政治发育进入全新时期，即从部落向酋邦（chiefdom）或原始国家（primitive state）跃进的时期，也正是各部首领的官号中均包含有bäg名号甚至以bäg为官称的时期。这说明，鲜卑诸部采用bäg称号，并不晚于萨珊波斯，自然也谈不上从萨珊波斯借入这一称号。因此，对于bäg或beg一词的语源，现有的解释还是不够的，新的突破很可能仰赖我们对中国北族名号制度的进一步研究。

有关“拓跋”语源的探讨，到此暂时告一段落。现在可以肯定，拓跋这个长期作为部族名称并进而成为部族核心家庭姓氏的名词，原本不过是作为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一组复合词，也就是说，很可能本来只是该部落某一首领所担任的职务的名号（这种名号包含官号与官称两个部分），后来竟然凝固而成为部族名称，并进一步成为该部族统治家族的家族姓氏。这种以官为氏的例证，在华夏与北族中都很容易找到。与拓跋同时的北族的例子，最明显的是建立了北凉政权的卢水胡沮渠氏，正是号称“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注：《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602页。）。沮渠的语源早已无迹可寻，但幸好拓跋一词还可以获得如上所述的分析。以此分析为基础，我们将尝试对中古早期的北方民族问题，进行更深入、更有趣味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