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商务印书馆的崛起与发展

第一节 晚清出版业的近代化

出版物是人类精神活动最重要的物质载体，人类文明正是由于出版物的承载而得以薪火相传，绵延不绝。以手抄刻印为手段的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对华夏文明的传承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封建中国数千年高度稳定的政治体系、经济结构、社会秩序及文化传统，却使这个造纸术与印刷术故乡的出版业发展悠缓。这种局面在国门初开的近代才发生变化。

鸦片战争后，与列强的船坚炮利相挟而来的，还包括西方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甚至某些最新的学术成就。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正是在中西文明间的相互交锋中，中国开始了其近代化历程。中国出版业也乘西学东渐之风，向近代化转型。

中国传统出版，印刷手段沿袭古老的雕版印制方式，刻书内容也多限于几千年流衍而来的史书传承，圣贤经典，与社会关系并不密切。官刻是为了保存国故，供一定范围的官员、读书人阅览；私刻手抄传阅、馈赠亲友子弟，为先贤或先人著书立传。坊间所刻则多为村塾所用四书五经、戏曲唱本、占卜星象之类，谋利是其主要目的。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进一步深入，机器文明开始进入出版视野，同时，西方先进思想与国内变革思想的影响也使出版物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变化，传统出版开始了其近代变迁。

太平天国革命之后，清政府还在各地新设诸如金陵官书局、江楚书局、江苏书局之类为数不少的官书局。不过，这些旨在保存因受农民战争的冲击而损失惨重的传统文化典籍，出版“御纂”和“钦定”本子的书局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刻书内容的私刻亦是如此。民间坊刻则依然热衷于出版所谓“笔墨空灵，寓缠绵于庄敬之中，引怪异于伦常之内”，“忠教慈爱，悱恻动人”之类“奇书”。时代的发展需要蕴含着新的内容，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的新型出版物。拥有较为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艺，逐渐把传播西学作为一部分主要职能的教会出版业与洋务派出版业逐渐成为新的出版主体。

近代以来，传教士出版机构占据了中国出版的大半壁江山。据统计，19世纪40到90年代之间，就有17家基督教出版机构先后成立，并且遍布全国各地。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外国人先后在中国创办了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我国同时期报刊的95%，传教士出版的地位可见一斑。

传教士在中国设立出版机构，其主旨是为了实现其殖民统治和宣扬宗教教义。不过，伴随着他们的东来，西方先进的设备与印刷技术也传到了中国。19世纪中叶，郭嵩焘、王韬分别记述了他们在英商墨海书馆中目睹的印刷情形，郭慨叹“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王则引用一位文人孙次公的诗表达其惊羡之情：“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铅活字排版法、石印……新式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引进，为出版业摆脱传统印刷方式提供了可能。同时，随着时势变迁，传教士出版物中宗教的内容日益减少，介绍西方科技和文化的内容逐渐增多。据统计，1810到1842年，新教传教士的译述中，属于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知识的，只有32种，占总共出版物138种的23%。到1875年，林乐知办《万国公报》时就宣称：“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书刊”。出版宗旨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传教士出版机构的具体状况已难考证。不过，在出版界曾经占据重要地位的墨海书馆和1887年成立的广学会的情况可以反映出当时传教士出版机构的大致情形（见表1-1）。出版设备与技术的改进，出版内容的更新，伴随着侵略者而来的传教士无意中充当了中国出版业走向近代的媒介。

19世纪60年代以后，以“求富求强”相标榜，力倡“采西学制洋器”的洋务运动渐兴。设立新式翻译馆译印西书，也成了洋务派办理“洋务”的重要内容。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翻译馆，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北洋制造局、福州船政学堂、自强学堂等近代学堂也纷纷附设出版机构。它们拥有较为先进的印刷机器与设备，出版了为数不少的西学新书，成为当时出版业的重要分支（见表1-2）。

据统计，1860到1899年，传教士出版机构和洋务书局共出各种西书555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123种，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达387种，总量是半个世纪前所出科学书籍的5倍多。他们的出版物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启超曾这样评价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教会和洋务书局的译书：“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通过这些书籍，那些“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的近代志士们得到了“穴一牅外窥”的机会，从此“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开始其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的斗争。

印刷设备的机械化，出版内容的推陈出新，出版与销售规模的形成，说明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出版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摆脱传统，初步具备了近代出版的某些特征。不过，笔者认为，对属于意识形态产业的出版业而言，直至戊戌维新运动以前，近代出版所必须的几个“要素”在此时尚不完备，因此，这一时期的出版业只是处于传统向近代出版的过渡阶段，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出版。

近代出版的第一个要素，是富于出版理想，明确社会责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出版企业的兴起。除了商业利润的追逐，实现出版者的文化理想是这一行业从业者的重要目的；其次，还必须形成和拥有一批具有新的知识结构，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和从事出版事业，以出版寄托自己人生信念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第三，其出版物对社会思潮与文化变革产生强有力的推动，引领时代思潮。以此相较，这一阶段的出版业，尚未达到这一境界。

如前文所述，中国传统出版，坊刻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官刻与私刻虽然也有济世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个人德行或隐形财富的积累。叶德辉在其《书林清话》中将刻书比为与“积金”、“积德”同等乃至更高一级的事业。张之洞在《劝刻书说》一文中认为刻书之人可“终古不泯”，可求“不朽”即是如此。传教士出版业与洋务书局不能说没有蕴含着出版者的理想，然而，传教士从事出版，更重要的动因是希望借此在中国传统硬壳上撬开一个缺口，以便用自己的出版物教育出来的中国人，“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以此实现他们控制中国的梦想。同时，宗教的偏见，也最终决定了教会难以成为科学的热心传播者。故而，带有殖民意识的传教士出版业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近代出版的代言人。而洋务书局也因其固有的封建性而使它与近代民营出版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实际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已经有不少民族资本家投资出版业，开设新式印刷厂，创立出版和发行机构。1882年，徐润设立同文书局，创办资本3万两，雇工500人，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厂。继起有宁波人设立的拜石山房、凌佩卿设立的鸣文书局、钟寅伯设立的积石书局、何瑞堂设立的鸿宝斋石印局等等。这些书局的创业资本与当时其他行业相比并不算少，规模也不小（见表1-3），设备也很先进。1887年，李木斋设立的蜚英馆就有火轮机十数张，内设钞书、画格、描写、绘图、磨石、校书、装订等处和照相房，印刷设备已经完全实现了机械化。然而，此期资本家投资于出版业，目的仍囿于牟利。纯商业目标而缺乏文化品味，亦缺乏相关人才，使他们满足于出版适应科举考试的“夹袋书”，逢迎时人的畅销小说，几千年流传的经史文集之类，而于关乎近代社会命运宏富的内涵的出版物无所措意，故其书业与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出版仍存甚远的距离。

出版部门生产的是精神文化产品。因此，一个区别于传统士人的新知识群体的产生也是出版业近代化的重要条件。然而在戊戌以前的中国，“学而优则仕”依然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普遍理想，一朝及第，尽享荣华，为此他们皓首群经，终生不悔。从事报刊、图书出版业，这是当时不得志的读书人迫不得已的选择。有人统计，19世纪70至90年代，在《申报》做总主笔或主笔的，多为科场失意文人。其中只有蒋芷湘是举人出身，而且在1884年中了进士以后就离开报馆了，其余吴子让、钱昕伯等，或为秀才，或为布衣，或为落职官吏。在《汇报》、《新闻报》做主笔的袁祖志、朱逢甲、孙玉声等，情况也是如此。很少有举人以上出身的人愿意供职报业。而那种与“夷人”为伍的出版译书业更是为读书人所不齿。供职于墨海书馆，对近代译书事业起过重要作用的李善兰、王韬等人，都曾经追逐科场，因不得志而退守译书。

王韬记述李善兰在上海期间，于“新凉之夕，珠露既零，桂月如昼”之际，“凭栏长啸”，是由于“不得志于时，聊一发声以宣郁结耳。”而他自己，“见人家泥金遍贴”则追求功名之意动于心中，见到同学少年大多地位尊荣，“彼此相形，益觉泪下。”愁则饮酒，醉则高歌，闲则狎妓，怒则狂呼，这是当时一班屈尊书业的不得意的书生的常态。直至戊戌维新以前，此种状况并无根本的改变。从事出版业的士人自感边缘化，心中既存愤懑，同时对出仕复念念不忘。以出版寄托自己的人生信念，把出版作为一种事业而且是主动引导时代的事业的“主体意识”还不可能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一个群体中产生。

19世纪90年代以前，西学书籍不仅出版量少，销量更少。作为当时三大译书中心之一的江南制造总局从1868年到1890年已刊成或出售之书共98种235本，所销之书31,111部，共计83,454本。以此书数与当时中国人数相比较，连传教士傅兰雅都慨叹“奚啻天壤。”而且出版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等较大的城市，乡间僻壤更难得见。康有为因僻处乡邑，对西学从未获知，直到1874年，“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而梁启超也是在1890年近二十岁时途径上海，才读到《瀛寰志略》，见到上海制造局译出的若干种西书，从此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五大洲，中国之外还有比中国强大得多的国家存在。当出版的社会影响范围还如此之小，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民众对西方的认识还处于“闻铁路则心惊，睹电杆而泪下”之际，这时的出版业，还不能说完全走向了近代。

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之后，虽有《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重要的新书出版，向人们介绍了前此未闻的知识，开阔了时人的心胸。但此类“惊世骇俗”的书籍，初版基本上都由民间用传统手段刻印，即使是在出版后获得盛誉，民间多方翻刻出版后，官书局与传教士出版机构依然不屑一顾。甲午战争后，重新将其刻印出版的，也多是当时应时而起的民营书局（参见表1-4）。

出版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近代出版更应承担起传播先进思想文化，尤其是引导时代思潮的作用。教会的出版业和洋务官书局虽然打破了传统出版业的一统天下，甚至显露了中国出版业走向近代的种种征兆，但由于它们自身的局限，终究无法承当起这一时代重任。

1898年，被梁启超称为“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的戊戌维新运动爆发了，中国社会在更为完整的意义上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缘此，徘徊于近代化大门外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出版业也终于登堂入室，步入了自己近代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