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版序言

本书修订版的出版，首先应该感谢读者的厚爱，其次应该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此次修订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调整了第四部分的结构，并且增加了对伯林、奥克肖特和哈贝马斯等人思想的介绍，从而使内容上显得更加完整。第二，对全书各章节进行了全面订正，删除了一些不必要的部分，同时也增加了若干我认为需要补充的内容；有些部分进行了改写或者重写，体现了我近几年新的研究成果；另外对一些基本的判断进行了反复推敲，力争使其进一步准确、完整。第三，由于本书篇幅所限，对于一些重要思想家，比如尼采、韦伯以及近来颇有影响的共同体主义者没有设专门的章节论述，但仍然采取插叙或者注释的方法，通过与其他思想家的对照介绍他们的相关理论，同时适当增加了思想家们之间相互批评的内容，以便读者对西方政治思想史能够获得一种立体的印象。第四，尽可能克服了第一版中语言欧化的缺陷，使全书表述进一步简洁易懂。我自己并不认为深刻的思想只能用晦涩难懂的语言表达，相反，语言的佶屈拗口，往往体现了思想上的滞涩不畅。因此，语言的规范化，同时也是思想的规范化。深入浅出，既是语言的最高境界，也是思想的最高境界。第五，对书中的大量引文进行了反复校对。引文的处理大致分三种不同情况。一是直接引用权威的、人们已经比较熟悉的中文翻译（主要是收入商务版“汉译世界名著”系列中的译作）；二是我根据原文对出自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译本（比如新出版的《柏拉图全集》和《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引文进行了校改，但同时注出了该译本的对应页码，必要时说明我改译的理由，以便读者查对；三是我自己的翻译，其中有些是因为目前还没有中文译本出版，有些是因为我有不同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翻译的基础是对原作的把握，而·1 ·对文本的把握本来就具有多种可能性，同时汉语的表达也存在多种可能的选择，所以我不同意其他译法并不意味着我否认它们的价值。本书对引文的翻译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忠实原义，同时简明易懂，当然，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是否做到了，还要请各位读者判断。另外，为了控制本书已经比较庞大的篇幅，修订版删除了第一版原有的两个附录，原来长长的参考书目也略去了，因为文中已经有比较详细的注释。

在方法论方面，本书摒弃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传统，强调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并非古代希腊思想自然的成长，而是不同文明因素相互借鉴、彼此融合的结果，这一点通过本书的结构已经清楚地反映出来。另一方面，虽然我认为思想史上的确存在一些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并且尊重施特劳斯学派的思想史研究在哲学层面的价值，但并不完全认同该学派那样一种厚古非今的思想史理解方式。总体上来说，我更倾向语境主义的立场，特别是波考克的语言学政治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对不同时空条件下政治语言的具体把握，既注重同一套概念与语汇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含义，也注重不同表达方式可能具有的相同内涵，从而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更深入的视角与更宽广的空间，并且使纵向和横向的思想比较变得更有意义。

作为中国人，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主要还是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寻找一些可资参考借鉴的理论资源。由于中西政治实践与政治思考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两者之间的确表现出明显的区别。首先，中西方被纳入政治范畴的人类活动领域就各不相同，比如在中国通常以政治形式处理的某些价值问题，在西方则被宗教接手；而在中国通过宗族和血缘关系解决的个体的利益问题，在西方却被高度政治化。其次，政治领域的不同必然使关于政治的思考各不相同，实际上古代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思想，或者说中国人并不认为政治与一般性的社会事务有何根本区别，这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中国人对政治本身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的深入探讨，但却并不能因此否认中国传统中沉淀下来的大量实践的政治智慧。

除了各种具体差异之外，我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中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思考中不存在的。第一个方面是普遍平衡的观念。这又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在狭义的政治与法律之间寻求平衡的传统（广义的政治应该包含法律在内），当然，由于政治始终处于主动的、变动中的态势，所以这种努力通常表现为对法治的追求；其次，西方人倾向于把政治理解为各种权力之间的平衡，因此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基本上不存在“定于一尊”这样的观念，当然，这也是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实践·2·的反映。第二个方面是西方倾向于以法律和政治的方式保护个人利益，也就是使之上升为权利而获得某种相对的确定性。第三个方面是西方政治思想中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其极端表现就是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人类事务进行简单划一的把握。特别是近代以来，这种理性主义的影响明显上升，甚至被人们认为代表了西方政治思想的精神实质。前两个方面是我们在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借鉴的内容，后一个方面则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和反思。实际上可以认为，西方思想史上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逻辑的理性主义与经验的理性主义，它们相互冲突、彼此平衡。虽然近代以来前者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但后者实际上仍然积淀在西方政治思维与政治实践的结构深处。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思想进行重新评价，同时也有可能对传统的中国政治智慧进行不同的理解。

由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产生与西方政治学对应的思想体系，所以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往往通过非政治的概念和语汇加以总结和表述。比如上面提到的西方政治思想中高度关注的权力平衡问题，在中国的政治论述中基本看不到。但另一方面，中国古人却又能够通过诸如阴阳五行的理论领悟到其中的某些奥秘。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在中西方政治思想之间进行比较、在什么基础和层面上进行比较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从萧公权开始）已经参照西方政治思想史总结和编写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是必要的第一步的工作，但必须尽快超越这一步，因为这种“按图索骥”的方法同时又肢解了传统的中国智慧。

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可能照搬任何现成的模式，但必须吸收西方各方面的思想成果。一种成功的吸收要求我们对中国传统与西方思想同时具有深入完整的理解，如此才能真正找到两者之间的相通与相异之处。这一工作可以说才刚刚开始。

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到今天，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存在诸多的问题。特别是近代自由主义在对个人权利提供了相当完善的保护的同时，又严重地限制了政治的可能性。对此，西方思想家们也正在进行深入反思。政治既是人们追求自由的重要手段，也是进行社会控制的基本工具；它既需要充分保护人们的平等、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同时又必须维护善与正义对社会的引导。自由主义恰恰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但是，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史学家雅内所质问的：“是否因为人们在道德上无法达到至善，就应该放任自流，放弃道德上的追求？”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人作为一种社会的动物，在共同生活中不可能真的置是非善恶这些根本问题于不顾。

与西方思想相比，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是高度道德化的，或者说中国古代思想家追求的是一种有道德的政治，至少这是先秦儒家的最高理想。有道德的政治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把道德作为控制民众的工具，它首先要求统治者追求道德的完善、接受道德的约束。当然，道德如果仅仅体现为一种观念，那么最终会蜕变为权力的侍从，这是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化为我们提供的教训。但如果政治失去道德的支撑，那么最终只能堕落为赤裸裸的暴力。如何实现道德与政治的结合与平衡，这是21世纪政治思想面临的一个根本课题。也许在这个方面，中国的传统思想能够有所贡献。

最后还是要对我国内外的师友与同事们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情，虽然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与他们的交往、特别是思想上的交流，让我备感压力，但也获得自信，而且让我从内心深处意识到人类的思想与感情是相通的。还要感激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师友们的鼓励特别是批评，尤其是中央翻译局的殷叙彝先生，他以80岁高龄，仍然为我指出了原书中存在的若干错漏之处。这次修订中，我认真考虑了大家的批评和建议，但不足之处肯定在所难免，我期待着读者诸君的进一步教正。

唐士其

2008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