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鉴戒与疑忌之心

北宋的立国基础中的畏惧之心，既是其政治文化中的宽容精神的根源，也成为滋生疑忌之心的土壤。秦以后千余年郡县制国家的历史，使得郡县制国家运作的种种可能性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各种权力关系的特性以及其中蕴涵的危险，通过历史叙述凝结为取向迥异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作为历史鉴戒，在北宋的政治建构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巨大影响。而畏惧之心则将历史鉴戒中的各种潜在的危险放大为实实在在的威胁，从而使疑忌之心浸透在北宋的种种制度考量当中。如何在各种现实的力量之间构建一种约制和平衡的关系，是北宋立国的政治理念基础。

在官僚机构的设制和权力安排上，“以竭力缩小官僚机构和官员的权力”为特征。这首先体现为对宰相分权的制度设置。宰相不再具有前代那样无所不统的威权：“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在政权机构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它和掌管政务的中书省‘对掌大政’，号称‘二府’。财政权归于三司，宰相亦不得干预。就是剩有的事权，亦往往设几个宰相和参知政事（副相）共同执掌。”其次体现在地方权力的制衡当中。比如通判的设置，即在于分地方长吏之权。在军事方面，鉴于唐代藩镇制度的教训，北宋制定了“内外相维”的制衡政策：将全部兵力配备于京畿和其他各地，各占二分之一，“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而对于统兵的将帅，也有种种限制：首先，设马、步、殿前三个都指挥使分掌禁军；其次，发兵之权统归枢密院掌管，从而使调兵权与统兵权分离；再次，统兵将帅无独力指挥军事之权，无擅自处置部将之权，甚至不得收养亲兵以为“腹心”。这些制度上的创设，对于结束残唐五代篡乱相仍的扰攘局面、维持国家的内部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其负面的影响，比如在地方和中央行政中各种职权之间的相互掣肘、军事指挥上的协调性和机动性的缺失等等。这些负面的影响，随着北宋王朝立国日久而渐成积弊。

而在各种权力制衡的关系当中，宰相与台谏的对立对于北宋士风产生了至为关键的影响。王夫之在《宋论》中对此有这样一段议论：

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环相为治，而言乃为功。谏官者，以绳纠天子，而非以绳纠宰相者也。……仁宗诏宰相毋得进用台官，非中丞知杂保荐者毋得除授，曰：“使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自仁宗之为此制也，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廷。台谏持宰执之短长，以鸷击为风采，因之廷叱大臣以辱朝廷，而大臣乃不惜廉隅，交弹而不退。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诏宰相毋得进用台官”是在明道二年（1033年）。至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即因批评时相吕夷简被遣，朋党之论随之而兴。仁宗的这一创制，与朋党的兴起之间的关联是显见的。而如所周知，朋党问题实为北宋历史的枢纽。

由于谏官的职责从规约天子转变为绳纠宰相，台谏的批评风格也由此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以帝王为对象的批评，无论如何激烈，总要有所隐讳；而针对宰执的抨击，则可以倾尽直言。随着这一批评风格的变化，朝政和人事上的异见便极为轻易地与道德上的善恶关联起来。宋代政治话语中盛行的君子小人之辨，也就根源于此。忠直之士对于宰相的批评，因其全无利欲之心而更易趋于极端，士大夫之间因党争而形成的壁垒由此而日益森严起来，从而使富有弹性的政治空间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