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古老的语言是一个象征系统的载体。文化象征在文化史中发生着缓慢的改变，在语言内部，这些不同的象征系统有：①宗教象征，多神教或者一神教的象征，表现了人类与宇宙的神秘联系或超验性；②自然的象征，即人与自然之间的象征关系，这是以农业社会和农耕生活为经验基础的象征；《易传》、《礼记·月令》以及古典诗歌植根于这个象征世界；③工业社会的象征，它表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断裂与逆转，这一主题将在下一章得到叙述。

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衰落》中描述了象征主义的宗教意义，人与造物之力息息相关的感受，是象征主义生发的心理基础；这种感受力的衰竭或程式化，也是象征主义衰落的原因。现象界的事物，其功用、意义和位置都将消耗殆尽，但事物的本质却会抵达另一超越的世界。“在上帝那里，没有什么是虚无的”，所以“确信万事万物之中存在一种先验意义的信念寻求表达自身。言及神性形象，必会关涉到一个恢弘庄严的体系，而所有的事物都由神来获得意义。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巨大且整合的象征体系一般呈露出来，就好比一座理念构筑的大教堂”。显然这是波德莱尔以及许多诗人也涉及过的主题，只是诗歌会在程式化的信仰面前止步。象征的感受方式总是从一个事物或一个细节感知“存在的整体”，“感知能力越是凝神于‘全一’，就越感到万物生发，也就越容易从对一个清晰瞬间的体察步入到永恒的程式化的信仰之中”。象征主义的思想关注事物的原初含义，并力求理解它们，但不是经验的方法，它借助抽象的而又具体的类比推理，以求证事物的内在联系。这种类比推理同时含有意象、形象和概念意义。就因果关系来看，象征主义的出现就像一次思想的短路，它是跳跃式的，所有基于“类似性”的现象上的和精神上的联系，都会迅速建立起一种本质而神秘的联系。赫伊津哈说：“象征主义是与中世纪称为现实主义，现代哲学称为柏拉图理想主义的概念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象征中的相似，是建立在共同的特征基础之上的，并预先假定这些特征就是事物本质。”从认识论方面看，它的功用也许是贫乏的，但从伦理学及美学价值的角度来看象征具有思想的深层功能。象征主义兼及自然与历史，塑造出一个具有活力的统一体。象征主义想象了一个有着无可挑剔的秩序的世界，有着建筑式的结构、等级森严的层层依附关系。

象征观念将思想融入了一个巨大的体系，这是每种形象在其中各得其所的体系。这种感受方式在日常事物中体验到深刻的意义，雨打芭蕉、灯映桌台，总会随时唤起一种宗教信仰之外的意味。似乎所有的事物都布满了令人迷惑的谜面，也许这样的感受方式中具有“病态压抑”的形式，但它使人们对生活的意味产生确信，并卷入到世界隐含的意义体验之中。“这个世界本是令人生厌的，象征的意义，使其变得可以接受。每一事物、每一特性的异同，都与至上之神存有奇妙的关系，并因此而高贵”，布满每一事物的谜面，都卷入了世界隐含的意义之中。因此象征主义思想方法成为一种“拯救”意义和个人拯救的方式，“甚至尘世之爱也与神性之爱有着象征的关系。沿此思路，所有个体的苦难都只是神受难的影子，所有德行都是对至善的部分认识。象征主义，就这样把个人的苦难与德行提升到普遍的意义上，构设出一个平衡那种强烈的宗教个人主义的有意体系。那种个人主义沉迷于个体拯救”。在宗教象征主义阶段，象征的核心词汇是神或自然众神。象征的语言，即类比的语言，成为圣言风格的语言，神圣的文体和权威文本是由象征语言或类比语言所构成的。神圣的类比语言，如同对神（上帝）自己的语言启示所作出的语言反应。由于存在着象征的世界，和象征的世界所表征的现实，类比是不可缺少的，同时类比的语言还意味着真正的现实是隐蔽着的，不能完全为语言所表达。

但在中世纪晚期，象征主义思想模式渐渐呈露出衰竭的迹象，赫伊津哈说：“以象征关系构造的一个宏大的宇宙体系已历久而成形。然而象征的习惯仍然维持着，时不时添加的新形象不过是些呆滞的花朵。象征主义其实一直有一种机械的倾向。一旦它被当作原则接受下来，它也就变成一种劳作的产品，而非热情诗意的表达；还由于某些微妙的原因，它就演变成了思想的痼疾，将思想导向颓败”，“象征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了。寻找象征事物或寓言形式，已经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智力游戏。浅薄的幻想依赖于单一的类推。神圣事物倒还有些许精神价值。而一旦涉及尘俗或简明的道德事例，象征主义的衰竭就十分明显”。事实上赫伊津哈表达了对两方面情况的不满，建立在单一类推上的理性主义是一种浅薄的幻想，而象征所依赖的神圣事物暧昧不明。

在这里我所关心的不是宗教的过时或神灵的隐遁，而是语言的什么资源已经枯竭或被废弃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然事物的象征秩序已经解体，语言曾经是象征系统的构成者和载体，因而这一改变也发生在语言的功能中。由于多神论和一神论的宗教都已经失去真实普遍的文化功能，这些宗教赋予自然之物和词语的象征意义也随之淡化或消失。水、火、土、气或者光、玫瑰、鹰与蛇、日月星辰，今天在写到它们时，其中曾经有过的阴阳五行或各种宗教赋予它们的复杂象征都已经隐退。正像占卜体系和预言是基于事物的象征关系所产生的“预先叙事”或“事前叙述”一样，在民间信仰和习俗中，在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事物的象征关系具有叙述功能。事物的象征寓意及其角色化所具有的伦理功能，足以引起故事和一种命运。时至今日，正如王小妮诗中所写的喜鹊背叛了自己的传统寓意，“喜鹊”的反义词或者对立角色“乌鸦”也失去了其巫魅性和反面预言者的角色，无论是真实的事物月亮、兔子等这些传统故事里的角色，还是一些词语幻象或图腾形象，都开始失去其象征寓意和叙事功能，并且从复杂的象征关系中孤立出来，成为一个“物”，被纳入自然的或神话的知识范畴，成为“再现的”艺术和“再现的”学科所表达的客观对象。荣格的原型理论揭示了这些来源复杂的象征在现代社会深处和人们内心深处的残存模式，巴什拉以梦想的诗学的形式再现了它。这些残存的象征，或以精神病理学的形式，或以诗学创造的形式而存在。而在现代社会的理性观念中，传统象征的世界已经消失殆尽。

也许可能在此意义上理解现代诗歌写作的意义：诗歌语言既与传统的象征秩序或象征系统存在着批评与“解构”关系，又力图揭示词与物的象征功能，激活这一创造象征的语言机制。从象征的古老源泉中汲水的同时补充这一日渐枯竭的源泉。过去时代的宗教学、神话学和宇宙学知识，仍然潜藏着巨大的语义学潜能，它使得我们能够从另外的传统与文化结构中对今天的处境进行观察，其中潜在着自我理解的丰富内涵，如果没有诗学和诗歌写作对它所进行的那些转换，它的语义学和修辞学潜能就会有一天变得无从认知。每一代人都必须对这种语义学潜能重新加以阐释，才能保证我们的自我理解不至于在失去历史记忆的状况中进行，使意义的潜能成为我们的自我阐释活动中仍然可以共享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