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志趣与情性

程颐曾经说过：“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而对于张载的气质，程颐的议论也颇耐寻味：

问：“横渠之书，有迫切处否？”曰：“子厚谨严，才谨严，便有迫切气象，无宽舒之气。”

以二程与张载交契之深，这一评论无疑是深中肯綮的。然而，张载的谨严并非器局规模上褊狭拘碍的结果，而是其内在的质直、刚毅以及由此而来的致思张力的表征。

对于自己的思想历程，张载在晚年曾有过这样一段肯切深入的自道：

某学来三十年，自来作文字说义理无限，其有是者皆只是亿则屡中。譬之穿窬之盗，将窃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处，或探知于外人，或隔墙听人之言，终不能自到，说得皆未是实。观古人之书，如探知于外人，闻朋友之论，如闻隔墙之言，皆未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室家之好。比岁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复出，天下之议论莫能易此。譬如既凿一穴已有见，又若既至其中却无烛，未能尽室中之有，须索移动方有所见。言移动者，谓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观一物必贮目于一，不如明者举目皆见。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谦，所言皆实事。学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舍去者有之，以为难入不济事而去者有之。

在这一段话里，张载将自己为学三十年来点滴进益的艰辛历程毫无虚饰遮掩地呈现给后学。在他看来，无论是从古人之书中探求而来，还是得自于朋友之讲论，都非自己的真实洞见。然而，经过近三十年思学并进的努力，到了晚岁张载才觉得自己对于义理有了真正切身的理解和体会。尽管如此，他仍不敢自居“明者”。“逐事要思”和“观一物必贮目于一”，可谓是张载为学工夫的基本要领。这样执著的致思态度，自然有其不够圆融周详的地方，然而却能触及那种“举目皆见”的眼光无从照见的那些紧张、裂隙和张力的关系。因此，张载文字中的“迫切”里，自有一种钝刀割肉的元气淋漓的气象。

张载说自己“平生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义，真是无所惧”，这在其一生的立身行事中是有其突出表现的。而对自己过于质直的性格弱点，张载也有深入的了解：“某只是太直无隐，凡某人有不善即面举之。”勇于为公，故鲜有朋党之羽翼；质直无隐，则多致异己之非难。这样的性格，在熙宁变法以后那样营垒分明的政治格局里，是无法立足的。

在横渠镇的晚年岁月里，张载于困顿之中学益力、思益勤。随着义理识见的深入，他对自己的思想的确信，与日俱增。此种确信渐渐滋长为一种身与道一的使命感和天命感：

某既闻居横渠说此义理，自有横渠未尝如此。如此地又非会众教化之所，或有贤者经过，若此则似系着在此，某虽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诸葛孔明在南阳，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许多时日，作得许多功业。又如周家发迹于邠，迁于岐，迁于镐。春积渐向冬，周积渐入秦，皆是气使之然。大凡能发见即是气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间，修仁义，兴教化，历后千有余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来元不曾有人说着，如扬雄、王通又皆不见，韩愈又只尚闲言词。今则此道亦有与闻者，其已乎？其有遇乎？

张载的经世之志，在这一段文字里凿然可见。然而，学之兴废，道之隐显，都是“气使之然”，非人力所能左右的。这里的“气使之然”，强调的无疑是历史进程所蕴涵的气化之道的必然性。然而，这一必然性对于一个处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个体究竟意味着什么，却又无从得知。某种沧桑感从宿命般的历史必然性的深处袭来，在令人怆然的同时，又促使任道者在无所依傍中承担起所有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