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理论延续与运用

在西方，巴赫金研究经历了评介、比较、“挑错”阶段；西方的“巴赫金热”推动了俄国本土的研究从“重读”与“挑错”飞跃到“寻根问源”（我国的巴赫金研究总体上看仍然以释、评为主）;21世纪的到来开启了巴赫金研究的第三个阶段：用巴赫金的学理来分析和阐释一些文化现象，展望它们的发展趋势，在具体的运用中发展他的理论。这是各国巴赫金研究者的目标，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方向，这个方向在前两个阶段里已初露端倪。

发展巴赫金的学理，意味着是沿着巴赫金本人的思路，完善他的理论。本书试图借鉴国外巴赫金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着重探析独白思维倾向（主要是惟我型与惟他人型独白思维倾向）与反独白思维倾向（对话与狂欢思维倾向）彼此对立又互依互存的关系。在《论行为哲学》与《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等哲学与美学论著中，巴赫金重点考察了独白思维诸倾向的特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发现了对话思维倾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揭示了狂欢思维倾向。不过，巴赫金为了强调某种思维倾向的存在，往往不顾及或者贬低其他思维倾向，譬如对待复调艺术思维时，排斥了独白艺术思维的生命力，再如阐发狂欢艺术思维的时候，几乎把对话思维弃之不顾，以至于好友尤金娜产生了极深的误解，以为他从上帝信仰者彻底地变成了无神论者。当然，巴赫金这么做并没有错，因为揭开某种思维倾向的面纱而沉湎于对其特征的考察中，是符合科学研究的规律的。然而，这么做却给读者带来了困惑。读者对巴赫金所发现的独白、对话与狂欢思维深以为然，但对他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创作展开的颇为极端的论述又感到不满，究其原因，是巴赫金没有专门谈论过对话、独白与狂欢思维的互动关系，读者从他的学术遗产中看到的，是这些思维倾向各自孤立存在或者只是彼此矛盾对立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抛开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而是采用亦此亦彼的思考方式，那么这些思维倾向实际上是互依互存的，甚至在一个人身上乃至一部作品中这些思维倾向都有可能同时共存。独白思维诸倾向与反独白思维诸倾向彼此对立又相互依存，我们的这一立论不但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对话理论的内涵，而且为我们创建独特的文本分析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不但有助于我们探究日常生活与人文科学研究中语言思维活动的特点，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揭示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的创作思维特征。

在一封与友人的书信中巴赫金指出，著作权有争议的文本与1929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都是在“共同的语言和言语作品观的基础上完成的”（第4卷第539页）。巴赫金总体上采用了哲学、语言学与文艺学相交叉的视角，他建立文艺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等具体学科的理论，总是隐含着阐述自己哲学见解的目的。由此可见，哲学和语言学对巴赫金的整个学术研究是多么重要。哈贝马斯曾指出，“巴赫金的或多或少用马克思主义来阐释洪堡特观点的语言理论对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将以巴赫金哲学思想为纲，以语言学和文艺学为目，在论证巴赫金整个学说具有特殊的体系性的同时，阐明他的哲学—语言学和哲学—文艺学的重要作用，先用具体的实例分析来说明艺术话语和人文话语的对话性的思想，然后用独白思维和反独白思维的互动理论，揭示出对任何文本都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其中包括对文学话语和文学作品的分析方法，并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对一些文学经典的研究中，验证我们的发现是否正确。同时我们也将简要分析巴赫金哲学的认识论意义，对其对话观与洛特曼的对话观进行比较。应该说明的是，我们讲的以哲学思想为纲，指的是把巴赫金的早期哲学与美学论著以及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拉伯雷的专著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揭示这些论著所着重阐述的哲学问题——依次为独白思维、对话思维与狂欢思维的问题，但我们将不孤立地探讨这些思维倾向，而是力图发现它们内在的紧密联系，从而勾勒出巴赫金哲学思想的总体轮廓。所以，我们将不会拘泥于对诸如“存在”、“事件”、“建构”、“参与性思维”等个别重要概念的内涵的解释，也不会具体讨论巴赫金哲学思想的来源问题。以语言学和文艺学为目，是指在巴赫金哲学思想的开放性体系中研究他的语言学与文艺学思想，特别是以语言学诗学和言语体裁理论为主要切入点，研究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重点探究以独白思维与反独白思维互动关系为理论依据的文本分析法，主要是俄国语言学诗学分析法、话语对话性分析法、言语体裁的语言学分析法和文艺学分析法、文学狂欢化分析法以及整部文学作品中可能存在复调、狂欢与独白因素的创作特征分析法。

相应地，我们将采取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一是“能进不出”式的“细读法”，即在阐释巴赫金的学术遗产时，力图沿着他自己的思考轨迹，其他学理能不牵涉就不牵涉；二是希望真正达到“进出融会”式的比较法和文本分析法，即在阐明了巴赫金的总体思想以及揭示了独白与反独白思维倾向的互动关系之后，努力达到理论与运用的紧密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