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工业革命前的几个世纪中，商业革命对西欧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和整合，促进了西欧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为工业革命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在这分化整合的过程中，英国的表现是最为明显的。对于英国而言，在这段分化整合时期内，商人的概念不再限于传统的职业商人，内涵不断延伸；商人集团的队伍不断扩大，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力量也在日渐加强。从社会的意识形态上看，重商成为社会时尚。

商人：新时代的英雄

在工业革命之前，商人集团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组织，人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商业贸易领域，自由地离开这一领域。商人，既包括从事国外贸易的商人，也包括从事国内贸易的商人，既包括城市的商人，也包括农村、乡镇的商人。在此时的历史文献中，商人的称谓包括大商人、商业冒险家、商人银行家、商人船主、商人制造业者、大宗产品商人、批发商、零售商以及小商贩等。如果按照区域进行分别，有汉堡商人、土耳其商人、弗吉尼亚商人、意大利商人、荷兰商人、法国商人、葡萄牙商人、黎凡特商人、非洲商人、印度商人、东方商人、俄罗斯商人、东印度商人等，这些商人都在欧洲有着商业活动，在英国尤其多。在英国出现的商人集团中，还可以根据贸易的商品划分为铁器商人、面粉商人、木材商人、煤炭商人、羊毛商人、丝绸商人、烟草商人、布匹商人、绸缎商人、皮革商人、马具商人、杂货商人、盐商、葡萄酒商人等。

这些商人原来的身份各式各样，有农民、贵族、士兵、走私者、官员、律师、医生、店主、船主、纺织工、地主、牧师等。商业贸易活动使他们有了共同的特征和利益，可以说，他们作为一个集团在社会中崛起。由于商人队伍的不断扩大，商人的文化又促进了这一进程，“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的程度，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商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还结成了组织，并且该组织具有开放性。中世纪晚期，新的同业公会代替了封闭的行会组织。与手工业行会相比，同业公会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由于遗产继承制度是长子继承制，加上商人的地位不断提高，从而使得没有遗产继承的贵族子弟开始进入商人集团，这样商人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商人成为新时代的英雄。学徒是成为商人的一个重要渠道。一般来说，男孩子从十三四岁开始进入商人的账房接受训练，经过7—9年的服务期之后，才可以和别人合伙做生意，或者是独立做生意，从而成为一个职业商人。

商人队伍的扩大，以及成为一个商人所能预期到的良好前景，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很高，正如查尔斯·威尔逊所指出的：“社会地位日益上升的成功商人在17世纪是不新奇的。”1672年，在圣奥莱夫·哈特街的安德鲁·里卡多爵士的墓碑上就称赞他是“伦敦的一个市民和富裕的商人，他主动虔诚、不屈正直和能力杰出，而聪明和很好的建议使他崇高。”为了突出商人们对国家的贡献，对一些有显著贡献的人也给予歌颂。比如对大商人和金融家亨利·弗内斯爵士，称他是“一个慈善的基督教徒、一个高贵的捐助者和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具有伟大的和优秀的品格。”在18世纪，商人开始成为英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理想楷模。约瑟夫·艾迪逊在1711年5月的《观察家》中说：“在共和国中没有比商人更有用的人。他们能以互相交流的形式把人们编织到一起，分配自然的恩赐，为穷人找工作，把财富加给富人，把华丽给予伟大者。”丹尼尔·笛福声称：“我们的商人就是君王。”

商人参政

商人集团规模不断扩大，在18世纪的英国，中等类型的人或者称为资产阶级的人多达100万，当时国家的人口才700万，中等类型的人群中，商人占了很大比例。随着商人集团力量的不断强大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攀升，商人参与政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英国表现尤其明显。

从16世纪以后，英国商人出任城市行政职务的越来越多，在一些以商业贸易为主的城市中，这种现象尤其显著。在1558—1576年间布里斯托尔的在任市长只有8个不是商人；1576年以后，28位市长中，只有3个不是商人。在伊丽莎白时代，埃克赛特的50任市长中只有4个不是商人，在诺里奇，商人担任了47任市长中的34个，其中有精纺呢织工和锦缎呢织工、还有屠夫、面包师、马鞍匠、公证人和金匠，个别商人还做到了国务大臣这样高的职位。到了十七八世纪，出任市政职务和国家行政职务的商人越来越多。

商人参政除了参与市政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渠道——担任议员（参见表6-2）。商人出任议员有两种：一种是在地方上出任议员，一种是在国家的上院或者下院出任议员。商人议员人数的增多，壮大了商人集团在议会中的力量，尽管贵族集团一直设置一些制度约束限制商人人数在议会中的增加，但是由于商人的合作使得这种限制没有实际效果。在议会中，商人集团的利益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表达。

在工业革命以前，商人参政是一种荣誉和地位的象征，英国的议会体制，使得商人的利益得到更多保障，与此同时，商人也不自觉地改变了英国的议会政治组织结构，强化了以商为本的意识形态，推动了自由、平等理念的广泛传播。17世纪40年代以后，议会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方面其力量制约着王权的专横，另一方面议会在立法方面有着决定权。工业革命以前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商人提出的议案在逐渐增加，使得经济立法成为立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而，商人集团参与政治使得国家关注商业贸易问题，并且保障商业贸易的发展，而商业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商人集团的扩大和社会地位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政治结构、阶级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

表6-2 1660—1754年的商人议员（英格兰和威尔士选区）

说明：其他商人议员包含几种职业，最明显的是在银行业、酿造业、国内批发业、矿产和制造业的商人。

资料来源：Pery Gauci, The Politics ofTrade: The Overseas Merchant in State and Society, 1660—1720, Oxford, 2001, p.199．转引自张卫良，《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历史进程：1500—1750》，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

社会人口结构：中产阶级崛起

在商业革命过程中，伴随着商业、工业（城市工业和乡村工业）的发展，资源配置的方式和资源的定义都产生了变化，作为劳动力的人口要和原材料资源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人口流动。这种流动导致人口格局、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也导致了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商人、工人、企业家出现并且呈上升趋势，农业人口不断减少。从事工业劳动的收入大于从事农业的收入，诱使劳动力不断流向工业。圈地运动的推力与工业化的拉力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使劳动力更快地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16世纪，英国从事毛纺织业的人数几乎占全国居民的50%。17世纪时，全国已有1/2的人口农闲时从事加工业，其中有不少人已逐渐将经济重心由农业转向工商业，由此产生了一批以种地为副业，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小农。整个英国，务农人数急剧下降，15世纪末占90%,16世纪中叶下降到80%,17世纪初又降到60%,1750年农业劳动力只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5%。这反映了社会人口在从业方面的变化。

人口的流动不仅使资源重新配置，顺利地把农业人口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还削弱了行会束缚，为工业发展赢得了更大空间和自由。更为重要的是人口流动给每个英国人提供了较多的改变自己的机会。即使是一般自耕农、小手工业者也可能通过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17世纪末期，居住在肯特郡市郊地区的乡绅2/3都是外地人。在北安特卫普郡，依照当时最杰出的学者威廉·卡姆登的描述：“贵族和乡绅的宅邸处处可见，这里的新贵族仅有极为纤细的源自中世纪的贵族血统。”相反，旧式土地贵族如果不改变经营方式和思维观念，仅仅依赖地租生活，就有可能落魄到穷困境地。商人形象嬗变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土地贵族也去从事工商业。1561—1640年，英国国王的土地减少了3/4，大贵族土地减少了1/2以上，而一些中小贵族由于开始转向工商业或采用商业化的方式经营农业，使自己有了显著发展，并且成为与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相一致的新贵族。1600年，他们的财富等于大贵族、主教及富有自耕农财富的3倍。这样，英国社会就产生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关于中产阶级的定义，赫克斯特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产阶级就是指商人、金融家、工业家、城市富人、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向上可以融于贵族等级，向下可以跌入贫穷的劳动者阶层，这样就导致社会等级界线模糊，尤其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中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融合加速，强有力地冲击着社会等级堤坝。罗素家族（贝德福公爵）与伦敦富商联姻，扩大财产之事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18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的人口多达100万，此时国家人口近700万。

总而言之，社会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中产阶级崛起成为一个显著的事实。对于社会各阶层来说，知识、才能、财富、机遇比等级更重要，人们明白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走出困境或维护荣耀。中产阶级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人口结构。

社会知识结构：从神学到科学

在商业革命的进程中，英国社会形成了轻等级、重知识、求实际的社会风尚。17世纪人们已经开始舍弃神学，变得更加现实和务实，追求对现实生活有用的东西，希望过上好的生活。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迅速渗透到英国社会各阶层，宗教文化也出现了革新，开始和商业大潮相一致。可以说，在工业化之前，英国社会已经摆脱禁欲主义、虚无主义的神学束缚，开始形成追求功利、提高自身能力、加强个人发展的生活目标。因此，16—18世纪，英国出现了培根、牛顿等近代科学的先驱。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巨著里，不但从数学上论证了万有引力定律，而且把力学确立为完整、严密、系统的学科。牛顿在伽利略力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实验，解释了众多的力学现象，建立了完整的力学理论体系。其中，力学三定律，也称“牛顿三定律”，这三条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共同构成了宏伟壮丽的力学大厦之主要支柱。这个力学大厦是近代天文学、力学、机械和建筑等发展的基础。科学革命，清除了各个学科领域以往流行的种种错误见解，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自然科学知识。

整个社会的知识来源开始倾向于观察和实验，人们还把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来改善人类生活作为科学的目标。新的实验科学精神激励了人们深入探究自然奥秘，他们认识到交流、讨论与协作的必要性，于是自发地一起研究问题的共同体就应运而生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发展生产和经济时，深深感到了掌握自然知识的迫切性。开明的君主和政府开始支持自然科学研究，他们出资建立科学社团、实验室、天文台，主持制订大规模的研究计划，这使科学活动的组织化迅速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无论是皇家学会、皇家工艺协会，还是伯明翰新月会等学术团体，都在促进学术交流和技术进步方面起了显著作用，也使得最新的科学知识较早地渗透到生产领域。牛顿革命凸显的那种科学思维方式的正确性，使得科学化这样一个原则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牢固树立，这使得英国在技术革新、机器发明和运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科学精神和商业氛围结合到一起，使商人易于把握历史赋予他们的机会，易于在各个行业崭露头角，从而使得英国率先走向工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