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匈奴单于号的获得时间及相关问题
汉朝皇帝的庙号与谥号，都是在死后获得的，生前并没有可与单于号或可汗号相比类的所谓“皇帝号”（注：这种情况到唐朝发生了变化，唐以后皇帝制度中有所谓皇帝尊号、皇帝徽号。与汉代匈奴单于号制度的变化受到汉朝政治文化影响不同，唐代皇帝制度与可汗号制度之间，有着相反方向的影响与作用，皇帝尊号制度是华夏传统受到北族政治文化影响而发生变异的结果。请参看本书《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一章。）。我们在本书前一章中已经讨论过，早期社会的政治组织，特别是内亚民族的政治组织中的官号、单于号或可汗号，都是在获得相关政治职务的同时获得的，官职与官号不可分离，单于号与单于不可分离，可汗号与可汗不可分离。在南匈奴之前的历任匈奴单于的单于号，当然也都是在单于登位的时候获得的。那么，受到汉朝谥号与庙号制度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南匈奴单于号，是在单于生前登位时获得的呢，还是死后获得的？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对此作出说明，但分析零碎而间接的史料之后，我认为，南匈奴历任单于的单于号，都是死后获得的。试为论述如次。
南匈奴的第一任单于醯落尸逐鞮单于比，在他决定与北匈奴分裂，自立为单于时，他的单于号是呼韩邪单于。《后汉书》：“（建武）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捍御北虏。帝用五官中郎将耿国议，乃许之。其冬，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注：《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第2942页。）这项春天在南匈奴八部大人会议上形成的决议，要得到汉朝同意之后，比才能正式立为单于，并以呼韩邪为单于号。据李贤注引《东观记》，匈奴分裂为南北在十二月癸丑（三日），这应当就是呼韩邪单于正式登位的时间（注：同上书，第2943页。《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却记为“冬十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于是分为南、北匈奴。”第76页。然而，这一年的十月朔壬午，见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页。因此，十月无癸丑日。当以《东观记》为准，《光武帝纪》夺一“二”字。）。这时的中原王朝，对匈奴单于号制度已经有所了解，甚至也能加以利用。比如王莽曾经立匈奴左犁汗王咸为孝单于，立咸子助为顺单于（注：《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23页。）。孝、顺都是单于号，王莽利用这样的单于号来标榜新型的对匈奴的关系。王莽还计划把匈奴分割成十五部，每部各立一位单于（注：请参看本书附录之一《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按照他的计划，他要为十五个单于各自安排一个合于新莽政治利益的单于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比以请求自立为呼韩邪单于的方式，来唤起东汉朝廷对于宣、元时期北边稳定图景的甜蜜回忆，从而达到获得汉朝支持以抗御北匈奴的目的。呼韩邪这个单于号对于比来说，无论是加强与汉廷的联系，还是凝聚南匈奴八部，都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单于号后面并没有附带“若鞮”或者“鞮”。没有任何史料显示，比在位的九年间，曾经更改过单于号。可是，《后汉书》在正式标举他的单于号时，却明确地称他为“醯落尸逐鞮单于”。这个正式的单于号（包含谥号鞮）既然不是比生前获得的，那么就只能是他死后获得的。
南匈奴历任单于中有四个人是没有单于号的，这个事实如果放在单于只在死后才获得单于号的背景下，就非常容易理解了。这四个人中，第九任单于安国，因为起兵反叛被杀，死后当然不会被给予单于号。第十七任单于呼徵，被专职监管南匈奴的护匈奴中郎将张脩所杀，虽然张脩因“不先请而擅诛杀”而被徵抵罪，但看来汉廷并不认为呼徵无罪。这种情况下，呼徵死后同样不能得到单于号。呼徵之后的继任者羌渠，死于南匈奴内部的大规模叛乱，单于的家庭成员不是被叛乱者所杀，就是逃亡在外，长期不能回到单于庭所在的西河离石，南匈奴的主体部分，在相当长时间内脱离了中原汉、魏王朝的控制。这种情况下，尽管羌渠的儿子於扶罗在逃亡中重建了单于庭，但这只是一个流亡政府，而且与汉朝政府建立稳定联系的时间也很晚，即使这个期间於扶罗给自己的父亲奉上了什么单于号，在汉朝官方也没有记录。如果单于号不是死后获得，而是登位时获得的，那么羌渠为汉而死，他的单于号理应被记录下来。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生前没有单于号，死后又赶上汉朝与南匈奴各自大乱，未能举行给羌渠追上单于号的手续和仪式，或者是汉朝官方没有得到有关的报告。这也可以解释於扶罗虽然被排挤出南匈奴的主体和中心，仅仅建立了一个流亡政府，但由于和曹操控制的汉朝政府建立了联系，所以死后竟然有“持至尸逐侯”的单于号。而他的继任者呼厨泉，羁留洛阳超过五十年，虽然总在国家重要典礼仪式上以“匈奴南单于”的身份出席（注：根据魏晋史料，呼厨泉在洛阳一直经历了汉魏禅代和魏晋禅代。《魏公卿上尊号奏》，列名者有“匈奴南单于臣泉”，见洪适《隶释》卷一九，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洪氏晦木斋刻本，1985年，第186页。曹丕称帝后，“更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魏玺绶，赐青盖车、乘舆、宝剑，玉玦”。见《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76页。到泰始元年（265）冬天晋武帝受禅的时候，似乎呼厨泉还参加了有关仪式，“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见《晋书》卷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50页。如果参加晋武帝即位大典的匈奴南单于就是呼厨泉，那么他这时的年龄应当有七十岁左右了。），点缀太平盛世，但史料中却不见他死于何时何地，自然也见不到晋王朝给予他单于号的记录了。如果呼厨泉在世时就有单于号，必能见诸各种他出席的典礼场合。
以上，从单于号在死后获得的角度，解释了南匈奴中四位缺载单于号的单于的各自情况。此外，还有一个事例值得注意，就是第十三任单于休利，被护匈奴中郎将陈龟逼迫自杀，造成南匈奴在三、四年内没有单于的问题。但陈龟并没有显诛休利，汉朝对陈龟又处以免官，随后马续对南匈奴叛乱者也采取和缓政策，看得出来休利没有被否定，而且继任者很可能还是他在洛阳的侍子，因此，他死后是可以获得单于号的。事实上，休利的单于号是“去特若尸逐就”。
死后才获得单于号，是匈奴单于号传统的重大改变，推动这一变化的力量，一定来自东汉王朝。汉朝庙号与谥号皆于身后获得，这与匈奴单于号在登位时获得的传统，有明显的不一致。当文化差异的双方，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地位时，强势一方施加于弱势一方的多方面影响就是无可避免的。东汉王朝的官文书格式及单于朝觐汉帝时的各种礼仪，如何处理单于的单于号，一定曾经遇到过困难。消除这种文化形式上的差异，很可能是单于号改为死后获得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决定给予死去的单于何种单于号方面，东汉政府及其在单于庭的派出机构——护匈奴中郎将的军府，究竟起到多少作用，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从东汉中期以后护匈奴中郎将敢于欺凌甚至杀害南单于的事实看，南单于的自治权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和限制，中郎将的权力非常之大。有理由相信，是否给死去的单于以单于号，以及给予什么样的单于号，决定性的权力可能在汉朝官员手里，尽管相关仪式理应由匈奴人自己完成。
把单于号看作死后获得，使得前一节所讨论的南匈奴单于号承担着标明单于世系功能的问题，以及相关变化来自对汉朝帝王庙号制度的学习的猜想，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容易理解了。南匈奴单于号的这种重大变化，是南匈奴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表征。北族政权在与文化更精致、制度更繁复的中原王朝交往时，引入某些制度因素，发生某些文化变异，本是历史的常态。比如，5世纪中叶柔然就建立了年号制度，先后有五个年号，这应当是在与南朝及北魏政权交往时学会的（注：《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3255—3257页。参看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173—174页。）。再比如，西汉匈奴社会中的显贵家族，除了挛鞮氏以外，还有呼延氏、兰氏和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注：《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第2890—2891页。）。可是到了东汉，“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注：《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第2944—2945页。）。这样的记录，也许的确反映了南匈奴社会内部构造的变化，但更可能主要源于南匈奴社会对于洛阳社会外戚贵族“四姓”格局的模拟。这是我们在处理南匈奴史料时需要保持警惕的。入塞之后南匈奴上层贵族的基本生活以及南匈奴政治体的日常维持，基本上仰赖东汉政府年复一年的巨额经济援助（注：Ying-shih Yü（余英时），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49-51.）。在这种情况下，南匈奴的统治阶层发生倾向于东汉社会与文化的深刻变化，仅仅是一个时间长短、速度快慢的问题。
南匈奴单于号改由死后授予的这一变化，在魏晋处理边境部族问题上留下了印迹。汉末魏晋大量边境部族款塞、附塞，还有一些深入塞内，中央政权给予一些重要的部族首领以“单于”名号，这当然是匈奴创立的草原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遗产。按照东汉以前匈奴传统的单于制度，没有单于号的单于是没有意义的，凡单于皆有单于号。但是汉末魏晋政府授予边境部族首领的单于职务，都没有单于号。而且，魏晋时期各独立族群的首领自称单于时，也都没有标举单于号。这就是因为在近二百年的南匈奴历史上，在世的单于都没有单于号，无论汉朝政府还是南匈奴部众，都早已习惯这一变化，并且视为常态。因此，在赐予边境其他部族首领以单于名号时，也无须加上单于号。单于称号成为中原政权处理边境问题的一个手段，因而它事实上成为华夏制度传统的一部分，而与北族社会内部政治体的发育与成长无关。这样，华夏文化就最终完成了对于匈奴古老的单于号（官号）传统的改造和消融。后来北族政体中出现可汗称号，可汗代替单于而象征北族政体的元首，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单于称号早已华夏化、不再具备草原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也许是原因之一。而在单于称号华夏化的过程中，单于号由生前授予到死后获得，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