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评述
自反正统文化运动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爆发之日起，学者们就它的历史动因、运动性质、表现形式、追求目标、社会作用和历史意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深入的探讨。数十年下来，有关反正统文化运动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蔚为壮观，不仅教授学者们的专著、论文铺天盖地，而且硕、博士学位论文也层出不穷，源源不断。显然，评述所有的研究文献不仅不现实，而且不可能。然而，在浩如烟海的学术成果里漫无目的的遨游绝对无助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更无法确立本课题的研究起点和学术意义。因此，为了使本课题的研究思路条理清晰，研究路径正确合理，研究方向明确有益，下面将就美国20世纪60年代反正统文化运动的主要学术观点和文献作一简要的概括和评述。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反正统文化运动，除了“反正统文化”（the counterculture）一说之外，还有“青年反叛”（the youth revolt）、“代沟”（the generation gap）、“新意识的崛起”（the rise of a new consciousness）和“青年人的反抗”（youthful opposition）等说法。（McClellan,1972:3）应该说，所有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因为它们指涉的是同一种现象，即爆发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反抗/反叛运动。然而，由于各种说法的关键词不一样，它们各自突出的重点当然也就各自相异。譬如，“代沟”一说侧重于年轻一代与其父母辈之间在价值观和行为上的差异和距离，因而“代”与“代”之间出现了“鸿沟”；“青年反叛”一说强调青年人对（主流）社会的不满和愤怒，直至最终“反叛”；“青年人的反抗”一说突出“青年人与（主流）社会对着干”的决心和行动，反对和抵抗（主流）社会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新意识的崛起”一说侧重于凸显“新意识”的革命性质和革命意义，即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青年文化反抗/反叛运动是一种“新意识的崛起”，具有长久而深远的意义。相比较而言，“反正统文化”不像其他说法那样直观和具体，其包容面就更宽泛一些，描述也更客观、更全面一些。鉴于这一点，以下的讨论仅用“反正统文化”指涉爆发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文化反抗/反叛运动。
在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四种形式上。第一种是美国通史类著作中相关章节对反正统文化运动的描述和分析。限于篇幅，这类论著大多“点到为止”，较少对反正统文化运动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仅刘绪贻先生主编的《战后美国史1945—2000》是个例外。该书对反正统文化运动的渊源、特征、性质和意义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和论述。（刘绪贻，2002:337-338）第二种是专门论述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学术论文，较早的发表于1988年，晚进的迟至2000年。这些论文大多对反正统文化运动进行了相当详尽的探讨和论述，就嬉皮士文化的形成和反正统文化运动的诉求作了历史性的考察和反思。它们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温洋的《反主流文化的亚文化群——嬉皮士》、王恩铭的《美国六十年代的反正统文化运动》和赵梅的《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温洋，1988；王恩铭，1991；赵梅，2000）第三种是硕士学位论文。这主要由两块组成，一是国内综合大学历史系美国史专业研究生硕士论文，另一块是国内外语院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硕士论文。目前而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类硕士学位论文的学术分量还不够厚重，其影响因而也十分有限。第四种是学术专著。就此而言，直到2006年6月，国内才出版了第一本涉及“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研究专著”，即程巍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程巍，2006）。该书从多学科角度对“西方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形形色色的反文化实践”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文化研究’尝试”，指出它们“实乃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历史延续”。（赵一凡语，该书封底文字）只是此书主要探讨新左派，且没把新左派和嬉皮士严格区分开来，致使前者的政治激进主义与后者的文化激进主义混为一体，无法清晰地彰显出反正统文化运动的脉络。
在美国，最先对20世纪60年代反正统文化运动进行学术性考察和研究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海沃德分校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在其1969年出版的《反正统文化的形成》一书中，罗斯扎克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反正统文化运动是美国青年一代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里掀起和发动的一场抗议运动。这场运动的主力军——嬉皮士辍学者和学生激进分子，在反正统文化方面找到了契合点，共同把以理性主义为基础、以技术治理为特征、以物质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工业社会作为反对和抗议的对象。基于这一诠释，罗斯扎克进而指出，反正统文化运动涵盖20世纪60年代所有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相对立的观念和行动，既包括校园自由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思想激进运动，也包括摇滚乐、性自由、吸毒、群居式公社生活、神秘主义和东方宗教信仰等文化激进活动。据此，罗斯扎克认为，反正统文化主要是指反叛青年追求和创造的与社会主流文化截然相反甚至格格不入的文化价值观。“年轻人背叛我们社会的行为之所以成为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政治运动，是因为它所涉及的一切已远远超出政治原则的范畴。反正统文化关心的是人的自我意识，即试图改变自我、他人和社会在人们心目中的根本概念。”（Roszak,1969:46-49）在罗斯扎克看来，反正统文化运动之所以爆发，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现代社会过于崇尚理性化了的技术治理，导致个人自由缺失、人际关系冷漠以及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异化等现代社会疾病。
如果说罗斯扎克对20世纪60年代反正统文化运动的解读是从现代社会技术治理着手，质疑科学理性世界观，赞同嬉皮士构建神秘幻觉世界的努力，肯定反理性主义精神，提倡恢复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主张置技术专业知识服务于人类之地位的话，多伦多大学社会学教授莱维斯·菲尔则认为心理分析才是解开青年一代反正统文化的金钥匙。在众多运用心理学理论解读20世纪60年代反正统文化运动的著作中，菲尔的著作《代际冲突》最具代表性。菲尔指出，代与代之间的冲突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既无法制止，又不可避免。当老一辈的权威在年轻人的眼中消失时，代际冲突往往会变得剧烈狂暴，直至双方都无法退让妥协。菲尔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就是这种代际冲突的表现。那个时代的年轻一代对老一辈的权威不仅不再敬重，而且还深感怀疑，因为后者并没有像他们自己承诺的那样去有效地解决当时困扰美国社会的种种社会和政治问题。菲尔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道，20世纪60年代青年学生反叛时带有一种“忤逆罪”的感觉（parricide），所以，他们在反抗老一辈权威势力时有意识地去寻求与农民、黑人、无产者、穷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结盟。对这些出身于白人中产和上中产阶级的“天之骄子”来说，似乎只有通过赢得受压迫群体的认可和拥戴，他们才可能抚平心中的“忤逆罪”的感觉，进而确信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价值。菲尔认为，正是因为他们急切地渴望获得弱势群体的友谊和信任，他们在反叛时倾向于采取激进暴力行动，有时甚至不惜羞辱自己的前辈。（Feuer,1969:102-104）
菲尔的心理学研究方式在学者中影响很大，启发了许多其他学者沿着这一路径继续探索。如果说菲尔主要是从代际冲突这一角度来解释青年文化反叛者“揭竿而起”的原因及他们挑战和反抗老一辈权威的动力源泉，其他采用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学者则从家庭教育方式着手，分析和探讨家庭教育在年轻一代身上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及这种影响对青年文化反叛者所起的作用。美国不少研究“嬉皮士”现象的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嬉皮士”之所以如此大胆地诋毁和攻击主流文化，主要是二战后美国家长对自己子女采取放纵娇惯的教育方式造成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指出，长期以来，美国传统的家庭教育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基本相同，父母们用一种社会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约束自己的子女，孩子们若违反这些行为准则就会受到惩罚。但本杰明·斯波克1945年撰写出版的《婴儿与孩童抚养常识读物》一书迅即改变了美国人的家庭教育方式。斯波克建议说，家长对孩子要放得开，不要把社会规范强加于孩子们的头上，更不能强迫孩子成为家长自己期望的人。每个孩子都有其个性和潜能，做父母的应尽力帮助孩子发展个性、发挥潜能。（Spock,1946:12）在斯波克的家庭教育思想影响下，美国父母们开始对孩子们大肆放纵，任由他们自由成长。其结果是，“斯波克式的孩子”（Spockian children）变得个个自以为是，既不懂得服从他人，又不会学着去适应新环境，更没有体会过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责任。他们进入大学后，面对学校严厉的管理制度和教师严谨的学习训练，“斯波克式的孩子”一下子便“懵住了”，不是抱怨声连绵不断，就是造反声四处响起。一旦这些娇生惯养、放纵任性的孩子们再也不能忍受外界对他们的管理和训导时，他们便秉性使然地踏上抗议和造反之路。美国芝加哥大学行为精神病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指出，正是“斯波克式的放纵式教育方式”导致美国年轻一代毫无自我约束力，任性放纵，随心所欲，想反对什么便反对什么。（McClellan,1972:13）
上述心理分析方法，不管是从代际冲突角度还是从家庭教育角度来探讨，都侧重于分析反正统文化运动积极分子的内心活动及这种内心活动是如何转换成政治、社会和文化反叛行为的，较少涉及社会政治大背景，更鲜有详细探究社会政治矛盾的笔墨。作为对这种研究方法的“矫枉过正”，不少美国学者在研究20世纪60年代反正统文化运动时否定心理因素对该运动积极分子的作用，强调该运动产生的社会矛盾等外部原因，以揭示出社会矛盾激化与反正统文化的内在逻辑关系。这类论点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最具代表性。譬如，美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争辩说，二战之后的美国已进入后工业社会，权力的内涵不再是“经济资本”，而是“知识资本”。在这个后工业社会里，社会分工极其细化，每一个部门和每一种工作都有其一套“学问”和“规律”，社会成员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为此，他们不得不上大学接受知识和职业方面的训练，以便日后在大公司、政府部门、军队或者教育界谋得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温洋，1988:46）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过着如此求学生活的大学生实际上早已成为受压迫的劳动阶级，他们在大学里与其说是在读书求知，不如说是在做学徒工，以便掌握资本主义社会里自我谋生的技能。尽管大多数学生逆来顺受，听从命运安排，但仍有不少学生不愿意屈服，于是决定向社会权威挑战。根据这种观点，反正统文化运动之爆发，是因为该运动积极分子意识到了自己这种受压迫的境地，于是他们“揭竿而起”，掀起了这场以反对权势、争取自由为基准的反叛运动。（McClellan,1972:13）
事实上，就外部因素对反正统文化运动产生的作用而言，不仅持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认为美国社会的变化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激化至关重要，而且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和同情反正统文化的思想开明者们也认为外界因素在催促青年一代走上文化反叛之路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譬如，哈佛大学教授乔治·沃尔德就曾明确指出，学生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大闹天宫”，是因为他们感到美国社会那个时候充斥着军国主义精神，政治气氛令人窒息，人身自由严重受压。在个人前途变得一片渺茫之际，青年大学生先是对统治权威产生怀疑，继而向主流文化提出挑战。沃尔德由此得出结论说，青年一代的文化反叛实际上是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压抑社会的回应。（McClellan, 1972:13）还有的美国学者走得更远，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体制等都已经失效，处于一种崩溃状态。譬如，耶鲁大学教授查尔斯·瑞希就曾不无尖锐地指出，美国社会在现代大公司把持之下，其所有的良好价值观几乎都丧失殆尽，个人失去自我感，集体失去共同体感，致使异化感弥漫于整个社会。瑞希据此认为，美国青年一代掀起的反正统文化运动为扭转这种局面、恢复精神活力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其“意识革命”主张和实践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并进而改变美国的社会结构。为此，他把自己撰写的那本有关反正统文化运动的书取名为《美国的青春化》（The Greening of America），喻意反正统文化运动给死硬僵化、暮气沉沉的美国社会带来了一片生机。（Reich,1970）事实上，即使是对反正统文化激进派颇有微词甚至是极为反感的人，也倾向于把政治和社会变化看作是引起反正统文化运动爆发的“导火线”。譬如，先是自由派后来成为新保守派的萨缪尔·李普塞特就这样论述道，学生激进活动的根本原因应在当时的几大政治事件中找到解答，如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等。李普塞特认为，“这些政治事件为具有激进倾向的学生提供了反抗的问题；他们身处的社会情形为激进行动提供了刺激元素；他们身处的大学校园则为掀起一场运动提供了场所。”（Lipset,1971:169）
当然，对那些认为外界因素在催发反正统文化运动爆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学者看来，除了上述指出的诸多原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重要因素，其中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化最为突出。西方学者在研究经济结构变化与反正统文化关系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经济发展得越快，社会管理就越条理化、越细分化、越非人性化，从而引起人们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质疑，直至最终产生反正统文化思潮或运动。譬如，麦斯格罗夫在研究了人类历史上六次经济大变革后发现，五次大变革与反正统文化的出现几乎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因为快速的经济发展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变革必然带来价值观的改变，从而促使人们对主导性经济秩序及其价值观提出质问、展开反思、进行反叛。（Musgrove,1974:34-36）以二战之后的美国为例，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及由此带来的物质繁荣就给不少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惑和疑虑。譬如，对主张保护环境和反对技术统治的人来说，美国的快速经济发展非但不值得庆幸，反而应引起深刻反思，因为它一方面使环境惨遭蹂躏，另一方面使人性日益冷漠，导致人们对这种以牺牲自然环境和人类本性为代价来谋求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观念产生怀疑，并同时开始寻求与此相反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Yinger,1982:53）根据麦斯格罗夫的分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反对这种经济发展秩序及其价值观的反正统文化运动。（Musgrove,1974:13）
至于人口变化的作用，主要是指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年龄分布和性别比例等方面的变化对青年群体文化反叛的影响。研究激进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学者们指出，人类历史上的激进和革命运动大多都是年轻人兴起和领导的，英国内战和苏维埃革命皆为如此。（Barkun,1974:126）此外，根据人口学家的研究，一个青年人大量集聚的社会或社区，在其他条件也同时具备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产生反对派运动。（Gennep,1960:65;Valentine,1978:87）当然，这并不是说年轻人人数一多或者说年轻人一聚集便自然而然地导致反对派运动的出现，而是说年轻一代人数骤然上升后，主流社会一时无法把他们都吸纳进体制内，从而留下社会动荡的隐患。社会学家们认为，当青年人对自己一代人的认同意识增强，倾向于用“我这一代人”的视角来观察和评判周围世界的时候，以青年亚文化为基础的反正统文化运动就很有可能在其他因素的刺激和催化下爆发出来。（Yinger,1982:56）以上述观点来反观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反正统文化运动，我们不难发现，其时确实已具备了诸多有利于反正统文化运动爆发的条件。就“我这一代人”（my generation）来说，“婴儿潮一代”（the baby-boom generation）已经成熟，并日益趋向“我这一代人”的认同，形成了相当明显的“我这一代人”意识。从其他因素来说，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急剧的社会变革、电视机的普及、越南战争的熊熊战火、避孕药的唾手可得、大学校园里学生人数的激增，以及原子时代对人类潜在威胁的增加，都对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正统文化运动的产生起了催化剂作用。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不少美国学者坚持认为，年轻一代人数激增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青年人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以及这种影响和作用所带来的同代人意识认同，是20世纪60年代的反正统文化运动产生的重要原因。（Wuthnow,1976:850-67）
最后一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肯尼思·肯尼斯顿根据其心理和历史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在肯尼斯顿教授看来，“青年人的反抗”不能用传统的社会原因或个人原因来解释，因为如果只是用社会理论来解释社会变革和社会矛盾以说明反正统文化运动爆发的必然性，或者仅仅从个人因素来分析个人心理动机和心理习性以解释反正统文化运动激进分子掀起和卷入这场运动的缘由，都不能完整全面地诠释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动因及其积极分子的投入激情。20世纪六七十年代，肯尼斯顿教授撰写了两本专著，就美国青年亚文化及反正统文化运动作了深入的探讨。肯尼斯顿教授的观点十分明确：青年人的反正统文化运动只能从心理和历史两个角度来探索和解答，因为它是运动积极分子个人与社会、文化和教育等诸多因素互动的结果，而且这个互动过程既复杂多变，又广泛深入。（Keniston,1967,1971）肯尼斯顿指出，青年一代的文化反叛是20世纪60年代最令人惊讶不已的事，因为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享受美国社会里最得天独厚条件的孩子们居然会反抗和反对给他们带来所有这一切的社会制度及其价值观念。肯尼斯顿认为，美国没有任何一种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可以圆满地为这种奇特的现象做出解释。根据肯尼斯顿的分析，美国年轻一代之所以与美国主流文化相抵牾，或者说拒绝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主要是因为他们感到，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个人自由空间日益狭小、个人思考活动愈益受到无孔不入的先进科技控制的社会里，人们已难以寻找到人生意义，更别说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了。于是，青年人深感异化，试图从反抗主流文化的叛逆中发现和寻找到自我。肯尼斯顿认为，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矛盾构成了历史演进的一面，同时个人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价值观念、个性发展和追求目标构成了心理习性的另一面。（Keniston,1965, chap.2;1971, chap.3）一旦两者找到了契合点，反主流文化便水到渠成，自然形成。
从宏观角度来说，上述美国学者有关反正统文化运动的诠释和论点可简洁地归纳为两点：一种观点认为反正统文化运动是一场革命运动，还有一种观点与此截然相反，认为青年人掀起的文化反叛运动是一场反革命运动。具体而言，把反正统文化运动视为革命运动的人认为，与主流文化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反叛青年象征着一种青春活力，代表着一种新生文化，预示着一种新的发展方向，而反对和阻止这场运动的人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力量。这种观点以不同形式在众多赞赏和鼓吹反正统文化的文章和著作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述。从西奥多·罗斯扎克对反正统文化运动研究的开山之作《反正统文化的形成》，到查尔斯·瑞希对文化反叛青年寄予厚望的《美国的青春化》，从菲力普·司莱特对反正统文化运动同情理解的《追求孤独》，到英格对《反主流文化》的宏观性解读，再从麦克威廉姆斯对反正统文化运动展开历史性考察的《60年代的文化革命》（McWilliams, 2000），到R.U．瑟律斯对反正统文化进行跨时代研究的《人类历史上的反正统文化》（Sirius,2004），所有这些著作几乎都无不以赞叹、激赏甚至羡慕的语气，以及期待、展望乃至憧憬的笔调描述和探讨反正统文化运动的起因和意义。概而言之，认为反正统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革命的观点包括下面三大主要论点。首先，工业化社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期，但美国自由主义民主政体似乎已走向尽头，不仅公司式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ism）无所作为，而且“福利+战争国家”（welfare+warfare state）模式也彻底破产。尽管美国工业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这些财富都没有得到合理公平的分配，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少数民族等社会弱势群体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更重要的是，公司式自由主义强调社会对个人的操纵和控制，并为了追求政治权力和商业利润而不顾人们的真实需求和切身利益，导致受其严密控制的人们逐渐失去人的本真性。其次，自由主义工业社会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道德上不讲原则，缺少良知，没有人性关怀，这说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及支撑它的价值观已难以为继，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意识、新的文化观念、新的追求目标、新的生活方式来替代它们。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正统文化运动不仅很有必要，而且还来得十分及时。以此推论，反正统文化运动非但不是一种返祖性的非理性行为，反而是一种制止错误、纠正偏差、探索新途径、寻求新潜能的理性行为，是主流文化走向尽头之后的逻辑性发展结果。同样的道理，照此观点推论，文化反叛青年不仅思路敏锐、洞察力强，而且动机纯洁、理想高尚、富有正义感。一言以蔽之，文化反叛青年所开展的反正统文化运动是一种文化革命，代表着人类的进步，象征着人类的美好追求。
然而，对把反正统文化运动看作是反革命的人来说，文化反叛青年和他们所掀起的反正统文化运动恰恰代表着一种威胁，企图阻止技术革命和由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和人类进步。从对文化反叛青年颇有微词的路易斯·菲尔（Feuer,1969），到对反正统文化运动提出严厉批评的兹别格尼尔·布热津斯基（Brezeninski,1970），从把嬉皮士痛斥为一群无知孩子胡搞瞎闹的丹尼尔·贝尔（Bell,1978），到把反正统文化运动指责为良莠不分、视糟粕为经典的爱伦·布鲁姆（Bloom,1987），再从把20世纪60年代的“愤青”斥责为西方社会的“蛀虫”和“害群之马”的当代美国新保守派（Gerson,1998），到欲把反正统文化运动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美国新宗教右翼（Dunn,2003），所有这些鄙视和反对反正统文化运动的人都以极其辛辣和犀利的笔调和语言严厉抨击反正统文化所宣扬的价值观及其行动。概而言之，这些把反正统文化运动视为反革命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下面两点。首先，他们都认为20世纪中叶，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处于一个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或曰后现代社会或者后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其最大特点是高度理性化。在这种理性思想指导下，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高，自动化程度强，闲暇享受时间多，个人选择范围广，个人兴趣表现机会多，高层次教育要求高。其次，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深层结构发生变化，出现思想波动和社会动荡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一些无法适应或接受这种社会大转型的人和群体自然会感到不悦和反感，甚至走上对抗和反叛的道路。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历史转折期可说是时常发生、屡见不鲜。基于这两大观点，把反正统文化看作是反革命的人理所当然地做出了这样的推论：既然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反正统文化运动试图阻止它当然就有与人类社会发展唱反调之虞，就有逆历史潮流而动之罪；同样，既然任何社会大转型时期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和那样的抵制行为和反抗思潮，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出现只能被看作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的不和谐之声，不值得为此大惊小怪，更不必因此而心神不宁。简而言之，反正统文化运动，轻者乃属无理取闹，重者则需被扣上阻挡社会发展之罪名。
公允地说，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尽管用“革命”和“反革命”的词语来描述、概括或者定性反正统文化运动都不免有夸张之嫌。譬如，就反对反正统文化运动的观点而言，他们指出现代社会愈益技术化和理性化无疑是正确的，他们批评反正统文化运动仅仅关注个人享受和解放，忽略甚至无视现代社会体制建设也应该说是言之有据的，他们指责嬉皮士寻求即刻感官刺激、逃避艰难社会现实问题也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同样，就赞同反正统文化运动的观点而言，他们的理由听上去也是言之凿凿，掷地有声。譬如，他们对高度组织化和高度技术化的现代社会导致人们深感挫折和异化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他们对公司式自由主义虚伪性的批判也是站得住脚的，他们对理性技术治理只知操纵控制、不顾人类心灵需求和文化价值观的抨击更是言之有理，无懈可击。然而，如同两种观点的合理成分显而易见一样，两者的缺陷不足也是一目了然的，其关键原因在于，两种观点的立论都有意无意地忽略或回避了与自己的核心观点相抵牾、相矛盾的事实。持反正统文化运动是反革命立场的人，只知一味强调体制的重要性，认为社会结构、技术发展和物质充沛是决定未来的决定性因素，无视文化价值观和人类情感的需求。与此相反，认为反正统文化运动具有革命意义的人，只知一味突出情感、价值观、人类本能需求和自由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忽视生产组织体系、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无视甚至否认理性管理在现代社会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此外，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反正统文化运动，两者在论证过程中都显示出一种必然性的思维模式，一种是后工业社会技术治理社会的必然性，另一种是文化反叛和文化革命代表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似乎后工业社会只能走向技术理性和技术统治，而反正统文化则是应对技术理性治理的唯一选择。总之，技术观念与文化观念截然对立，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协调的余地，更没有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可能。其结果是，这两种观点在分析和评判反正统文化运动时都犯下了固执极端的错误，最终陷入偏见之巢穴。显然，对反正统文化这样一场青年文化反叛运动，我们应该取一种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既看到它的历史发展必然性，又同时关注它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相对性。惟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对它做出客观中肯的分析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