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文字掌握世界

史作柽曾在《哲学人类学序说》一书中曾提到：要探索全人类之历史文明必须通过对文字的省察来。他认为：

1．人类在历史的演进中，会不断发展其追求终极内容的方法。

2．所以我们可由方法来看历史。

3．方法有一“三元性之序列”，即单一符号、文字、纯形式。

4．其中，又以文字最为重要。欲观人类文明，唯有把握文字。因单一符号，并无纪录历史之可能；纯形式之科学，本身具有反历史之性质，亦不能与整体之历史直接关联。能够纪录、成形，并有前瞻性创造之可能者，其关键皆在文字。整个文明的形成、说明、纪录与批评，亦皆以文字出之。

5．一切属于创造或历史之真正起始的问题，也都与文字或文字之创始有直接而必然的关系。故观史解史的方法性之基础，在于文字。

6．文字的创造，代表人类以自由而创造的心灵，进行了对“观念如何表达”的探索。所以，观察文字如何被创造，也就了解了文明创造之真象。

7．古人亦尝探究文字之始，所谓探求本义，即在求文字之始之心、求文字得以建立的原则。

8．文之始创，由于不可知的创造性心灵。所以要探究它，便不能求之于已成系统的文字。因既成系统的文字，很难说哪一个字是其他字的原因或来源。

9．既然如此，便只好推想有一“单一文字”。此即在文字系统尚未建立之前的图画文字。彼非系统文字，但蕴涵了我国文字造形之理。

10．这个理，就是图像。我国的文字系统，即是一象形性的文字系统。

11．但上古人类文明都有象形，何以独我国以象形发展成一系统性文字，并以此形成一伟大的古典文明。可见其象形并不只是单纯的依类象形，而必有其所以如此象物的内在性观伟大的古典文明。可见其象物并不只是单纯的依类象形，而必有其所以如此象物的内在性观念。

12．古人曾经推究字源，想象文字始创时有穗书、鸟书、龟书、龙书之类。若研究他们所说，可发现其所含之观念即为“自然”。自然，可能即是当时所有传说中，文字得以成立的真正内在性观念。

换句话说，史作柽是企图透过对文字之真始的探究，来讲明历史文明的创造性。他的哲学人类当然与道教思想不一样，但是他要说明历史之真始真创时，会想到从文字去掌握；说文字，又推溯到一切甲骨金文系统文字之先的图书文字（单一文字）；且云此文字所依之理即是自然。这种思路，却与道教甚为接近。我们能不能说：道教之所以要提出这种天文自然创生说，也就是基于对历史文明之创造性的理解与说明？

从道教诸天书真文的故事面看，这些神话确实悠邈无稽。但它可能是一种对文字及文明创始的理论说明，而非事实描述。正如史作柽所说的“单一文字”，究竟系陶文或其他何种文字，并不重要，因为“它完全是由于一种理论上的要求而来”。为了要说明历史文明之创始意义，道教也用天开文字、自然创生或元始作等，来说明整个文明如何具体展开。这种文，也不是任何系统文字，但它包蕴了以后一切文字乃至文明的成立之法。它内在性的观念，也是自然，因此它系于虚无中自然生立。这种文字，“文势曲折”，或显现为一种人鸟山之类的图形，可见道教也是把“象形”视为文字的基本理则。

由于这种追究文字之始的活动，乃是人类对其本身历史的一种反省，希望能对历史之事实有一理论上的说明，故这种理论的提出，是人文之必然，犹如孔子系《易》，推造字于伏羲。这些推求，旨非考古，乃在于求创造之几，因此不能从史迹上看这些理论，而应从其探溯创造的理趣上去了解。一切神话性的说辞，亦均为一修辞策略，意在强调此不可名状的创造，藉悠邈荒唐之言，寄其情、阐其义而已。无论史作柽的探求文字真始之活动，或道教的说法，基本上都是如此。

但是，为何文明创之几的探索，要由追究文字之始来着手呢？从历史上看，求始之活动，倘为人文之必然，为何其他民族或宗教并不曾发展出这样的天文说？只有中国本土的道教，才特别凸显文字的地位与意义；也只有中国的哲学家如史作柽者，才会坚信：“观史解史的方法性之基础若的文字，那么果以全人之方式而呈现其历史之真义者，唯中国能之。”这是什么道理？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本有的文字信仰有以致之。文字崇拜与单纯拜物信仰不同。它涵有“自然”的观念，更涵有以文字为方法以观史观世界的方法意识。所以，对文字本身的把握，便是一种方法学的掌握；对文字的理解，其实就等于对世界的理解。而文字的神秘力量，就在于它被认为是真正把握历史文明之创造真几的唯一方法；就在于文字之创生，便代表了一切人文（或包括天文地文）创生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