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关于巴赫金思想体系性的争论

巴赫金直到晚年依然称自己“更多是哲学家。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我是个哲学家，是个思想家”（第5卷第412页）。不过，与经院语文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不同，他的重要论著都是哲学与语文学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一点来看，他倒是很像尼采。但德国语文学博士正好与俄国语文学副博士相反，前者颠覆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语文学研究方法，代之以哲学方法，后者悬置了纯哲学的研究方法，试图用语文学方法论述哲学思想。正如伊苏波夫所说，“谁都不会想到把维诺格拉多夫的书当作生活哲学的教案来读，不会想到把尼采的散文当作语文学论著来读。巴赫金的哲学—文艺学和哲学—语言学，不仅把考察各种直接感兴趣的对象的世界观倾向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且还保持了为整个建构提供理论依据的物质支点的结构”。国外对巴赫金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总体把握巴赫金学术遗产的整个思想脉络提供了借鉴，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复调小说与独白小说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话、独白与狂欢之间的关系。那么它们究竟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从巴赫金哲学思想的角度看，他的整个学术遗产构成了一个体系，当然这并不是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的体系，而是指巴赫金的各个具体理论之间存在内在的彼此沟通，并且这种沟通原则上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式的。

巴赫金晚年为自己的一本文集作序时说：“我的这本论文集贯穿着一个主题，反映了主题的不同发展阶段。”（第4卷第423页）确实，他在不同时期阐述不同论题的著作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尽管这些论著因无望发表而成为写给自己看的，在外在言语形式上带有很多未完成性的特征。不少研究者很有见地地阐释了巴赫金的各个理论，但同时又发现了他的前后理论之间存在很多的矛盾与不连贯性。托多罗夫认为，“在巴赫金的著作中没有发展；巴赫金并没有改变他的注意的焦点；虽然有时他变换说法，但从他的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文章来看，从1922年到1974年，他思考的对象基本上是同一个；大家甚至可以找到相隔50年所写下的相同的一些句子。替代发展的是重复”。有人对“重复句子”之说提出了批评，因为托多罗夫把巴赫金的思想的发展看成是一种“重复”，目的是在为巴赫金的学说构筑一种“超越了其论著”的体系，但当他无法找到支撑巴赫金庞大思想体系的某种结构时，便产生了失落感：“巴赫金描述长篇小说体裁，带有不大连贯的和极不理性的特征，这表明这个范畴在他的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批评者提出这样的批评，主要原因恐怕并不在于想指出托氏未发现巴赫金体裁理论与其整个学说之间的有机联系，而在于阐明巴赫金学理的零散性强、整体性弱，“巴赫金长期以来把其最早著作中的课题扔置一边”, 《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和《论行为哲学》两篇长文“并没有呼应的延续性”，而且这些文章“同那些使得巴赫金声名鹊起的著作（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两部专著——本书作者注）之间有一条近乎分水岭的东西”。托多罗夫后来改变了说法，但认为巴赫金思想具有矛盾性和不连贯性的基本见解保留了下来：早期的巴赫金提出了“一种外在立场（即外位性——本书作者注）优于一切的主张”，但“并没有坚持下去”，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他的持论彻底改变了。

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到底有否体系性、整体性？从20世纪80年代初传记《米哈伊尔·巴赫金》问世以来，这个问题就成了巴赫金研究中争议颇多的课题之一。释家各抒己见，试图找出共同的主题、内在的有机联系，对巴赫金学说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定位，譬如应答的建筑术的巴赫金，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巴赫金，马克思主义的巴赫金，小说学—日常言语学的巴赫金，文化诗学的巴赫金，介于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巴赫金，开辟道德哲学的巴赫金等等。不过，最能体现巴赫金思想独特性的范畴，应该说是霍奎斯特于1990年率先提出的dialogism，此词有不同的译法，如对话、对话性、对话思维、对话论、对话理论，强调的是思维的对话本质。在《对话论：巴赫金及其世界》一书中作者解释，被称为巴赫金哲学的东西是一种以语用学为对象的认识理论，它是当代认识论中的一种，它试图借助人如何使用语言来认识人类的行为，巴赫金提出的具有基石意义的语言对话观，决定了他在这些认识论中的特殊地位。为了说明巴赫金的这一核心思想，作者霍奎斯特专门使用了他认为巴赫金从未使用过的“dialogism”这一术语，而且使用的这个概念完全可以被具体化为“对话的语言哲学”或者“对话的人文认识方法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巴赫金中心”的《Dialogism》杂志名，实际上沿用了霍奎斯特所赋予的含义。在《1961年笔记》（在1979年初版、1986年再版的文集《文学创作的美学》中，这份笔记是在“文本问题”的标题下发表的）中，巴赫金曾谈到人类思维的对话特征，他认为，人文思维的对话倾向与独白倾向相互对立又同时共存，后者在现代语言学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语言学家在统一的、封闭的语境中（在语言体系中或者语言学所理解的文本中，而这样的文本与其他的、应答的文本是不会发生对话关系的）接受一切，而他作为语言学家这样做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想揭示“我们思考作品、理论、话语时的对话思维，总之是我们思考人时的对话思维”（第4卷第328页），那么就必须超越“把对话性看作是讨论、争论、讽刺的狭隘理解”，因为这些“是表面上最显而易见、但又十分粗糙的对话形式”（第4卷第329页）。这里“对话思维”、“对话性”和“对话形式”都是用俄文词“диалогизм(dialogizm)”来表达的。但毫无疑问，不管巴赫金是否在术语的意义上使用它，该范畴随着《对话论：巴赫金及其世界》的问世而得到了推广，并且在果果梯施维利、马赫林等俄国学者的论著里，该词作为巴赫金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更主要的是它成了某些研究者揭示巴赫金哲学思想具有整体性特点的一把钥匙。对马赫林来说，巴赫金的对话论是“参与性社会本体论”，果果梯施维利则认为，巴赫金的早期哲学求索，采用了“人格两分”的方法，对话是这一方法的必然结果，其后的各种论题也都是以它为轴心展开的。

巴赫金学术思想的最大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开创了考察哲学研究和文化发展倾向的一种独特方法，即把欧洲主流哲学及其现代发展概括为“唯理论主义”和“唯认识论主义”的独白论倾向，从而有助于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欧洲文化的精神实质；其次是在名家的小说创作尤其是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探寻到并揭示出与独白思维倾向相对立的狂欢思维和对话思维，并把对话思维应用于符号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进而全面探讨人文科学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如果能把巴赫金的论著当作哲学著作来读，又特别是如果能在他论文学和语言学的论著中读出哲学奥义，那么巴赫金的整个学术思想也就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诚然，巴赫金的主要贡献并不在文学理论和语言学理论上，但这两种理论却无疑是其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支柱。由于对话论是巴赫金在考察欧洲文化发展的不同倾向时发掘出来的，所以独白论—对话论与狂欢、独白小说—复调小说创作原则的相互关系理论作为具有很大前瞻性的理论体系，对不同民族的文学乃至文化发展倾向，具有多层次的解释力。正是独白论和对话论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巴赫金哲学思考的一贯主题，而巴赫金考察这一主题的视角具有极大的原创性，这又使得把巴赫金的哲学思想归入哪家、哪派成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尽管他在各个时期都吸收了众家之长。

阐述巴赫金学说具有体系性并不是预先假设了一个框架，并将他的各个理论往里塞，而是通过对巴赫金从早年到暮岁的整个学术遗产的总体了解，发现了他不同时期的理论见解之间在矛盾表象下的有机联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得以重新认识他论语言和小说的各种理论，而把握其整个学说的关键在于我们引入“问题域”这个概念，即阐发某个问题可以构成思考各种文化现象的专门领域。巴赫金的问题域就是对“我与他人”相互关系的思考。根据果果梯施维利的分析，人格学说中关于上帝与教民间存在绝对界线的观念，对巴赫金思考现实存在和文化发展的各种倾向来说，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巴赫金通过“我与他人”相互关系构成的问题域，发现了文化发展的两大倾向——独白倾向与反独白倾向，正是这个问题域把行为哲学、对话、狂欢、复调型与独白型创作原则的关系、最适合于实现复调型创作原则的手法（双声语）、话语对话性与文化间对话、人文科学方法论等联系了起来，使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和有机的学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