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收集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大多是我过去的旧作，部分篇目是近一两年的新作，汇集在一起大致勾勒出我从事社会理论工作的轮廓，内里也蛛丝马迹地浸渍着个人的思想发展轨迹。承蒙丛书编辑的美意，建议我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并分别纳入社会理论的一般探讨、经典理论研究、社会理论的本土建构、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几个栏目下，以便读者能从中梳理出个头绪来。按照惯例，在正文开始之前总要写些前言式的文字对自己所要出版的东西做些交待，可我多年积习不在公共领域谈论私人事务，只好借此机会就社会理论这个题目谈谈个人的些许认识，权当本书的序言吧。

社会学是舶来自西方、途经日本传入中国的一门学问。通常人们把章太炎于1902年翻译日人岸本武能的《社会学》以及几乎同时严复将英人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译成《群学肄言》、稍后又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视为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标志。尽管“社会”一词在先秦典籍中早有记载，但从现代科学意义上把社会视为人们交往中的秩序，亦即人际互动关系的观念，的确是伴随社会学知识的增长和普及而逐步深入人心的。在这一点上，严复用“群学”指代斯宾塞观念中的sociology，不仅极富创意，而且极大地打破了斯氏基于进化论观念把社会隐喻成生物有机体的化约论局限。实践证明，严复依据荀子思想将社会学译成“群学”、把社会界定为“群己关系”的见解可谓独具慧眼和颇富睿智，他把西方学术巧妙地与本土思想资源结合起来，贴切、精辟、极富洞见，不仅为近年来学术界兴起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树立了典范，而且也对近二百年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断从实体向关系转化的趋势做出了预测，其前瞻性已为当代科学实践所证明。人们只要追溯一下，就会发现当年孔德把社会学视为社会物理学、涂尔干主张像物一样研究社会的社会实在论观点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有机体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各种化约论观点大行其道；曾几何时，今天的社会学主流已转到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如制度论、功能论、建构论、镶嵌说、社会资本说、理性选择说等，着重研究经济与社会、国家与市场、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这就不难看到，这里确有一个“从物质实体向关系实在”的转化趋向，两相比较迥然有别，其间的差异不可以道理计。导致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固然有社会认识论的根基已从经验主义转到后经验主义上来原因，这在库恩以来科学哲学中的后经验主义思潮对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巨大冲击中明显可见；当然也有实践上社会研究不断扩展、认识逐步深入方面的原因，这从以下事实可见一斑：社会学诞生以来实证主义一直占据方法论上的主导地位，及至中期与美国注重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研究取向结合后转向工具实证主义（instrumental positivism，其典型特征，一是以伦德伯格为代表，相信社会可以通过科学得到救赎，另一是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哥伦比亚大学致力于量化研究的方法论探讨，而被米尔斯称为“抽象的经验主义”），再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反实证主义流派如雨后春笋般兴起。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人文科学回归宏大理论”（昆廷·斯金纳）以及试图综合现有理论视角的“新功能主义”（J．亚历山大），则是上述发展趋势的理论表达。

这种状况还体现在学科概念术语的使用和变化上。在国际社会学界，“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两个概念之间长久以来并无泾渭分明的界线，在出版物中也往往互相混用。但细心观察就会发现美国人更多地使用“社会学理论”，而鲜有用“社会理论”者，这似乎另有一番意味——社会理论属于哲学或社会思想史范畴，而不属于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这种褊狭的观点流传甚广，我国社会学界受此影响尤深，究其原委是与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骨子里的实用主义性格有着直接关系。仅以80年代在我国翻译出版且广为流传的一本美国社会学教材——乔纳森·特纳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为例，作者只把社会学理论单义地与经验相捆绑，并且认为“大量所谓的社会学理论具有很浓的经验色彩”，它既不抽象，也不永恒和一般，如“随着工业化的扩展，人们的读写能力也在提高”之类的经验命题或判断即属于这种理论。其实这个语句只是一个命题，至多不过是一种经验规则的陈述，而非理论。因为现代化只有几百年历史，而读写能力也非人生来就有，然而却被冠以“社会学理论”之名。无怪乎吉登斯一类的欧洲社会学者讥讽这种美国式的“社会学理论”是个“蹩脚的术语”，他们宁愿沿袭古典社会学使用的“社会理论”名称以示与这种美式“社会学理论”的区别。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亚历山大就用“社会学的理论逻辑”（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冠名自己的研究，这在美国社会学中属于另类。概念术语使用上的区别反映了社会理念上的差异。欧洲学者认为研究社会除了要以经验为滥觞外，还有其不可或缺的观念、精神、形而上的源泉。因此，他们把社会理论界定为“基于其他经验和关于世界的一般理念之上对经验的说明和理解”（Ian Craib著《现代社会理论》）。另一位英国社会学家贝尔特在其所著的《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中则刻意突出“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世界互动作用的比较系统、抽象、一般的思考”。

美国社会学存在过于专业化、规范化（瑞泽尔称之为“麦当劳化”）而缺失“想像力”的弊病，早在二次大战结束不久即受到米尔斯（1959）、古尔德纳（1970）等人的批判。这种情况只是到了1980年以后才有了某些改观。J．亚历山大的《社会学的理论逻辑》（1982）第一卷详细论述了这一转变过程，他缜密地分析社会学实证主义及其几种预设以及当代争论的细节，并从科学思维是一种从经验环境到形而上环境之间的双向循环往复运动的立场，既批判了社会学实证主义崇信经验的偏颇，也反对以法国后结构主义（后学）为代表的欧陆人文研究的主观主义迷妄。亚氏论说实证主义可谓驾轻就熟，批判也堪称入木三分、鞭辟入里；而对战后欧陆人文研究的论断，一言以蔽之曰“世纪末的社会理论”，却引起了许多讥讽和批评。这一不无嘲讽意味的称谓，说得很俏皮，也很犀利，但用到福科或布迪厄等人颇具洞见的思想上总让人有言过其实之感，倒是使人从中感受到“新大陆”与“老欧洲”之间在文化理念上的分立。但无论怎样，上述事实确乎可以让人体悟到“社会学理论”这一概念正在被“社会理论”取代（解构？）的趋向及其缘由。作为这一变化的例证，过去津津乐道“社会学理论”经验性格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特纳，80年代把他与英国人吉登斯合编的反映当代社会学在理论上所获进展的著作也冠名为《当代社会理论》（1987），而此前包括G．瑞泽尔、M．波洛玛等在内的美国从事理论社会学研究的许多知名学者，几乎都把自己类似的著作称为“社会学理论”，而拒称“社会理论”。一叶知秋，一字之差道出了社会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已由实证主义进入了后实证主义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学研究似乎应当从中悟出某些教益。是所盼焉。谨记。

苏国勋

二〇〇五年龙抬头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