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研究原本是社会学的专长，我们在这里试图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此进行阐述。我们认为社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社会结构的不同，会造就不同的发展路径，这种不同的路径反过来会导致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进而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自然、经济、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人处于这张关系网的中心。

社会结构

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结构有过很多讨论。汤姆·R．伯恩斯（Tom R.Burns）提醒我们研究经济和社会的变迁要有结构主义的视野，要看到有知识的、有创造性的个人和集体行动者以及系统、制度、组织、社会关系的作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任何把社会系统和个人绝然分开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伯恩斯指出，人类活动，无论政治活动、经济生产与交换，还是艺术或者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都由社会性的规则和规则体系所组织和控制。人类行为者（个人、群体、组织、社区、集合体）都是社会规则系统的缔造者和传递者。“行动者通过有目的的行为收集、组织、筛选信息以作出决定，并在很大程度上以社会规范包括对社会控制的组织与规范为基础来组织个人行为，进行角色扮演、寻求最大化收益”。“集体行动者，包括有组织的群体、企业、政府机构、议会、政党能够作出决策，配置资源并实施集体行为”，“社会行动者通过其行为和互动能够规范并改变自然、制度和文化环境，但同时亦受到限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讨论社会结构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也看到社会结构影响人的行为的重要性，进而知道经济演化的路径在某些方面一定受到了社会结构的制约。自然环境、气候、人口、技术能够促进某些社会行为和互动的产生，在此基础上通过制度、习俗、组织、文化、宗教等多个方面的演化表现出来。

世界上中西经济发展路径的分野与社会结构有一定关系。古代罗马和古代中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汤普逊（1869—1942）在《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中认为：“显然，商业和工业在罗马帝国文明中已是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然而，从范围、生产和影响来说，农业的重要性则还要大得多。”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说：“罗马的势力愈强大，它所征服的新领土也就愈辽阔；它的屯市愈多，农民经济在意大利的传播也就愈广。”中国也是一个农业国家，或者称之为农业—官僚制国家。但古罗马衰亡之后，欧洲的社会结构缓缓地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封建主义，这使得它在农业文明时代远远落后于中国。然而，正如《白银资本》中阐述的，由于落后，欧洲才能够以一种不文明的态度侵夺世界资源，加上本身分权的社会结构导致的工商业阶层力量的壮大，才使得欧洲率先发生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

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也和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有关。经济史学家认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对英国的工业革命至关重要，它建立了可以遏制王权的议会制度，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好的市场经济才有了基础，才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英国能够走上这条道路，在于历史上英国就不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曼彻斯特等远离王权控制中心的地方，地方贵族乡绅为了自身利益，可以积极地抵制王权，可以有效地保护新兴工业阶级的利益。正是在这种保护下，经济得到了发展，也造就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为后来的政治改革创造了条件。日本也是一个例子，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和中国一样，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但日本的地方势力可以对抗中央，这有利于改变“官本位”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各地的大名，特别是本州南部的大名，为了自身利益，对幕府禁止对外通商的命令阳奉阴违，大力发展商业，当地方经济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就联合起来，打着归政天皇的旗号，武装“倒幕”，成功地实现了明治维新的变革，从而将社会转型推广到全日本。而中国的官僚体制很坚固，即使出现了商人和实业家，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和强大的官僚系统对抗，最终强化了“官本位”的社会结构。

资料来源：韦森，《文化传统中的个人道德与秩序演进——从格雷夫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看东西方社会制序的原发路径》，http://www.sharebook.net/xueshu/wenhuachuantong.htm。

西欧社会

欧洲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社会，基督教的组织是教会，教会的首领是罗马的教皇。教会拥有精神方面的领导权，掌管世俗世界的伦理和信仰。教会设有省区、主教区和教区。主教、神甫、修道院的僧侣以及一大批长于神学和逻辑研究的学者，成为教会的支柱。除了教士团体之外，神职人员还有修道士、托钵僧或者女修道士。修道士住在修道院，修道院设有院长。托钵僧是指没有定居的或者经常游动的传教人士，他们依赖人们的周济生活。中世纪教会的主要任务是供给人们宗教生活、指导宗教仪式等，在需要的时候，教会也履行一些政治和司法任务。基督教对中古西欧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遍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不少学者都认为基督教构成了西欧社会独特的景观。约翰·霍尔（John Hall）认为：“基督教为国家的出现提供了最好的外壳”；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也曾经这样肯定过教会的作用，教会“不惜冒犯世俗当局，鼓励提高道德和改善社会”；对于哈拉姆（Hallam）来说，“中世纪的拉丁教会是资本主义早期现代思想的苗圃”。

欧洲社会有着独特的制度结构。欧洲的封建社会长期没有强有力的、能完全代表国家主权和公共利益的中央政府。知识分子被排斥在政治的核心之外，许多人只能为教会工作。战争依靠雇佣军进行，贵族需要上战场打仗。兵役是附庸从领主那里获得土地的代价，领主和附庸之间的权利义务通过契约加以规范。为了缓和贵族对土地的争夺以及君主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同时采用了领主法庭的和平办法和武力相拼的战争办法，最终造成了贵族地方势力的发展。在这个时代，没有统一的政治核心，法律结构也比较混乱，教会有教会的法律，地方有自己的习惯法，贵族也有自己的贵族法典。1400年以后，国王和大贵族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拥有主权的君主出现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诞生了，从而结束了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这种新的君主制度，是市民阶级和王权结盟的产物。市民出身的官僚们开始在政治、外交、财政等核心部门执掌权力。宗教改革使宗教适应社会，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国际干预势力被削弱了。配合政治结构的经济上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市民生产的物资通过税收集中于国家。

在家庭以及社会生活方面，霍尔指出：“欧洲的家庭长期以来规模小、晚婚、是核心式的，而且对马尔萨斯所说的压力非常敏感……欧洲产量的增加由于没有被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所吃掉，它的经济增长没有像晚期的传统中国那样走上斜路。人口和耕地的比率始终保持着优势，因为欧洲的家庭保持着相对的节制。”拉斯赖特认为欧洲家庭制度可能导致了某些进步，“欧洲的家庭制度可能是产生一系列的欧洲特点的根源，如经济的进步，可能还包括发明。为所有个人都设定了结婚和生育的条件……进行储蓄和积累的必要性……欧洲的家庭制度培植了积蓄和节俭精神”。

本章小结

本章试图阐述世界经济演化的情境，我们列举了几个方面，诸如自然环境、气候、人口、文明形态以及社会结构等。限于篇幅，文中对上述几方面只能作一个提纲式的描述，读者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和考察世界经济演化的背景和舞台。通过本章，作者想表达这样一个理念，即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研究者应该仔细寻找历史发展的脉络，而不是用理论肢解或者臆造历史。因为，经济发展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平面的，它是各种行动者在社会规则系统的约束下互动的结果。

进一步阅读文献

〔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为什么罗马会崩溃？历史学家克莱夫·庞廷的回答对于现代全球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罗马帝国随着它人口的增长和科技的发展，最终耗尽了它丰富的自然资源，遭遇到生态崩溃。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这是西方经济学界第一本用“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来解释和阐述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专著。从这本书的副标题——“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内容之丰富。

〔法〕埃米尔·涂尔干（也译作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0年版。

——这是社会学大师涂尔干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一群个人怎样才能组成一个社会？这些人怎样才能使社会赖以存在的“协调一致”得以实现？作者区分了“机械的社会联系”和“有机的社会联系”，并讨论了现代社会的基础。〔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这是社会学的又一大师作品系列。韦伯以崭新的学术视角对文化、社会与经济生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意大利〕马西姆·利维巴茨：《繁衍：世界人口简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该书是马西姆·利维巴茨的代表作之一，着力阐释自然、文化和人口的关系，也力图寻求预防环境恶化和人类灾难的方法，同时也探讨人口增长方式的改变以及移民、战争、疾病、技术和文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该书自1992年出版后，一直是世界人口史方面的权威著作。

思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