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理论的主题问题
从广义上说，各门社会科学都是以不同维度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因而社会也就成了各门社会科学的共同研究主题。这里遇到的第一个认识论问题是社会是可以化约的抑或是不可化约的。各种社会理论实际上都明显地或隐含地站在不同的前提预设上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从而导致了在理论上的分野。涂尔干是明确提出应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社会整体不能化约为各组成部分之和，整体优先于局部而著称的社会学家。涂氏强调任何一种社会事实都应被视为客观实在的社会事物，社会事实具有独立于人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对人的行为的某种强制性，因而只能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上去综合地研究社会现象。“社会学这门科学只有在认识到把社会事实当作实在的物来研究时才能诞生。”
在涂氏本人以及以他为核心的法国年鉴派社会学的倡导下，这种社会实在论的观点一直在社会学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并成为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之独立地位确立的理论基石。这种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纳入到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从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上去做综合考察的观点，在社会理论中被称为“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从这种整体论观点上看，社会学最终所要说明的是人类行为所构成的现象——群体及其制度，社会现象最终归属于群体而不是个人。“社会学主义”本身即隐含着一种先验性假设：说个人从属于他们生活的那个群体或社会并为后者所决定，这仅仅表明，他作为个人的一切行为均须从社会学观点上来加以认识。受这种观点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学从宏观上整体上研究社会蔚然成风，迄今各种形式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绵延不绝。相应地，“社会结构”也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与之相类似的提法还有“社会系统”、“秩序”、“强制性协作群体”、“制度”（institutions）、“整合倾向”、“网络”、“社会性安排”（social arrangement）等等。按照通常的理解，“社会结构”概念是持续稳定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的一种隐喻，它表征人类社会关系的模式化及其稳定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它几乎与社会学家所研究的“社会”是同义词。
与上述社会实在论相对立的是一种社会唯名论，可以德国社会学家G．齐美尔为代表。齐美尔既不同意涂尔干、斯宾塞等人把社会视为物或有机体的观点，也反对黑格尔历史哲学把社会说成是绝对精神之展现的唯心主义。在他看来，社会是由人们彼此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亦即互动的关系网络所构成的：“社会无非是由相互作用而联结起来的大量人群的名称”。那些庞大的超个人结构，如国家、群体、家庭、城市乃至工会、公司等，无论它们显得多么独立自主而又历久弥新，以至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与人相对立，它们都只是人际互动关系的对象化。对于社会研究来说，应该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人们的交往（sociation）上，它是人们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特定类型和形式，而不应把重点放在那些超人的结构上。在他看来，孔德等人对社会学对象的综合性、整体性的解释是大而无当的，他本人则宁愿把社会学对象局限在他所称的“社会原子的相互作用”上。齐美尔认为，企图对社会生活有关的全部现象做出因果性说明不啻是一种幻想，正如不存在关于一切物质的总体科学一样，也没有囊括一切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只是研究现象的不同维度或方面，而不是什么普遍的总体性或整体。诚然，社会学要与各种方面的社会现象发生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以这些不同方面的社会现象为对象，它只是把关注点集中在人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行动基础的相互作用的形式上，如冲突和协作、平行关系和隶属关系、集权化和分权化等形式。这也是人们把齐美尔的思想称为“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的原因。
另一方面，针对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主张社会现象具有不可重复的独一无二性，齐美尔强调，如果用社会学这面透镜去看历史，那么就无需与历史现象的不可重复性打交道，而是与这些现象的构成的一致性的基础发生关系。社会学并不自诩要以对路易国王或亨利国王的个人行为之因果说明为目标，它能够说明的只是王权制度对这些国王的制约和影响方式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换言之，社会学只与路易国王发生关系，而主要地不是与路易国王发生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齐美尔把他的形式社会学比喻为社会生活的几何学：“几何学的抽象只考察人们的特殊形式，尽管这些形式从经验上看仅仅是作为某种物质内容而给定的。同样，如果社会被认为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则对这种相互作用的形式的描述从最严格和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就是社会科学的任务”。由是观之，齐美尔把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人们社会交往的同质性形式方面，而不是其异质性内容。例如，追逐经济利益既可以表现为竞争又可以表现为协作的形式；同理，靠战争掠夺和靠投机获利又都包含着协作。社会学能够告诉人们的，无非是关于使人们的特定交往得以发生的利益和意图以及利益和意图实现为相一致的相互作用的社会形式。
在社会学中，使用这种原子论策略的是被称为微观社会学的各流派，主要有源于G．米德互动理论的符号互动论、角色理论、戏剧论以及受现象学影响的民族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它们把关注重点放在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互相联结的具体过程，分析社会互动过程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这些流派都发生、成长在美国，极具美国社会理论的特色，突出人的个体性及其心理过程对社会行动的作用，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W．詹姆士、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达尔文主义和行为主义。
在社会科学研究主题的认识上，介于上述社会整体论和社会原子论之间的是一种被称作“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观点，其温和形式可以M．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为代表。韦伯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所谓社会行动，是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动，而且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他试图通过对个体行动者主观意义的理解达到对整体社会现象的因果性说明，亦即透过个体研究整体，进而把社会认识上的整体/个体二元对立调和起来，并从而把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强调的主观表意方法与近代科学追求的客观因果说明的通则方法结合起来。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激进形式可以批判理性主义者卡尔·波普为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波普与哈耶克相类似，主张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以个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理论的任务是要仔细地用描述性的或唯名论的词语建立和分析社会学模式（models），这就是说，依据每个人以及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情况来建立和分析社会学模式——这个设定可以称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在社会科学主题问题上，他竭力反对社会学中的唯实论、整体论思想。他认为，孔德、斯宾塞等人所说的社会整体，并不是经验的对象，基本上属于流行的社会理论的公设；虽然人们认为像集合的人群这种经验的对象是存在的，但是如“中产阶级”这样的名称就代表这种经验群体则是完全虚假的：它们所代表的是一种现象的对象，其存在完全取决于理论的假设。“因此，对社会整体或集体之经验存在的信仰（可以被描述为朴素的集体主义）必须让位于这样的要求：社会现象，包括群体，应按照个体及其活动与关系来加以分析。”波普把社会学中的实在论、整体论称为“方法论的本质论”（methodological essentionalism），而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有时他亦称之为“方法论的唯名论”（methodological nominalism）相对立。在波普的用法中，“方法论的本质论”是柏拉图以及现代的各种历史主义所持观点的特征，这种观点认为，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描述事物的真正性质，即其隐藏的实在性或本质。而“‘方法论的唯名论’并不想发现事物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也不想定义什么是真正的本质，而只是描述在不同环境下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一运作是否有什么规律。换言之，‘方法论的唯名论’是从我们对经验事物或事件的描述中，从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说明（亦即借助普遍法则来描述这些事件）中，寻找科学的目标。并且，在我们的语言中，特别是那些使语言具有正确的语句结构与推论的规则中，寻找科学描述的重要工具，文字只被当作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工具，而不是本质的名称”。波普认为，当今自然科学已普遍地接受了“方法论的唯名论”，而社会科学的种种问题大多还沿袭用“本质论”方法来处理，其表现是各种历史主义思想风行，这也是社会科学之所以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主张的是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一种随时准备接受批判性的论证，并从经验中来学习的态度。它基本的态度是承认‘我可能错，你可能对，通过努力，我们可更进一步接近真理’”。与之相对立的态度即他说的认识论中的本质主义和社会理论中的历史主义。在波普看来，这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前者在认识领域崇信确定不移的真理，后者则顶礼膜拜社会历史中的终极本质，其共同之处都是一种不容置疑、封闭的权威主义态度，因而容易导致独断（dictatorship）。
虽然波普的矛头所向主要针对社会理论中的历史主义而非唯实论，但人们从他的批判中确实可以发现传统的唯实论社会学中的某些弊病。譬如，涂尔干的方法论非常看重定义和分类问题，因为唯实论的一个基本倾向认为概念（定义）与实在是同一的。“对一种确定的团体现象，用各种科学方法进行调查，所得到的定义大致会相同。社会学者的第一步是将所研究的事物加以明确的定义，以便确定自己所研究的到底是什么事物，同时也让别人能够明白。这是科学证明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条件……科学的对象是由这种明确的定义来确定的，科学的内容自然也要根据这一定义来解释”。涂氏在《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一书中就是用上述方法以崇拜神圣事物定义宗教的，进而认为初民的图腾崇拜与现代社会的灵魂救赎宗教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并据此得出一切宗教其本质都是崇拜社会性的结论。诚如雷蒙·阿隆所言，涂氏的这个方法有两个危险：“一是无意间用本质性定义来代替根据显而易见的外部标记确定的非本质性的定义，另一个危险是，武断地预先假定，凡是被列在同一种类里的现象都必然是由一个惟一的而且是同样的原因引起的。”这正是波普所批判的“方法论的本质主义”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