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巴赫金热与巴赫金学

俗话说，“墙内开花墙外香”。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最早是1957年在米兰被译成意大利文出版的，第二年帕氏就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第1卷）于1973年年末在巴黎问世，次年年初作者便被驱逐出了苏联；还有布罗茨基等人的一些作品，写就于国内，但不见容于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直到他们移居国外后才得以发表。不少学术理论也在苏联境内或遭封杀或受遏制或被低调处理，但在国外却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巴赫金哲学小组和塔尔图—莫斯科历史—文化符号学派的理论，而在这些派别的代表人物当中，最具有神秘色彩的当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

巴赫金让人感到神秘，原因很多。从关于他的各种传记中我们概括出了四点：一、生活经历颇为坎坷；二、天赋出众，过目不忘；三、巴赫金哲学小组成员们在学术创作中的“亲密”关系，我指的是那些著作权有争议的文本，是关于心理学、生物学、文艺学和哲学—语言学的一些论著，据说巴赫金是以小组其他成员的名义发表的；第四点，应该说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各国的研究者，无论专业是文艺学、语言学、符号学，还是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等，都能从巴赫金的学术遗产中，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两部专著中，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各种启发。巴赫金的论著可提供给我们的思想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说他是“20世纪的理论富矿”，并非言过其实。从20世纪中期以来，“采矿者们”从俄罗斯本土发展到了意大利和法国，很快又从欧洲发展到了美洲、大洋洲与亚洲，“采掘工作”高潮迭起。

谈到高潮，人们首先会想到“巴赫金的三次被发现”。第一次被发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巴赫金这个名字在学术界消失30多年后再度出现在了苏联的出版物上，更有意思的是率先提及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以前被他树立为批判对象的“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和维诺格拉多夫；第二次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巴赫金的专著被陆续译介到了意大利和法国，特别是巴黎结构主义符号学派，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苏联学者推崇备至，保加利亚裔学者克里斯特瓦在1966年以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在巴尔特开设的“历史话语研究”研讨班上做了有关巴赫金文学理论的精彩发言，次年在法国的《批评》杂志上发表了《巴赫金：词语、对话与小说》一文，“于是她以自己特有的语言文化身份，成为向西方理论界传播和介绍巴赫金思想的第一人”；第三次是80年代初，英美掀起了“巴赫金热（Bakhtin Boom）”, 《斯拉夫与东欧研究》、《批评研究》等杂志纷纷辟专栏甚至出专号评介巴赫金的学术思想。

不过，“采掘工作”虽然早已铺开，但只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真正迎来了富有成效的“出矿”期。1993年俄国哲学界权威杂志《哲学问题》分两期刊登了概述西方巴赫金研究状况的长文，用于分析的专著和文集多达27部，除了讨论“拉伯雷和巴赫金”的一部著作出版于1986年外，其他论著均是1988年至1992年间在西方问世的。据作者介绍，这些著作都是“近5年来最有代表性的出版物”，至于同时期出版的“与阐释巴赫金思想有关的一系列书籍（十几部）”，由于各种原因未在该文中探讨。1993年巴赫金的早期哲学论著《论行为哲学》的英译版问世，这是西方巴赫金研究界的又一件大事，此后人们重审巴赫金作为文艺学家的身份，类似于“作为哲学家的巴赫金”的课题开始得到广泛的关注。在西方巴赫金研究界，1993年之后的几年是人们总结过去和展望未来的时期。笔者在北京的几家图书馆查找到了1993年后10年间出版的巴赫金研究英文专著40余种，除了少量的介绍性著作外，绝大部分是有关巴赫金的文学与文化理论的比较研究、哲学思想寻根的研究，此外还出现了一些讨论巴赫金与非文学理论关系的著作以及巴赫金理论具体运用的著作。引起我极大兴趣的书有两部，它们可以被视为是对40年来西方巴赫金研究成果的总结性之作。一部是1995年出版的“读者指南”《巴赫金思想》，这是一部导论性质的书籍，共分4个部分：沃洛希诺夫与巴赫金论语言；巴赫金论长篇小说；巴赫金的狂欢思想；巴赫金与当代批评。从内容架构上看，此书编写遵循了一个有趣的顺序——西方是如何一步步地接受巴赫金思想的，所以总体上讲，它没有超出英美文学批评的框架。另一部书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爱默森写的《巴赫金的头一百年》，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历时性研究，主要以时间为顺序评述了巴赫金在俄国本土的接受情况，第二部分则是共时性研究，采用哲学、社会理论、文化学等视角，分“复调与对话论（大部分讲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本书作者注）、狂欢与（躯体的和时间的）开放—完成性问题以及作为伦理与艺术形式的一种绝对命令的‘外位性’”三个专题，着重探讨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是俄国学者如何重新思考“作为哲学家的巴赫金”。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作者颇有文学家的风采，因为她采用倒叙的手法，从1995年莫斯科召开纪念巴赫金诞辰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讲起，这的确反映出美国学者善于呼应书名的精巧构思。在总结全书最后一章“审美形式的逻辑和一种死亡类型的终结”时，爱默森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巴赫金早期哲学—美学思想还不广为人知的时候，对话与狂欢这两个概念就已作为经典被确立了下来，然而，“最近10年以来，无论是俄罗斯学者还是人数不断增长的非俄罗斯学者，他们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重现这些重要概念——建构、对话、狂欢——在巴赫金思想发展中的相应的延续性”。

在俄国本土，巴赫金研究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因为巴赫金长期只被承认是文艺学家，至多是艺术理论家，即使是最权威的辞书，如1989年版的《苏联百科辞典》，对他的哲学和语言学思想也没有只语片言的介绍。进入90年代，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巴赫金诞辰100周年的1995年前后，俄罗斯各地纷纷举办巴赫金学术思想研讨会，出版各种各样的文集，报刊争相刊登评论巴赫金的文章。但与西方相比，俄国的巴赫金研究，专著少，论文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90年代之后出版的。第一部巴赫金研究专著，是彼勃列尔的《巴赫金或者文化诗学》，从书名可以看出，作者是想假巴赫金的思想来建立自己的文化理论，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揭示文化发展的逻辑。不过此书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对巴赫金的征引几乎占据了全书一半篇幅，且读书笔记的痕迹非常明显。笔者有幸能找到的其他几部专著，都是从不同的哲学视角阐释了巴赫金的思想。亚历山大罗娃在《道德哲学与巴赫金学术遗产》中认为，巴赫金是在生存论哲学与语言学的结合、本体论与语义学的结合、语言学与伦理学的结合中详细阐发对话思想的。塔马尔钦科的《巴赫金的<文学创作美学>与俄罗斯宗教哲学》取用诗学、美学与哲学相交叉的视角，着重分析了巴赫金的“文学创作美学”的思想。他认为，巴赫金的早期美学理论是以俄罗斯宗教哲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并且是以诗学的形态付诸实践的。《开放的话语：从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的角度看话语》是俄罗斯唯一的一本探讨巴赫金的语言学与语言哲学思想的专著，其目标非常具体，那就是如何理解巴赫金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补充》中讲的一句话“声音是思想立场在世界上的体现”，但作者——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俄裔学者——论述得很晦涩，而且不知何故，全书160多页从头到尾不分章节，这让人读起来感到非常“沉重”。《巴赫金哲学中的事件》一书把《论行为哲学》里的重要范畴“事件”或“存在事件（存在犹如事件）”当作一把钥匙，不但解析了巴赫金一生的思想历程，而且还探讨了当代现象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研究的某些倾向。

从1990年到2000年俄罗斯不定期推出了《巴赫金研究文集》共四辑。第一辑和第二辑主要收录了分析和评价巴赫金学术遗产的论文；第三辑的主题，用编者的说法，是“巴赫金与苏维埃文化”，但就编排的7个专题来看，内容远远超出了这个主题，所讨论的不仅有巴赫金的理论观点，还有历史观点，从文艺学、美学到宗教思想无所不包，而且都是在或新或旧的各种思潮（如后现代主义）的“对话化背景”中加以探讨的；第四辑刊登的主要是巴赫金思想的溯源性文章以及对某些哲学范畴的重新阐释。编者认为，考察巴赫金小组成员们在涅维里时期的“哲学谈话”，就会发现“整个人文科学领域而不是艺术领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里的完全崭新的作者立场”。在文集方面最有影响的是90年代初期面世的《作为哲学家的巴赫金》。编者指出：

巴赫金的哲学面目依然是一个谜。一方面，几乎在每个哲学文本中都碰得到巴赫金的名字和对他的核心范畴（独白论、复调、狂欢、对话、笑文化等）的象征性征引；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哲学界，除了极个别的例外，还没有严肃地谈论过巴赫金。这与国外不同。在国外，研究巴赫金思想的过程就是对待经典理论家这样普通的过程，具备这种过程在科学中形成的所有学术形式（各种定期的国际会议，出版各种详尽的生平资料，各种文集、集注、讨论集、指南性简介等），这一过程已进行了将近20年。然而，即使是在国外的文献中，关于巴赫金对待哲学基础的立场问题，虽然解决方案颇多，但还是很值得商讨。

这番话言简意赅，它明确了出版这部论文集的学术背景，其所收录的13篇文章涉及三个哲学领域——美学、语言哲学和宗教哲学，后面还附录了巴赫金早期的哲学“发言与讲座”。

我国最早对“巴赫金之谜”表露出兴趣大致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9年北京大学俄语系彭克巽先生开设了“苏联小说史”课，其中一讲详细评介了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1982年夏仲翼教授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里的一章，并对这部诗学专论独到的学术见解做了简要介绍。此后陆续有研究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文章出现，1987年至1989年在《外国文学评论》杂志上甚至还引发了关于复调小说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问题的争论。直到80年代末开始，巴赫金的论著和研究巴赫金的论著的中文译本才不断问世，有的甚至有几种译本，如《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弗洛伊德主义评述》和《弗洛伊德主义》, 《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和《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 《巴赫金文论选》、《巴赫金全集》和《巴赫金集》等等。截止到2004年，我国先后出版了9部讨论巴赫金学术思想的专著。1993年11月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主题为“巴赫金研究：中国与西方”的学术会议，据学者考证，这是国内有关巴赫金的首次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广泛讨论了对话理论、异言杂语和狂欢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对国内文学与文化理论界的影响与启发;1998年5月中旬也是在北京举行了我国首届“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举行了由钱中文先生主编的中文版《巴赫金全集》6卷的发行仪式;2004年6月中旬又一次“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在湖南湘潭召开，与会者讨论了巴赫金论著中的哲学、美学、文艺学、语言学等诸多思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比较研究成为了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

在中文版《巴赫金全集》问世之前，国内对巴赫金学术遗产的研究，概括起来看，主要涉及三大领域，一是文艺美学，二是文化理论，三是符号学思想，其中巴赫金的文艺美学观影响最大，一些术语被辞典收录，许多教材辟专章、专节加以介绍，而在文艺美学中较为人们所熟悉的是复调理论。有人认为，复调理论“是国内巴赫金研究者用力最勤，也是成绩最为卓著的研究领域”，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成了对话理论的“别名”，甚至巴赫金提出的对话只不过是“适用于文学领域”的对话。类似的观点虽然不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但足以说明两点，一是我们认识巴赫金思想的视域不够宽泛，二是我们对欧美与俄罗斯的巴赫金研究的成果缺乏足够的了解。当然，认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中文版《巴赫金全集》问世之后，我们的研究已有了较大的拓展，研究领域扩大到了巴赫金的哲学、新闻传播学与心理学等思想。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有些影响较大的杂志安排专题刊登巴赫金研究论著，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在2000年第2期上发表一组论文，介绍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思想，《外国文学研究》多次组文评价巴赫金的文艺美学思想。

巴赫金思想的推广，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合著的《米哈伊尔·巴赫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部初版于1984年的传记，把巴赫金的生活经历和学术思想有机地糅合在一起，评述他的为人和治学，是多年来人们了解巴赫金的首选读物之一。其实，此前已有俄罗斯人为巴赫金立过传，虽然篇幅不长，但基本上反映出了传主的生平。20世纪90年代末，俄国又推出了一本《巴赫金传》，这部书主要专注于对巴赫金思想的梳理和阐释，所以与俄国小说相比不免就显得“不大好看”，不过，“如果对传主有所了解，再潜下心来慢慢地翻看，却又能获得某种阅读的充实，能过上一把思索的瘾”。巴赫金的学术思想确实启人心智，读传记如此，更不要说读原著了。不仅如此，研究巴赫金的学术遗产竟然已形成了系统定期的国际性学术活动，甚至独立的学科：（1）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两年一度的“巴赫金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在以色列、英国、德国、南斯拉夫、加拿大、俄罗斯、巴西、芬兰等国家举办过10届；（2）90年代初成立了“国际巴赫金学研究协会”，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哲学教研室教授马赫林博士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3）定期出版两种专论巴赫金的学术刊物：《对话·时空体·狂欢》（白俄罗斯）, 《对话论（Dialogism）》（英国）;（4）欧美和俄罗斯的一些高等院校定期开设巴赫金研究的专题课。英国的谢菲尔德（Sheffield）大学还专门成立了“巴赫金中心（Bakhtin Center）”。上述种种信息足以表明，研究巴赫金及其思想已然成为了一门独特的学问，国外一般称之为“巴赫金学（Bakhtin Studies、bakhtinology; бахтинистика、бахтинологи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