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商务印书馆——中国第一民营出版社的诞生

商务印书馆的诞生，是中国出版业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

1897年2月11日，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末弄3号，一家不起眼的印刷作坊——商务印书馆正式开业了。它的主人叫夏瑞芳，与他合股的有鲍咸恩、鲍咸昌等人。它的创办人大概没有想到，这家开办资本仅3750元，起名为印书馆的印刷所，日后会发展成为执中国出版业之牛耳的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而且，它对其后近代中国文化史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商务印书馆的兴起绝非偶然，究其原因，荦荦大者，可指出以下几点：

（一）维新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与文化革新的时代取向，为商务印书馆的诞生提供了“天时”之利

19世纪末，维新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与文化革新的浪潮对整个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冲击。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开明者，开始进一步意识到翻译出版的重要性，同时也使近代出版的意义日益彰显。以开启民智为职志的维新派则更加意识到出版事业的意义所在。梁启超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对现代报纸的作用大加鼓吹。被后人誉为“天才的宣传家”的他还以自己“常带感情”的笔为《时务报》写出一篇篇内容激扬、宣传新说新理的文字，影响甚巨。对于译书出版，维新派除了文字宣传鼓动“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译西书为功”;“言学堂而不言译书，亦无从收变法之效也”之外，还亲自主持开办译书局，译印西书。1897年，维新派主持的大同译书局开办，当年就印出了《经世文新编》、《俄皇大彼得变政考》、《日本书目志》等书。同年，《申报》也著文指出，在当世学者不能直接读西书的情况下，“则亦惟藉翻译书籍以为先途之马”，使人“日夕流览，亦可化迂腐而开拓其心胸。”此期各地纷起的“不可以计数”的以讨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为主旨的学会，也是“每会必有一种出版物以发表其意见”，虽然论说各执一见，但却使此后的维新运动，“顿呈活跃之观，而杂志亦风起云涌，盛极一时。”不仅如此，统治阶级中部分同情维新的开明者，也意识到了近代出版的重要性。1896年，孙家鼐奏请将强学会创办的强学书局改组，成立京师官书局，因为学校、新闻报馆、书籍馆，乃是“泰西教育人才之道。”同年，李端棻提出“建设新政五端”，除了设仪器馆和选派游历之外，另外三项都与新闻出版业有关——设藏书楼、开设书局、广立报馆。

时代思潮的影响，使时人渐与传统学问相离，对于新学、西学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时务报》数月之间，销行达万余份，“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读者“啧啧然目之曰，此新说也，此名著也。”时代的需求刺激了新式书局的发展，各地新式译书局纷纷设立。有资料显示，仅戊戌维新三四年间，光在上海一地创办的新书局就有十余家。商务印书馆即是这一思潮推动的产物。

高凤池在《本馆创业史》一文中讲到商务初创，他说：“甲午失败之后，痛定思痛，变法自强，废科举、兴学校，差不多是朝野一致的主张。正是维新时代，小印书坊设得也很多，机会极好，所以说商务的成功半由人事半由机会。”对于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者夏瑞芳等人而言，正是维新思潮的高涨使在美华书馆里学得了一技之长，但也受够了外国人欺凌的他们有勇气乘着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开创自己的事业。而对于几年后进入商务，并成为商务印书馆“灵魂”人物张元济来说，也是由于维新运动，早就心向西学的他最终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羡慕不已的官场生涯，从此专意于面向普通国民的出版事业，且“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张元济的行为有着标志性的作用，以“登科中举”为价值取向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此确立了新的人生信念，报刊出版业自此成为新知识分子职业的重要选择。知识界择业取向的改变为此期纷纷而起的新出版业储备了充分的人力资源。

初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资本虽号称4000元，实际不过3750元。到1901年，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以出版适应时代需要的西学书籍为主的商务印书馆，抓住了维新时代赋予的发展良机，资本已增至5万元，是原先资本额的13倍。维新的时代造就了商务印书馆，能够把握这一时代机遇的商务也因此获得了发展的契机。

（二）上海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给予了“地利”之便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上海，这个在19世纪中叶以前还默默无闻的城市，由于鸦片战争以后被迫开埠，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具有近代化品格的城市。

由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带动，上海迅速打破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以连接广阔的内地和国外市场的中介点地位发展起数量巨大的对内与对外贸易。上海的直接对外贸易总值在19世纪中叶以后呈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1865年为67857399海关两；1885年为87070958海关两；1900年增至204129362海关两；上海进出口船只与吨位数，1871年为3510艘，1901755吨；1890年为5853艘， 5443179吨；在工业和交通方面，随着洋务运动大规模的展开，1865年，近代中国最大的军械和造船企业——江南制造总局成立。1890年，中国最早的机器棉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投产。1892年，中国最早的近代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这些规模巨大的新式机器工业和交通运输企业取代了封建社会那种旧式作坊的简单协作生产和旧式经营方式，标志着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生产社会化的开端。上海的城市近代化速度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1861年，海底电缆把上海、香港、长崎连在一起；1876年，怡和洋行修筑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1881年，上海出现了电话……

城市的迅速近代化，给予了上海广泛的自由度。早在19世纪70年代，上海就有“中华之第一码头”之誉，商贾云集，生意繁盛。新的商业道德开始与传统的伦理纲常相抗衡，商业逐渐被纳入了近代化的范畴。资料表明，在近代工商业的初创时期，上海作为近代工商业的中心，人们纷纷选择在此开办企业，其资本有大有小，但大家并不以为意，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商务印书馆这个集资仅3750元的小作坊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诞生。这样的创业环境，为它的发展创造了机遇。

另外，1842年以后，香港割让，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使这六个城市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基地。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上海工商业贸易的日渐繁荣，随着美华书馆从宁波迁到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土山湾印书馆、益智书会、广学会等西书翻译机构在上海相继创办，上海逐渐成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心。新学堂大量设立，也创办了不少新式报刊，上海随之成为中国新知识分子云集之地。而租界的特殊地位，也使它成为敢于“犯上”的知识分子的庇护所，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异数”。

1895至1898年，维新派在全国各地共创办报刊40种，在上海出版的就有27种。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黄遵宪因身在上海免遭于难。张元济、蔡元培等也都在政变发动后避居上海。1899年到1900年，华北地区因义和团运动战火纷飞，张之洞、刘坤一与英美签订东南互保而使上海一隅相对平静，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在上海寻求自己的避难之所。有人估计，1903年前后，在上海的各地知识分子人数不下3000。

出版业不仅是商业，同时它更是一项文化事业，如此众多的新型知识分子云集于此，是上海新书业发展的丰富人才储备，也是上海出版文化事业发展的源动力。商务印书馆成立不久，张元济、蔡元培、庄俞等一批优秀的文化人在这里得到了一展抱负的机会。依靠他们，商务也为其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此以外，近代上海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加快，贸易商业系统、近代工业企业、城市服务系统的快速发展，也使其人口迅速膨胀。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后，近代工业在上海迅速崛起。火柴厂、缫丝厂、机器面粉厂、卷烟厂、纱厂、纺织厂、机器制造厂、肥皂厂、大型造船厂、毛纺厂……在上海纷纷涌现。同时，商业的迅猛发展，城市服务系统的逐渐完备，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20世纪初，上海海关十年报告中甚至称，“上海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谋生机会的大量增加，使上海的城市人口容量迅速扩大，全国各地的移民纷至沓来，上海人口大幅度增长。到1900年，上海人口已突破100万大关，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型城市。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在这个西化日深的城市中迅速完成了从乡民到市民的转变。他们的存在，为近代出版业的兴起准备了庞大的读者群，这也是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的出版业得以在上海立足的原因。

凡此得天独厚的条件，都使诞生于此的商务印书馆获得了生存发展最有利的空间。

（三）“人和”是商务印书馆腾飞的基础

“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有人统计，从1895年到1949年，全国有三四万种杂志期刊，但能维持一年半载的竟然不足1%，维持十年以上的仅十几种。民国时期不包括东北华北在内的8200家出版社到解放初仅剩下1%左右，其余则因种种原因旋起旋灭。商务印书馆这家小小的出版企业，不仅在旧中国的动荡中站稳了脚跟，而且独树一帜，发展成为最大的民营出版企业。这其中的奥秘在创业之初已有体现，那就是——“人和”。

商务印书馆的注册资本，对外讲是4000元，据商务印书馆最早的股东之一高凤池回忆，实际上才3750元。这最初的资本中，天主教徒沈伯芬认购两股，计洋1000元。沈是夏瑞芳的姻亲张桂华在电报局里的同事，家境较为富裕，经张介绍而来投资。其余的股份则为：

鲍咸恩 一股 计洋500元

夏瑞芳 一股 计洋500元

鲍咸昌 一股 计洋500元

徐桂生 一股 计洋500元

高凤池 半股 计洋250元

张桂华 半股 计洋250元

郁厚坤 半股 计洋250元

依靠这3750元钱，夏瑞芳购得了两台手摇印刷机、三部脚踏圆盘机和三部扳压印机，并在江西路德昌里租了几间旧房。这个小小的印刷作坊就算成立了。作坊除聘用了十多位工人外，其他都是鲍氏家族的眷亲。

日本学者清水英夫指出：“对于出版社来说，人是至关重要的，是命脉。不用说出版社的生产资料——原稿也是人的作业，更须强调指出的是，在完全没有一般企业那种生产设备的出版社里，人就是出版社的机器设备。正是这个原因，成功的出版社的首要条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紧密的问题。”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也根基于此。商务印书馆初创，鲍咸恩、鲍咸昌等人虽各自认购股份，但实际上是一家人参股经营。早期参股的八户，除沈伯芬之外，其余七户均为清心书院毕业的学生。这七户中，除高凤池、徐桂生外，其余人均为鲍家子婿或姻亲。如鲍家大小姐、二小姐分别嫁于张桂华、夏瑞芳，鲍家二儿子鲍咸昌娶郁厚坤的大姐为妻。家族式的经营容易导致一些弊端，商务后期“教会派”与“书生派”之争即溯源于此。但在它的初创时期，也容易因对家族的责任而更加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同时，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以及郁厚坤、张桂华等人都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那种不辞劳苦、艰苦创业、兢兢业业的作风也是商务得以获得最初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筹备建立印书馆的时候，鲍咸昌就对夏瑞芳说：你我所有的一点积蓄已尽数放在上面，拉入的亲戚朋友也是不少，如果失败下来，自己果然受不了，又如何对人呢？这种责任感也促使他们的经营活动勤勉谨细。他们虽是合股，实际是一家，装订折页都是女眷的义务工；暑假，孩子们都要上摇架做工。

刚刚建立起来的这个印刷作坊，在大市场的角逐中，可以说风雨飘摇，举步维艰。作为总经理的夏瑞芳“一身兼几个职务，从总经理、校对、式老大，买办、出店为止，一个人都得做”；据高凤池（翰卿）回忆，“起初一两年中接到生意，最感困难的事，是临时添办材料”。因为经济拮据，还在美华书馆担任经理的高凤池经常会在添办材料方面帮一点忙，因为“稍微可以便宜些”。而实际上添办的东西有时是一两条青铅，有时是数件连史纸，“数量总是很微小的”。“如此恳心孜孜，协力同心，生意日见起色，又得各方之信用，经济逐渐宽裕。”商务能够从3750元的微小资本起家，到1901年时发展到5万元，靠的就是创办者的同舟共济，互相扶持。

勤勉是商人之本，但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特别是出版家，还必须有远见与胆识。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可以说各有特长。夏瑞芳是一个极有远见的企业家。包天笑曾经回忆道：“夏瑞芳不是中国旧日的那种老书贾”，虽然因为自己少年失学，文学知识有限，但夏瑞芳却非常有眼光。他先觉到出版业在当时的发展前途，希望自己出版几种书，但对于何种书可以印，何种不可印不太清楚。因此他十分虚心地向人请教，“人家要托他们所印的书，他常来问我是何种性质？可销行于何种人方面？”虽然这只不过是夏瑞芳为他自己的营业着想，“要扩展他的生意眼，忠实于他的事业”，可是“他的头脑灵敏，性情恳挚，能识人，能用人，实为一不可多得的人才。”夏瑞芳不会满足于商务印书馆仅仅承接票据、商务记录、收据之类的印刷业务，他所希望的是扩大他的“生意眼”，因此他能够觉察到社会的需要，并且尽力满足。在商务印书馆初起阶段，夏瑞芳做的几件事足以反映他的卓识。一是出版《华英初阶》，这是商务第一部出版物。这本书原是英国人编给印度人学英语用的初级教材，传入中国，为不少初学英文者使用，但却没有中文译注，使用不便。夏瑞芳托牧师谢洪赉为其配以中文注释，1898年该书出版，汉英对照，“行销极广，利市三倍。”由于供不应求，该书后来曾多次重印。正是这部后来成为商务的“图腾”的书籍的出版发行成功，坚定了夏瑞芳诸人进军出版业的信心。商务由一个小型印刷企业转向出版业，该书的出版是一重要契机；二是1903年开始直到1914年与日本金港堂的合作。中日合资是商务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次合作，1901年时还仅有5万元资本的商务获得了日方10万元的投资，日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也使商务获益匪浅。同时，长尾槙太郎、小谷重等人参与商务的书籍编撰事业，也使商务获得了人才方面的优势。此后商务全力投入出版事业，一跃而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书籍出版商。“中日合资那十年，是商务印书馆资本获益最大的时期”，商务利润“相当于后来中等偏上年景。”这一时期，商务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到1914年清退日股时资本已达200万元，各地建立分馆20个，构建了强大的发行网络，国内著名学者也与商务建立了稳固的联系。到1914年，商务已经稳居中国出版的龙头地位，再没有哪家出版业能在印刷技术、出版声誉等方面与之相匹。1903年的中国正是饱受外人欺凌的时期，与日本的合作则需要更大的勇气。夏瑞芳对利用外资有独到的见解，他在逝世前因清退日股事，对孟森讲到：“借外资，步外人成绩，以求开发大利，乃吾商人所知为根本之计”。他认为当时人们以排外相号召，对商人利用外人资金与技术横加干涉，“徒腾口舌以排外，愚弄群盲，新闻界之罪也。”中国近代史上的国货运动有其历史原因，但夏瑞芳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的见解，可谓不凡。三是请张元济入馆。张元济这位“学贯中西”的人物被请到商务，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商人与文化人的结合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夏瑞芳并不是只知牟利的单纯的商人，张元济在商务的发展与壮大中所起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人的作用。文化水平并不很高的夏瑞芳能够识人用人，“后来商务印书馆为全中国书业的巨擘，却非无因而致此。”

商务的另外几位创始元勋——鲍咸昌先生“优于工艺，尤善支配，印刷所分七十余部，烦琐不可胜言，先生处之裕如，孰勤惰、孰优劣，了如指掌。苟有发明或改进方法，奖励备至”；高梦旦“于自己手中财，漫不加察，而独于为公家作统计计算表等，则精核迅速。每成一稿，恒见其持片纸，逐项加以估计，未久即成一表，已知此书成本若干，定价应若干，虽老于印刷者不及也。”商务印书馆拥有如此的人才基础，后来的腾飞也就不足为奇。

勤勉、远见与精明，当是商人之本。商务具备了这样的基础，再加上合作者的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它能够抓住世纪之交的发展良机而迅速壮大自己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