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蒲柏与约翰逊

一 蒲柏

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国古典主义高潮时期的代表性诗人和批评家，出身于伦敦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纱布批发商家庭，父母是天主教徒，12岁以前在家里接受迪恩神父的教育，受到了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初步训练，12岁患严重的脊椎结核性感染，导致终生驼背，因宗教上的原因，不能接受公立学校接受教育。蒲柏自幼诵读英法拉丁诗篇，兼及古代的文学批评著作，后来通过自学博览了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方面的书籍。他16岁时开始写诗，18岁时开始发表诗歌，21岁时开始出版诗集，并与当时知名的文人交游、通信，曾在爱迪生主持的《旁观者》杂志上发表田园诗《弥赛亚》。他的主要诗作有讽刺诗《夺发记》、《致阿勃斯诺特医生书》和哲理诗《人论》。约翰逊曾颂扬他是英国文坛千年一遇的大诗人。从1713年开始，与他人合作相继翻译出版了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译笔典雅，体现了译者的时代精神，但并未准确地反映原作精神。蒲柏曾编辑过莎士比亚全集。23岁时他发表著名的批评论著《批评论》3段，744行，主要对自然与摹仿问题、批评的标准问题和批评家问题等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文中明显可见贺拉斯的《诗艺》和布瓦洛《诗的艺术》对蒲柏的影响。他的古典主义思想比德莱顿严格，被看成是布瓦洛《诗的艺术》发表半个世纪以后的诗体诗歌法典。除《批评论》外，他的文论作品还有《荷马史诗序》和《莎士比亚全集序》等。

蒲柏在《批评论》中首先阐释了自然与艺术的关系。他要求追随自然，按照自然的标准来下判断。自然是艺术的源泉、目的和检验的标准。他认为创作的才能和鉴赏力“这两种才能的光辉必须得之于天”，规范来自于自然，因此要信奉自然。同时，人性也是一种自然。对于自然的禀赋，应给予约束和引导，而不能压制。“缪斯的骏马，应该指导而不应鞭笞，应约束它的烈性，不应策动它飞驰。”这样，自然、人的天赋和法则三者便是一体的。由于自然、人性和法则是永远不变的，因而批评家以此所拟定的批评标准也是永远不变的。

蒲柏虽然信奉古典法则，但他认为这种法则也是来自自然。法则就是自然，只不过是被发现了的、被规范化了的自然。他赞颂维吉尔：“他发现荷马与自然原来是不可分”。因此，他理解的那种古典法则与自然是一体的，是源于自然的，是对自然法则的发现，是方法化的自然。从一个角度说，摹仿自然就是摹仿古人。这种规律是通过作为自然禀赋的天才发现的，因而同样可以由天才进行修正。“大才有时竟昂然把清规视若无睹”，“勇敢地不依戒律，超越庸俗的藩篱。”这样可以直接赢得读者的欢迎。古典作家所遵循的法则来自自然，古典批评家所制定的批评法则，最终也源自自然。希腊人所制定的金科玉律，在他看来，就是“得之于天”。后来的像维吉尔这样的大诗人也要从希腊人的金科玉律中获得教益。

不仅如此，蒲柏在强调古典作家自然本性的基础上，还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和时代精神对古典作家的影响。“你的判断要驶向正确的航程，就需要深知每个古代作家的本性：他每页的故事主题、范围的划分；他的宗教信仰、国情风土、时代精神。”这种将自然与古典等同，以及强调社会文化和时代精神的看法，实际上反对拘于古典法则，认为可以依照自然本身的规律对它进行修正，这就不同于教条化的古典主义。

在讨论到激情时，蒲柏提出要仰仗理性对激情的监督。在《人论》中，他强调自私的激情要隶属于理性对激情的管辖。理性虽然是天赋的，但需要通过后天的训练而得到提高。在批评家那里，理性表现为判断力。当然这种判断力也同样要遵循自然法则。“你的判断要驶向正确航程，就需要深知每个古代作家的本性：我劝你拿荷马的作品研究和欣赏，日间你研读荷马，夜间就仔细思量，由此而作成判断，由此而求得箴言，请你去追踪缪斯直到她们的渊源。”

蒲柏还就当时英国流行的巧智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肯定了巧智作为自然的恩赐对于文学创作和鉴赏的作用。他认为巧智与判断是相辅相成的，但同时又相互矛盾和牵制。像其他英国学者德莱顿等人一样，蒲柏认为英国人蔑视未来规则，热爱巧智所赋予的自由，有勇气向罗马人挑战。要求以公正态度对待巧智的基本法则，这与希腊古典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也使得他的古典主义带有更多的变通。但他也反对文学家们数典忘祖，耍弄小聪明，蔑视古代的典范。

蒲柏是在当时英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陷于混乱的背景下提出文学的批评法则的。他受当时欧洲的古典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于当时相关的古典主义法则如崇尚自然和理性、宗奉古典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同时又不拘泥于教条，对既有法则有所突破，对当时英国文坛已见端倪的想象和巧智问题，提出了自己相对开明的看法。

二 约翰逊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出生于英国斯塔福德郡利奇菲尔德的一个小书铺业主家庭。约翰逊自幼受到严格的古典教育并博览群书，1728年进牛津大学读书时，读过许多导师未读过的书，后因家庭经济拮据而中途辍学。1737年约翰逊赴伦敦定居，开始为《绅士杂志》撰写诗人传略、书评等，1738年发表第一篇长诗《伦敦》,1749年发表他最重要的说教长诗《人类欲望的虚幻》，抨击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另曾写过一些戏剧。1750—1752年间，他独立主持和发行《漫步者》报，发表自己对当时社会和文坛的评论，是英国后期古典主义的代表作家。1746年—1755年间，他编写出著名的两卷本《英语词典》,1765年编注出八卷本《莎士比亚戏剧集》,1781年，他出版了他的代表性作品——四卷本的《诗人传》。1762年经三思接受国王乔治三世的年金。1769年皇家艺术院授予他无薪给古代文学教授衔，1775年牛津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1787年约翰逊因病去世，入葬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

约翰逊在当时的英国文坛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被誉为“英国的苏格拉底”、“英国文坛的大可汗”和“他那个时代英国文学的立法者”。他生活在古典主义衰微与启蒙运动兴起之交的过渡时代，是英国古典主义批评的集大成者，同时他也不愿意固守古典主义教条。他的主要批评著作是《<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单行本），其中对莎剧的普遍人性问题和莎剧的人本论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约翰逊虽然信守古典主义，主张摹仿自然，寓教于乐，强调普遍性的标准和理性原则，但另一方面，他又为古典主义掘墓。随着约翰逊在英国文坛的独霸数十年，他的思想影响了英国的文坛风气。自此以后，古典主义在英国文坛日益衰竭，浪漫主义文学如暴风骤雨般地席卷而来，取古典主义而代之。

约翰逊从古典主义思想出发，强调类型的重要性。他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说：“诗人的任务不是考察个别事物，而是考察类型”。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人物的言谈举止都受普遍性感情的影响，一个人物通常代表一个类型，代表着天生的性格，同时又具有个性特征，吸引了形形色色的观众。根据类型理论，他给予莎士比亚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种类型是来自活生生的现实世界：“莎士比亚的思想来自活的世界，他所表现的东西也不外乎他实际看到的事物。”同时，他又从古典主义出发，对莎士比亚提出批评，认为他不守“三一律”，过分地追求形式的完美而忽视作品的道德目的，不讲究布局，时间与地点诸多与实际不相符，喜剧台词过于粗野，悲剧的台词近乎夸张，双关语太多太滥等等。

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约翰逊对于“三一律”中的时间整一、地点整一给予了批评。他对“三一律”并没有简单地接受，而是作了仔细的分析。受莎士比亚以降的英国传统影响，他跳出“三一律”的框框，反对将艺术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混为一谈，认为除了情节的整一外，地点和时间的整一都是多余的。他在分析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时，首先肯定了情节的一致性，认为这些作品的情节是一致的，而且是自然的。同时他又对时间的一致和地点的一致持批评态度。对于地点整一而言，约翰逊认为舞台不过是舞台，第一场它指亚历山大里亚，第二场已完全可以指罗马。地点是可以幻想的：时间更是可以幻想的。“在所有的存在事物当中，时间对于幻想是最唯命是听的；幻想几年的度过和几小时的度过是同样不费气力的事。”这样，约翰逊作为英国古典主义的殿军，则在自毁城墙，动摇了古典主义的堡垒。

在阐释文学的效果时，约翰逊在重视快感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作品的教化作用。他认为悲剧和喜剧虽然在题材和表现方法上是相反的，但它们归根结底的目的是一样的，即通过快感给人以教导，使人无损于德行。他对莎士比亚缺点的指责，也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的，他认为莎士比亚仅仅调动人的强烈的感情是不够的，“写作的目的在给人以教导；诗歌的目的在于通过快感给人以教导。”“他牺牲美德，迁就权宜，他如此看重给读者以快感，而不大考虑如何给读者以教导，因此他的写作似乎没有任何道德目的。”他在具体阐释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时，也表达了这种思想，即通过恐惧和怜悯消除人体内和心灵中不纯的东西。当然，既然是文学作品，这种教化与快感是紧密联系的。就悲剧而言，一方面，悲剧作品能够让人们作设身处地的联想，因而有教育意义，对人起警醒作用。“能够触动我们心弦的思想，并不在于我们面前的是一些真实的罪恶，而是我们自己也有可能犯这些罪或成为这些罪恶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悲剧又因是虚构的而和实际利害保持距离，因而能引起快感。“悲剧给我们的乐趣在于我们意识到它的故事是虚构的；假若我们想到暗杀和叛逆都是真事，这些东西就不会再给我们以乐趣了。”

对于文学批评的标准和方法，约翰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批评的标准上，他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楷模，主张要“忠于普遍的人性”，并以此为标准衡量一切作品。同时，作品要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以真情实感感动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人们。他还认为，要对作家和作品成就作出估价，要对作品有更深切的了解，就要考虑到其时代特征，并进行比较，“必须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情况加以比较，也必须和他自己所特有的机会加以比较。”这种思想，类似于中国的知人论世。在批评的方法上，他要求从常识判断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甚至认为直率比真理更重要。他还要求对作品作理性的裁决，“保持一种理智的距离”，在全局和局部都能冷静地作出裁决，而不是偏激地哗众取宠。这样，对作品就会作出全面的评价，例如对于莎士比亚，就能公正地看到他的优点，而不只是以他不遵守“三一律”而责难他。对于当时的玄学诗，约翰逊既批评他们不摹仿自然和生活，也不喜欢理智的活动，又称赞他们的洞察力和巧智。另外，他还主张文学批评要打破古今，要讲究文风，要宽以待人，等等。这些看法以约翰逊当时的声望，在英国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们今天都有相当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