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世纪为历史研究所提供的有利条件^[10]

我们现在对历史是否拥有一种专业的和比从前更高的认识，这是一个很难用肯定句回答的问题。

拉索克斯（第10页）甚至认为，“我们对今天欧洲各民族的过去了解如此多，我们甚至能够辨认这些民族正在向一个目标汇集的发展方向，换句话说，能够预见它们的将来。”

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能预知未来，这并不是什么值得的事情，这一点对于整个人类的生活来说也同样适用。我们急于想通过占星术预见我们的未来，这简直是愚蠢之极。

如果一个人预先知道自己死亡的日子以及其后的状况，或者一个民族事先知道它将在哪一个世纪灭亡，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其后果会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愿望和追求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因为愿望和追求只有在“盲目”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即完全为了自身的缘故，并且遵从来自内部的动力生活和行动。另外，只有在这些成为事实的情况下才能谈论未来，假如这种情况不出现，那么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和最后的结局就会大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预先了解未来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预见未来对我们来说不仅不值得，而且真正预见未来也并非易事。首先，我们在预见未来的时候会受到我们心中的愿望、希望和恐惧的影响；其次，我们所无法认知的物质和精神的因素，即通常所说的潜在的力量，以及无法预料的但却能把整个世界颠倒的精神上的传染接触，这一切都使得对未来做一个正确的估计成为不可能。另外，我们还应当考虑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听觉上的巨大混乱，这种混乱的根源是近四个世纪以来人们所推崇的沉思和推理；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沉思和推理进入了生活的各个角落，其噪音盖过了其他一切声音，好像物质的力量也受其支配。但是，谁又能够完全排除沉思和推理胜利的扩张最终以大溃败结束的可能性，或者说在其表面的现象下面正在孕育着恰好相反的精神潮流？假如这种新的精神潮流获胜的话，那么它就会把沉思及其帮手当做自己的奴仆，一直到下一场类似的较量开始为止。即使谈到民族的未来，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来自生理学方面的对各个民族的生理结构和状况的一些一知半解的认识。^[11]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拥有比以往更好的条件来认识过去。

从外部环境来说，人们日益增多的旅行，语言的学习和语言学的传播使得人们便于和易于接近文献。档案馆日益向公众开放，旅行者在旅途中绘制和摄制的有关古迹的图画和照片使得人们便于接触文物，由政府和研究协会资助而整理出版的大量原始材料使得我们对历史的研究成为可能。与过去圣莫尔（St.Maur）的修道院联合会或者穆拉托里（Muratori）所写的著作相比，这些出版物更全面，也更注重历史方面。

接下来我们应当论述内部的促进因素，但是先谈一下消极的方面。

在这方面最为严重的当属多数政府对研究结果所采取的冷漠的态度。实际上，这些政府根本没有必要惧怕这种研究。因为，一方面这些政府面临着比这种研究更现实和更危险的敌人；另一方面，即使没有这种研究，人们在每天的报纸中读到足够多与政府不同的呼声。所以，政府完全可以采取法语里所谓“让他们随便去说”（laisser aller et laisser dire）的措施。（不过，也有人声称法国政府当时过于放任。据称法国历史学科的一个激进分支对后来的事态发展曾经起过重要的影响。）^[12]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现存的宗教和信仰面对有关对它们过去和现时状况的研究表现得无能为力。研究界已经开始大规模和深入地研究以往的时代、从前的民族和那个时候的状态，因为人类起初的想象世界发源于此，而这些想象世界又反过来影响了宗教，或者说促成了宗教的形成。从长远的观点看，非常有必要在宏大的范围内以比较的方式研究神话、宗教和教义的历史。

现在，轮到我们谈及来自内部的积极的因素。首先，自从18世纪末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巨大的变化本身激励人们考察和研究以往的时代和过去发生的事情。当然，研究方式的合法性和科学性就另当别论了。

在我们这个革命持续了83年的时代，假如我们想保持清醒，那么我们就应当设法构造一种均衡的机制。

只有通过审视过去，我们才能获得一种衡量的标准，即用来衡量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变化的速度和力量的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情景，以及它起源于此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情况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促使我们把关注的焦点特别地集中在精神层面的因果关系以及它在物质方面所引发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巨大变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物质的层面。实际上，假如流传下来的原始材料再丰富一些的话，整个世界历史就会展现给我们同样的发展模式。我们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变化过程中看到了一个最直接和最清楚的例子。在今天的世界，实用主义比以往更受重视，并且其范围也比以往更宽泛，这对历史研究也带来了好处。无论是以阐释的方式还是以叙述的方式与历史打交道，历史研究已经变得比以往有趣得多。

此外，由于19世纪各民族之间文学的交流和人员的往来，我们现在观察问题的角度也已经变得多样和多层。原来遥远和模糊的，现在变得临近和清晰；我们原来对遥远的时代和遥远的国家的了解不过是一些零星的奇闻逸事，而现在，我们则设法理解人类的整幅图画。

最后一个值得提到的积极因素是近来哲学界出现的许多重要的思潮，它们不仅在哲学界业内意义深远，而且始终与普遍的世界历史观紧密相连。

综上所述，19世纪的研究已经变得普遍且多样，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