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读完杨教授的这本《英美法入门》，我还有别的一些想法。

我国的治学传统本来是比较重视对初学者进行方法论训练的。这种训练当然和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训练不同，我们过去常常讲学问有“家法”，有“路数”，一个人治学如果没有这些章法，那可能就不能入流。我们的一些老辈的学人，从小就在家庭里得到很好的指导，这叫“幼承庭训”。我们的治学传统是最看重这个的。但是，这个好的传统没有能够很好地继承下来，尤其是没有能够和教育制度的变迁、社会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国古代也有很好的“入门类”工具书。例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这是学习和研究汉字的工具书，要学懂“六经”，就要先“识字”，所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靠”，这本《说文解字》就是研究经学最重要的“入门书”。这本“入门书”随着历史的发展，本身也成为被研究的对象，成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这方面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我国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传统，就是常常由中央政府组织编纂大型的工具书。比如汉成帝的时候，朝廷向民间征求书籍，并命刘向等清理皇家藏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后整理成为《辑略》，分别作《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合称“七略”。这可以说是当时最伟大的历史文献工具书，对于研究先秦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帮助。

又比如唐宋以来陆续出现了杜佑（唐）的《通典》、郑樵（宋）的《通志》、马端临（元）的《文献通考》等“十通”，要研究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都离不开这些大型政书。

当然，集大成的要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乾隆年间，在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编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有了这个《提要》，对中国古代文献的学习、研究就有了“谱”，读书就有一个方向。要想懂得“国学”，不研究这个《提要》是不可能的。

很可惜，这种良好的治学传统，由于许多原因，我们也没有很好地继承。

在西方或者在日本，社会科学研究是非常重视文献积累、目录整理这些工作的，资料工作做得很扎实、很细致。在他们的研究型大学里，对方法论看得也特别重，因为有了好的方法，有了方法上的创新，就会在学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前几年，有人呼吁注意外国出口到我国的图书，比我国出口到外国的图书码洋高十倍，也就是说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存在十倍逆差。这还没有图书在使用资料的品质方面进行比较呢？书不在多，而在精，如果我们的图书，能够在资料的品质上更加精致，并在图书品质方面超过西方进口的图书，“以一当十”，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图书资料品质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

在世界大学史上，法律、医学和神学是三门最古老的学科。法学需要长期专业知识的积累，需要了解和掌握大量的专业术语，知识构成要求比较复杂，所以法学专业训练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可是现在却越来越短了。而医学还保持稳定的长时段培养要求，品质有所保障。不过，尽管缩短了学制，幸好在法学本科四年专业学习后，还必须再参加国家举行的司法考试，获得执业资格，这才使品质有所保障。通过司法考试者，才可以从事专业律师或法官、检察官等职业。

可见，法律专业的门槛比较高，法律工作者基本上是专业型的“铁饭碗”，进入这样的专业学习，需要个人的聪明和毅力，也需要良师引道、帮助，更需要好的工具书、好的方法论的教育，否则“入门”都不容易，更难以“登堂入室”。

祖国大陆的法律体系和英美法系不同，但是，我们在法学教育方面有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我真诚地期盼，能有更多的学者，贡献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编写好的入门工具书，让法学专业的学生，知道本学科发展的历史是怎么样的，相关法律的体系是怎么样的，资料该去哪里查，哪些书是必须读的，哪些期刊是要常常看的，法律条文的权威解释是怎么样的，经典的案例都有哪些……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但是需要细心的人非常辛苦地去整理和总结。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还要接受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训练，要读得懂论文，也能区分什么研究“好”，什么研究“不好”。对于好的研究论文，要学习。对于不好的研究论文，不要浪费时间去看，更不用花时间去“商榷”，倒是要冷静下来思考：这种不好的论文为什么还能够发表？只有将学问做得扎实、细致，我们的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才可能不断取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