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眼光向下”：《京话日报》与启蒙运动

1900年的庚子事变，对于清末思想界的冲击不容小视。在此之前，尽管戊戌变法失败的阴影笼罩着中国，一般知识者的目光仍然集中于朝廷的动向。虽然严复早在1895年即已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个鲜明的口号，李孝悌在《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0—1911》一书中描述了1900年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在此之前，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还只停留在少数几个人的议论的阶段”——

在短短五六年间，由于义和团和八国联军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危局，使得“开民智”的主张一下子变成知识分子的新论域，“开民智”三个字也一下子变成清末十年间最流行的口头禅，其普遍的程度绝不下于五四时代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一般“有识之士”或所谓的“志士”，深感于“无知愚民”几乎招致亡国的惨剧，纷纷筹谋对策，并且剑及履及，开办白话报；创立阅报社、宣讲所、演说会；发起戏曲改良运动；推广识字运动和普及教育，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民众启蒙运动。少数思想家的言论顷刻间转化成一场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也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民粹运动写下动人的第一章。

需要补充的是，这场“从理论到实践”的民众启蒙运动有着相当鲜明的地域性，其主要的推动力量和运动成果都集中于中国的北方。义和团运动与庚子事变，中国的北部地区被难最重，而南方富庶地区，由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东南互保条约》，所受冲击较小。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北方的思想文化远落后于南方，但北方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在这场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中却表现出更大热情的缘故。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形式多种多样，但总体以白话报为中心。阅报所、讲报处、演说会、识字所，乃至戏曲改良，都往往依托白话报纸进行，白话报的编辑者和作者群，也同时成为各种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

迄今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最早的白话报出现在上海，为申报馆附属的《民报》，自1876年3月30日起发行，每周三份，据云“此报专为民间所设，故字句俱如寻常说话”。这份报纸显然出于商业目的，售价很低，只是为了扩大《申报》集团的影响，“只消读过两年书的华人，便能阅读此报。而其定价仅取铜五文，当能深入《申报》所不能达到的阶层和店员劳工之类”。它的编排格式如“每一句的末尾都空着一格，人名和地名的旁边均以竖线号和点线号表明之”，已经开了后来白话报版式之先河。

晚清启蒙知识分子大力宣扬白话报这件利器，不仅是看中了白话易于深入民众，同时也利用报纸廉价易销的特性。中国第一份以启蒙为目的的白话报《演义白话报》出现在1897年，同样发行于上海。办报者对办报宗旨的阐释是“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而“中西各种书本，价钱都是贵的，若然用白话做在报上，一天一张，便觉所费不多”。

晚清南北社会风气差异极大，令时人几有隔世之感。白话报和启蒙白话报都首揭于上海，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上海的白话报在庚子事变之前，也只有《女学报》（1898）、《通俗报》（1899）、《觉民报》（1900）等寥寥数种，真正造成全国性的影响，却也是1903年末《宁波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创办以后的事了。

上海在1904年掀起了一个办白话报的高潮，除了《宁波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外，还有《扬子江白话报》、《初学白话报》、《新白话报》、《湖南白话报》、《福建俗话报》等发行。究其原因，大致与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清末启蒙运动进入高潮期有关。但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些白话报大都很快夭亡，1905年上海没有一家白话报创刊，到1906年末才有《竞业旬报》、《预备立宪官话报》两种出现。

北京出现报业，本因庚子事变促成。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称：“北京之有新闻纸，始自庚子年后，当兹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两宫仓促西狩，迨和议告成，土地割让，主权丧失，国民为之震惊，志者为之愤慨，人人发奋求强，深识者咸以振兴教育、启发民智为转弱图强之根本。”《京话日报》创办之前，北京曾经出现过黄中慧主编的《京话报》（又名《白话爱国报》）和文实权主编的《白话学报》，均创刊于1901年，分别是旬刊和星期刊，而且都是旋生旋灭，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清末北京启蒙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彭翼仲和他所办的《京话日报》。《京话日报》于1904年8月16日创刊，1906年9月28日被迫停刊，共753期，每期四版，第二年改为六版。这份报纸几乎由彭翼仲一手创办，其助手先后有杭辛斋、吴梓箴、文啙窳、春（一作秦）治先、刘炳堂（负责插画）等。另外，彭翼仲的儿女亲家梁济等人也给予这份报纸很大的帮助。

虽然创办白话报的热潮起于上海，但是白话报纸真正深入下层民众并造成巨大影响，却是在京津两地。在北方的几种主要白话报中，相比于《大公报》的白话附刊《敝帚千金》和《顺天时报》的白话附张，全用白话的《京话日报》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前者受制于京津之间的运输问题，后者则因明显的“洋报”色彩而为北京民众所排斥，而《京话日报》出版后，“流布北方各省，大为风气先导。东及奉、黑，西及陕、甘，凡言维新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播，而都下商家百姓于《京话日报》则尤人手一纸，家有其书，虽妇孺无不知有彭先生”，成为北京第一家销售量超过一万份的报纸。《大公报》发行人英华称“北京报界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到1910年为止，北京出的十余种白话报，在篇幅、格式或编排上，全都模仿《京话日报》，“不敢稍有更张”。

在《京话日报》引领的启蒙运动兴起之前，北方的舆论环境单薄得可怜，《京话日报》创办前，北京的综合性日报只有一家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南方报界的声音也很难传进帝都，“京城这样大的地方，除了官场学堂，看报的人很不多，买卖人等，更不知报是怎样个物件，只因文义深了些，所以寻常人不能入目，各省编的白话报，就是要打通这个关头，无奈寄到京城，艰难的了不得，于这北方多数的人，没有什么益处”，再加上戊戌政变后清政府严申报禁，上海的报纸纷纷迁入租界，内地的报纸更是“寥如晨星”。

以《京话日报》为首的北京白话报纸，将晚清启蒙运动推进到相对闭塞的北方地区，使当时北京社会风气大开，影响到民元前后的政治局势，某些举措（如倡办国民捐）打破了清末新风气率自南方起的舆论格局。《京话日报》首创的一些启蒙形式如贴报处、阅报社、演讲所和改良剧，同样也为后来的启蒙者借鉴，成为狂飚突进的新文化运动主要的启蒙手段。北京白话报在1905、1906两年蓬勃发展，甚至取代上海成为了启蒙白话报的中心。而且北京白话报的寿命也普遍比上海白话报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