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家: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
现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曾把《易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确是一家之言,的确,这两句话集中概括了我国儒家学派的总体人生态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宽容待人。
众所周知,《周易》是中国文化的元典,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由六十四卦卦画、卦名、卦辞、三百八十四爻辞组成;《易传》由《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七种十篇构成,又称“十翼”,是对《易经》筮辞进行哲理性阐释的经典之作。其中《易经》大约成书于殷周时期,是上古先民的占筮记录;《易传》相传为孔子所作,今天的学界多认为它并非出自孔子一人之手,而是经多人之手完成,大约成书于战国末年。《周易》不仅是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元典,也是中国古代人生与道德哲学的元典。《周易》认为乾、坤两卦是《易》的门户,乾属阳,坤属阴,一阴一阳,一刚一柔,阴阳和合,成就天下万物。《系辞传》说:“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其他六十二卦均是从此二卦中推演出来,因此,这两卦的义理精神必然成为中国古代道德智慧的源头和基本精神。王夫之曾说:“以‘自强不息’为修己之纲,以‘厚德载物’为治人之本,故曰:乾坤其《易》之门户,道从此出,德从此入。”
“乾”,在《周易》里面是象征天的,《说卦》云:“乾,健也。”这是说天是以健为用的,具有刚健向上的意思,而且,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亏退。既然天体的日月星辰运动是健行不已、永不停息的,那么,君子应该效法它,刚健有为,积极进取,永不停止。“坤”为纯阴之卦,《说卦》云:“坤,顺也。”“坤为地”,所以坤代表地,地具有柔顺承天,博厚载物的品性。乾以刚健统领于天,坤以阴柔和顺承奉于天。它承接乾阳,滋生载养万物,它的德行光明广大无边,博厚高远,万物都得此亨通。大地的形势是宽厚博大和柔顺的,君子应当效法它,增厚美德,容载万物。依据“三才”之说,人居天地之间,与天地合德,故人应效法天之道,自强不息,有为奋进,此是君子的立身之本;同时还应像大地一样,具有博厚的胸怀,承载万物,包容众有,此是君子待人接物之方。儒家的人生态度最核心的就是这样两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宽容待人。
自强不息的伦理精神体现在人事上,就是积极进取,不怕困难挫折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以及人格独立,坚持正义,不惧邪恶的精神品格。《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思是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周易》中还有多处强调了这种效法天体刚健运行,做人要走正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思想,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强调人的奋发有为的精神品质,强调人本主义,对人自身的力量充满了信心。《周易》的这种思想,在孔子那里发展为一种有为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孔子不相信鬼神,《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孔子关注的是社会人生,强调的是人的决定性作用。为了实现他心中的政治理想即恢复“郁郁乎文哉”的东周以上的奴隶制盛世,为了推广他的学说并以其学说影响社会,他一生都在积极发奋努力,直至终老。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他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纵观孔子的一生,可以说他是“发奋以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将人事看做事物成败的关键。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彰显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表现出对人、对自身力量的坚定信心。正是基于这种自信,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才成为中华文化对人的基本品质要求。这种为了追求社会理想和天下大义,主动承担、努力进取,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曾长期影响中国士人和百姓,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并鼓励人们奋发进取,建功立业。
刚健,刚是指有进取精神,不屈服于外力,健是指具有持久力。孔子非常看重“刚”的品德,将其视作有为的必需条件。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泰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孔子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巳,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他在周游列国时,也曾遭遇到生活的困顿和挫折,以至被袭击,却没有发生过动摇。孟子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节也是对刚毅品质的强调。也就是说,在儒家看来,人不仅要有自强不息、努力奋斗的精神,要想有所作为还必须以刚毅的品质作为前提。不仅要刚毅,而且还要有不断进取、持之以恒的精神,要有不畏艰难困苦的勇气和毅力,要有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的精神,也就是像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样,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和社会功业。
儒家这种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被后世所认同,它对中国政治、士人和百姓的人生态度发生了深远和长期的影响。
比如,汉初统治者采取的是与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但到了汉武帝时期,正因为国力逐渐强盛,统治者又想开拓疆土、建功立业,儒家这种积极有为的人生观就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才会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儒家才上升为统治者的国家哲学。
在汉代,史官司马迁因为涉及政治案件而被判入狱并被处以宫刑,按当时的社会评价体系,受这种刑,不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而且是人格上的极大的羞辱。在这种人生苦难面前,为什么司马迁能忍辱活下来?他不是想偷生,而是抱着对文化的使命感而坚强地活下来,然后才会有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这样彪炳千秋的历史名著留传于世,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做出了自己不朽的贡献。《左传》中“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成为知识分子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孔子和儒家文化的这种人生价值精神的陶冶教育下,积极有为、自强不息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历代的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大义、天下兴亡、百姓福祉而不懈努力,建功立业。比如,岳飞的“精忠报国”,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倚,岂因祸福趋避之”,这些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公而忘私、积极进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在儒家文化的涵育下形成的,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正是依靠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永不屈服,锤炼成为一个富有理想、自强不息的民族。
《周易·坤》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像大地那样厚重广阔而容载万物。天地间有形的东西,没有比大地更厚道的了,也没有不是承载在大地上的事物。所以君子在做人与处世时,要心胸开阔,立志高远,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厚德对待他人,无论是聪明、愚笨还是卑劣不肖的都给予一定的包容和宽忍。
厚德载物,体现出中国文化的重德精神,要求人们处世崇尚道德的价值,就像大地那样有宽大厚重的胸怀,这样才能承载万物,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就是说,想要能够载物,必须有厚德。所以,做人首先要强调进德、厚德、明德,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成德成人,这是人生和事业的基础和根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易传·文言》)强调君子要内外修德。正如《大学》中所说的那样,“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是以修身为本”,而且,这种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和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内圣才能外王,道德是人生之基,是治国之要,是幸福之本。因此,所谓厚德载物要求人们尊崇道德的价值,以德为本,修身为先。处世做人,贵在有德,以德修己,以德待人。
如何以德待人?
第一,严己宽人,以诚相见。在人际关系上,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修己以敬”(《论语·宪问》)而“求诸己”(《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厚德与宽容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尚书》说:“有容,德乃大。”能够宽厚容人,才是最高最美的道德。人只有像大地那样修德以厚,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种精神在孔子那里发展为一种宽仁敦厚的处世待人之道,《论语》中说“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不以己能病人,以人所不能愧人”,“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大著肚皮容物”待人,自然能得人心,这就是“宽则得众”的含义所在。荀子也以其“兼服天下之心”的处世之道发展了儒家这种厚德载物的精神。“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知不以穷人,齐给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包万物。如是则贤者贵之,不肖者亲之。”(《荀子·非十二子》)所谓“兼服天下”,即要求人具备天覆地载的宽广博厚胸怀,待人接物,不自恃以骄人、穷人、先人、伤人,敬爱宽容,辞让而不图报,这样人人都会贵之、亲之。
与人相交,要以诚相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以“实言实行实心”待人,“无不孚人之理”。而这一点正是“以德服人”的重要内容。故“开诚心,布公道”,往往能化解矛盾,消除成见,沟通感情。在孟子看来即使有时得不到对方的理解,甚至对方以“横逆”暴己时,都要反身从自己一方找原因。“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对于仁者而言,就是要自觉地、诚恳地以推行恕道为最大的快乐。
第二,心有他人,礼让为先。明代学者吕坤曾经说过:“肯替别人想,是天下第一等学问。”这是说道德的本质或者说讲道德的人首先就是心有他人的人,重德精神在人际之道上就是要有这种心有他人的恕道精神,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是一种与人为善的德性。有了这种精神必然会在人际关系上以礼让为先。在中国文化中,“孔融让梨”式的礼让精神被极力倡导,妇孺皆知;在名利面前,古人赞美“君子无所争”的风度和“不贪为宝”的高洁品格;对待人际纠纷,先贤主张“争先的径路窄,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处世让一步为高”。一个“让”字,可化解纠纷,和谐人际关系,也是中国重德精神和厚德载物精神的集中体现。
第三,有恩必报,以德报怨。这也是中国人重德精神的重要体现。在人际交往中,多有施惠与受惠的情形,中国人将受惠后必加报偿作为一种道德规则。而且这种报偿不能是等值的,而应是“报大于施”,诚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果受惠而不报偿,便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为众人所耻。另外,中国人的报恩观念一方面强调“负恩必酬”,另一方面则要求施者不求报,所谓“我有德于人,不必望感”,“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这正表现的是中国文化的厚德精神。
人际交往,常常因利益冲突或理解错位产生怨怼。对待对方的怨恨或怨言,中国人主张采取宽厚的道德精神。老子提出“以德报怨”之说,力主“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这种宽宏无垠一以善待之的包容,不仅体现于文化精英的论说中,而且深刻体现于“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宁受人毁而不毁人,宁受人欺而不欺人”、“人之侮我也,与其能防,不如能化”等人生格言与“唾面自干”一类成语典故之中,其厚德意味不言而喻。与“以德报怨”相齐驱,儒家主张“以直报怨”之说。所谓“以直报怨”,即以正直的态度去回报他人对你的仇怨,“其人贤,不以仇而废之,其人不肖,不以仇而庇之,是非去取,各当其实”。“以直报怨”和“以德报怨”虽然对“怨”的态度不同,但都是在强调厚德精神,只是程度不同,而不像“以怨报怨”那样“怨怨相报何时了”,这也是中国人厚德载物在处世之道上的体现。
总之,以坤所象征的地所固有的顺承天,将天所覆之万物包容、承载于一体的特性,作为人的道德楷模形象,要求人们效法,这就为中国儒家的处世哲学确立了道德标准。自强不息体现了儒家对人生的积极入世的总体态度,而厚德载物则体现了儒家基本的人生价值观,就是认为在人生、人世中要崇尚道德的价值,并且以厚德而载物、而修己待人。
自强不息是主体的基本人生态度,为了自己的理想,百折不挠,为此,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每个人积极入世,奋发有为,对人生的目标、个人的发展、社会的完善都要采取一种积极奋斗的态度,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甚至像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精神更显其宝贵。儒家的这种人生态度在大众文化层面被接受,成为中国人积极的人生观的重要精神资源。男儿当自强,人生当奋斗,成为大多数士人的基本人生态度,为了社稷国家,为了民族天下,当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也义不容辞。
积极入世,必然要涉及人际关系,那么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处理好人际关系,不仅是社会合作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是个人成就自我道德人格的必然环节。这就要求人们厚德载物,只有厚德才能载物,只要厚德必然载物,这就要求人们在现实人生的人际关系中,要立身以德,修身为本,敦厚宽容,厚德成为事业成功和人格完善的核心要素。严以律己,宽以得众,德厚则人服也,宽则人和也。儒家这种基本人生态度长期影响中国人的人生实践,做人做事,当以修身为先,反求诸己为要,社会评价体系和民众对人的评价都是以道德和人品作为首要条件,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说某人“德厚”、为人“敦厚”,值得信赖,可堪大用。德厚宽容往往受到人们的尊重和信服,从而彰显了“道德也是力量”的真理。厚德载物要求我们每个人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作为为人之道,它能化解矛盾,化干戈为玉帛,还能产生道德感召力。
清代“六尺巷”的故事,至今还是民间广为流传的美谈。康熙年间当朝宰相张英,与一位姓叶的侍郎毗邻而居。张家打算扩大府第,便在邻居身上打主意,想要叶家让出3尺地面,给自家修院墙。邻居叶府并非寻常人家,乃是桐城另一大户,对张家的要求不买账。张家见叶府寸土不让,便撺掇张夫人修书一封,派专人送往京城相府,要张英出面干预。张英见信后,对家里人想依仗权势强占邻居宅地颇不以为然。他为两家的邻里关系深感忧虑,立即作诗一首,叫来人带回家乡劝导老夫人:“千里家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老夫人读了张英的诗,觉得很有道理,对自己的行为颇感惭愧,便命家人退后三尺筑自家院墙。叶府见此情景深受感动,也马上把院墙主动退后三尺。这样,张叶两家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小巷,以后成了有名的“六尺巷”。这件事在桐城和京城传扬开来,众人都称赞当朝宰相张英的宽厚气度、长者风范。本来两家矛盾可能尖锐化,由于张英的“严以律己”,不但矛盾化解,还真的化干戈为玉帛了,这就是严以律己的道德感召力。人总是向善的,双方有了矛盾,一方能严以责己,常常能感染对方,人家也会相应谦让。
总之,儒家的人生态度,一是强调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我们人生的动力桨;二是强调崇尚道德价值,厚德载物,这是我们人生的方向盘和黏合剂。掌握儒家的这种人生总体态度,我们在世俗的现实生活中,追求事业成功、人格实现、社会完善都将获益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