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幼年时代

我家祖籍陕西省蒲城县富源村。曾祖父李智盛为贫农，目不识丁，靠种田和推车卖瓮为生。曾祖母姓王，虽不识字，却很有见识和魄力，千方百计地让我的伯祖父李仲特和祖父李桐轩（又名良材）读书，受教育。他们虽然受的是传统的科举教育，但当时清朝末年已有洋务运动革新思想。伯祖父对天文和数学特感兴趣，自学很深入。祖父虽学测量，但爱好语言、文字和文学，努力普及农村教育。他们痛恨清政府的腐败，丧权辱国，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运动。伯祖父在浙江、四川、甘肃做幕僚，购置了许多新书，带回家乡，和我祖父一同阅读，吸收新思想，他们一同教育我的伯父李博（字约之）和我父亲李协（字宜之，后改为仪祉）成为有用的人才。父亲和伯父都考中了秀才，父亲名列第一，因为他是惟一能够解答考卷上数学题目的应试考生。随后，伯父和父亲入三原宏道书院学习，与于右任、张季鸾同学。在宏道，他们吸收了许多新知识，接受了革命思想，准备为中国干一番事业。宏道毕业后，伯父和父亲被派往北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学习。当时从西安到北京坐骡车旅行需要一个月之久。伯父学文科，学法语。父亲读理工科，学德语。当时已聘请德国教师直接用德语授课，传授西方科技新知识。父亲毕业后，被公费送往柏林工科大学学习铁路工程，因为他是西（西安）潼（潼关）铁路公司派送出国的。辛亥革命时，他回国参加革命。于右任当时任交通部长，欲聘他为津浦铁路局长，他未接受。由于陕西时常闹旱灾，饿死的老百姓成千上万。有识之士深感兴修水利为当务之急。陕西水利局局长郭希仁先生趁我父亲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之机，动员我父亲改学水利工程。我父采纳了郭先生的劝告，第二次赴德国留学，入但泽大学（Danzig），改学土木工程和水利（但泽后来属于波兰）。父亲不看重学位，一心要学到真本事。他学成回国后，受聘于南京水利工程专科学校（河海大学的前身），任教授和教务主任。这样他就成为我国学习西方水利工程最早的一位水利专家。这个专科学校是南通知名实业家张季直先生创办的。张先生在南通创办纺织厂，需要棉花作为原料，兴修水利种棉花是迫切的需要。这个概念也在我父亲脑中扎了根。

众多学科开拓者的摇篮

郭建荣

学术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学问的人与北大没有联系者恐怕没有。而科技史界在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时，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北京大学。这是有原因的。

高等学校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京师大学堂历史地担负了这一使命。我们都知道，由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步晚，落后于西方，所以早期的现代高等教育课程大都重金聘请外国教习讲授。所聘外国教习中有不少是品学均优，堪为师表者，但品劣学浅者也不乏其人。京师大学堂注意到了这一层，为长远计，为中国自己办教育、不被外人操纵计，必须培养自己的师资。为此，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于1903年奏准选派“心术纯正学问优长者，详细考察”，分别派赴东西洋各国游学。为了节省费用，派赴近邻日本留学者31名，赴欧美各国者16名。这47名大学堂派出的首批留学生于1903年末、1904年初分赴东、西洋各国，经五六年的学习，大都于1909年前后，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办时回国任大学堂教习。他们将所学现代科学知识开课讲授，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各学科的开拓者：高等数学（冯祖荀，留学日本）、物理学（何育杰，留学英国）、化学（俞同奎，留学英国）、法学（林行规，留学英国）、法学和政治学（余启昌，留学日本）等等。大学堂中后期入学的秉志、胡先骕先后赴美国留学，回国后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生物学系（南高师生物学系）和最早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学研究所和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工程技术方面成就卓著者，要算1906年入京师大学堂学习的李仪祉。李仪祉大学堂毕业后留学德国攻水利工程，回国后任教于南京水利工程学校，后任陕西省水利局长，修水渠植棉花使陕西经济改观，农民由贫变富。李先生积劳病故，出殡之日“巷哭者数万人”，并为他立庙吊奠，春秋为其扫墓者常数千人，这是科技工作者的光荣，也是京师大学堂的光荣。

京师大学堂从1898年开学到1912年改称北京大学，期间培养学生千人，大学堂的校友不仅在教育、科技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而且在政治、经济、外交、医学、交通等方面也有不少贡献。

《北京大学校刊》1996年11月15日（第三版）

我于1917年3月24日（农历“民国”六年闰二月初三）出生于南京鼓楼贵格医院（The Quakers'Hospital）。我父李协和我母张孟淑同为35岁，我是他们的长子。因我生在南京（南京又名江宁），伯祖父为我取名赋宁。我在南京上鼓楼幼稚园（陈鹤琴先生创办），学会了说Good morning和Good-bye。我父亲的同乡和同事刘文海先生是英国留学生，娶了一位英国妻子，随她丈夫来到中国。我常同他们的孩子玩，有机会听到他母亲的英国话，虽然不懂，却对英语有了一点模糊的印象。我父亲的另一位同乡好友吴宓先生在南京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教书。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生，学的是英文和英国文学。他家和我家同住一所楼房（他家住楼下，我家住楼上）。我家有一辆人力车放在楼下过道处，车上有一个铃，我很喜欢去弄响那个车铃。吴先生很用功，看书和写作十分勤奋。我按车铃，往往惊扰他的文思。他走出书房阻止我好几次，但我过一会儿又忍不住去按铃。他实在忍无可忍，打了我几下。我写这个小插曲是想说明我的恩师吴宓先生在我幼儿时代就和我相识。1935年我考取清华大学，前去工字厅西客厅拜访他。他鼓励我上清华外文系，这就决定了我学英语、教英语和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

再说我父亲对我学外语的影响。他在河海专科学校教书，急需学会英语，因为学生在中学只学英语。上大学后，要读教科书和参考书，而这些书都是用英文写的。我父在课余突击学习英文，很快就能将德文文献资料译为英文，供学生参考。我们父子虽不同行，但在勤奋学习外文上，我无形中受了他的遗传和影响。他后来英文水平很高，不仅能阅读，且能写作，与国际学术界人士用英文通信，为《中国年鉴》（The China Year-Book）写国内当年的水利建设报告。但他最熟练的外语仍是德语。他爱读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记得他每夜入睡前总要读托氏小说的德文译本。后来他也读英文小说名著，例如，哈代（Hardy）的《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这本小说引起他的悲天悯人之心，也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在抗日战争前不久，当时的政府欲派他去欧洲（意大利和苏联）考察水利，他又开始学习意大利文和俄文。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考察计划未能实现。他虽然希望我也学习水利，但当我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后，受了吴宓先生的影响，改学外文，他并未反对我改行。我上清华外文系后，英文和法文都学得很好，他也感到欣慰。我在暑期回家探亲时，他有时和我做比赛英文词汇量的游戏。例如，说出用str-开始的词汇。当他说出structure一词时，感到特别高兴。后来我开始学德语。他在百忙中抽暇写了一封鼓励我的德文信。我一直珍藏着这封信。我写了以上这些细节，主要想说明我学外语和家庭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伯祖父仲特公自学天文和数学。他从西安到南京我家中暂住。我脑海里也常浮现着他写书的形象。他的著作是《九九开方图表》。他画的图非常整齐好看。我祖父桐轩公也曾来我家暂住。他也有勤奋著作的习惯。他对音韵学深感兴趣。参加过“民国”初年“教育部”国语拼音字母的制订。他热衷于普及教育，埋头编写语文教科书。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好学的家庭，无形中受到了勤奋读书的教育。

在我幼年时代，我受叔父李隼（字知之）的影响颇深。叔父长我六岁，为继祖母所生。他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不幸十岁时患猩红热，发高烧，以至于耳聋。幸亏他幼时已学会拼音字母，耳聋后自己不断学习、读书。他利用拼音字母学会读书，但语调与正常人不同，缺少抑扬顿挫。我和他交谈只需在空中写几个字，他就懂得我的意思。他喜欢读书，能读奚若译的《天方夜谭》（文言文）。我常要他给我讲里面的故事，如“神灯记”、“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等，我听得十分入神。他喜读苏轼和辛弃疾的词，常念给我听。例如，苏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又如辛词：“枕潭溪畔冷欲秋，断云依水晚来收。”我虽然不甚懂，却也受到了一些熏陶。在他的鼓励下，我大约八岁时就开始自己看书。我看了赵元任先生译的《阿丽丝漫游奇境记》，十分喜欢，还有《列那狐的故事》等。稍大一些，我竟然读起五四以后的新小说，例如杨振声先生写的《玉君》，还有翻译的外国小说，例如伍光建先生译的《侠隐记》（《三剑客》），对其中的人物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如达特安、阿图斯、阿拉密、红衣主教以及蜜拉迪等。大仲马的历史小说魅力无穷。

由于我的伯母早逝，三位堂兄赋京、赋都和赋林随我父母来到南京上学。我父亲担负他们的学费，让他们受到当时国内所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我大哥赋京长我17岁，入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二哥赋都长我14岁，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初中部。他们都住校，周末乘火车回到南京我父母家中团聚。三哥赋林长我10岁，入南京金陵大学附属小学，就住在我父母家中，因此我和三哥接触最多。我父鼓励我大哥学医科，大哥在高中就已打好德语基础。赋都学的是英语，在初中毕业后，也考入同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我父鼓励他学工科。赋京于1920年在同济附中毕业。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马克贬值。我父凭他的工资和稿费勉强够送赋京去德国留学。赋京入德国著名的Göttingen大学学医学（病理学和解剖学）。经过八年的勤奋学习和研究，写出有关血吸虫病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发表后，美国的同行和他通信，鼓励他继续研究血吸虫病，继续发表研究成果。他于1928年回国后，在上海工作，开始在太湖流域一带采集血吸虫菌的叮螺，制成标本。他成为我国最早研究叮螺血吸虫病的专家之一。他献身科学研究的精神为我后来专心研究学问树立了榜样。

二哥赋都高中毕业后，我父也送他去德国留学，学习土木工程和水利，继承他的事业。赋都入Hanover大学学习、研究，师从一位名叫Engles的专门研究黄河的教授。Engles教授制作了黄河模型。赋都跟他一同研究，因而对黄河水利问题十分清楚。赋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服务，先后在东北、华北、四川各省兴修水利，同时也教书，培养水利人才。赋都专心研究黄河水利问题，他也为我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三哥赋林在南京金陵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回到西安，在西北大学学习。三哥的英语学得不错，爱好体育运动，网球打得特别好。三哥是一个多面手，多才多艺，后来帮助我父在陕西兴修水利。他为我们全家服务得最多。

我在幼儿时代已对三位堂兄有了颇深的印象。我长大后，继续受到他们的爱护和帮助，因此对他们描述甚多，以抒发我对他们的缅怀之情。

我父在课余之暇勤奋著作，写出《最小二乘式》、《诺谟术》等数学书，又译出当时最新的天文学理论《宇冰学说》，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细节我长大后才知道，但我幼年时代已有他勤奋著作的印象，他一生勤奋写作的形象永远留在我脑海中。

我父一心要兴修陕西水利，解决干旱问题。我五岁时，他带着两位他的学生胡竹铭和刘及伍，从南京回到陕西三原，任渭北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他计划先修泾惠渠，解决三原和泾阳一带的干旱问题。我家住在三原胡家花园。家中有我祖父和继祖母、我父母、我姑母李班和叔父李隼、我和弟弟赋洋。胡家花园客厅里挂着一副对联，上面写着李白的诗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这副对联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上小学是在陕西三原开始，我上的小学不好，老师常打学生手心，学了一年，似乎没有学到多少。姑母李班上的是一个天主教的教会学校。教师是意大利的修女。我估计姑母也没有学到多少知识。我伯祖父在成都作幕僚时认了一个小同乡的长女李凤运为义女，我们都称她为李姑。李姑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石驸马大街。鲁迅先生当时在该校任教授），学的是数、理、化。她来到西安，任女子模范中学教员。她非常喜欢我，试教我几个英语单词，但当时我没有认真学，所以印象不深。当时伯父李约之任西安女子模范中学校长。该校有附属小学，我随姑母李班（字文之）自三原来到西安上学。姑母上中学，我上小学。我在西安上小学时，语文课本选有《儒林外史》王冕画荷花片断，至今印象很深。王冕自学成才，是一位令人敬仰的知识分子。我爱好文学是从此书开始。我记得课文里还有一篇是：“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我的国文作文不断提高，到了六年级已能写比较通顺流畅的白话文。我写的第一篇国文作文的开头是：“今天早晨我在学校花园里看见迎春花开了，我才知道春天来了。”我的作文居然受到老师的表扬，对我是很大的鼓励。西师附小六年级实行道尔顿制，想要引导学生学习查阅工具书和参考书。教师出一些题目让学生学习如何自己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这对我以后使用词典和参考书是一个初步的训练。但西安的小学，由于缺少合格的教师，没有开设英语课，因此我在小学学习时期没有上过英语课。

我学外语，和我的遗传及家庭环境有关。我祖父李桐轩“民国”初年曾参加国音字母的制订。他对语言、文字很有兴趣。我记得他会一个法语词l' oiseau（鸟），把这个词的音用陕西方言“聋娃叔”模仿出来，我觉得十分有趣。他想通过戏剧来改造社会，在西安成立易俗社戏剧学校，招收小演员学习秦腔。他自己编写剧本，宣传辛亥革命思想。后来我伯父李博和我父李协也都能写剧本。可惜我没有遗传到这方面的才能，但我对戏剧却抱着极大的兴趣。我家在陕西被人誉为科学世家，但我家人对文学也非常爱好。我在读西师附小时，伯父教我堂姐赋萧和堂弟赋丰读《唐诗三百首》，要求背诵。我和他们一起学，学得津津有味，至今仍能背诵许多篇唐诗。

在我九岁时（即1926年，“民国”十五年），发生了“西安围城”这件大事。攻城的人是吴佩孚手下的河南军阀刘镇华。守城的人是陕西人杨虎城和李虎臣两位将军。当时我父亲云游在外，在四川、北京、江南工作，仍在设法资助两位留学德国的堂兄赋京和赋都。被围在城里的人有我祖父桐轩公、继祖母韦氏、姑母李班和叔父李隼、我母亲、我和弟弟赋洋、堂兄赋林等人。我们住在马厂子4号住宅。住在女子模范中学的人有我伯祖父仲特公、伯父李博（字约之）、继伯母张季珍和堂姐赋兰、赋萧、堂弟赋丰等人。围城期间，我家最得力的人是堂兄赋林。他只有19岁，每日往返于两个住宅之间，运送粮食，传递消息，不辞劳苦。我和弟弟年幼无知，终日嬉戏。当时西北大学早已停课，我父亲的学生胡步川因在学校无伙食，每日来我家就餐。胡先生善诗，有句云：“寄食李师家，李师客京华。”胡先生急于出城，贸然而行，棉衣被乱军剥去，狼狈而归。继祖母连夜为他赶制棉裤，送他温暖。围城初期，家人尚未感到粮食短缺。伯祖父警告后，立即节约粮食，混以麸子、油渣。我记得白面粉做的饼只供给二位祖父食用。祖父心疼我和赋洋，分给我们每人一块饼，谁知被老鼠偷去。后来设法把饼放入篮中，吊在空中，以免再被窃去。那年雨水充足，我家园中蔬菜、瓜果未断，有些野菜也可充饥。杨虎城将军和我家是小同乡，都是蒲城人。他曾来探望我祖父数次。我的印象是他很高大、威武，背上挂着望远镜，和我祖父谈得很投机。杨将军也曾给我家赠送粮食，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我祖父曾作一首讽刺诗，用刘镇华部下一个士兵的口气：“刘镇华好威武，劝我当兵来入伍，丧尽忠义杀陕人，男儿爱国莫惜死，……靠山做了吴佩孚，一心要进西安府。”祖父的一位朋友也有一首纪事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狗咬。夜来枪炮声，死人知多少？”西安围城共八个月。城开之时，农民从城郊挑着新鲜蔬菜进城来卖。城中幸存者欢欣高呼：“城开了！”据说于右任率领国民革命军解了城围。这是我幼年时期发生的一件大事，从此我养成了节约粮食的习惯。罗曼罗幼年贫困，在他的名著Jean Christoph（《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有“我尊重面包”（Je respect du pain）的名句。

1928年秋冬之交，由于我父亲在天津工作，因此把我们全家从西安迁居故都北平。当时西安的小学是春季始业，而北平的小学却是秋季始业。我家租了蒋梦麟先生西四牌楼北前毛家湾五号的住宅。蒋先生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举家南迁，把他相连的两院住宅租一院给我家居住。我和堂弟赋丰和胞弟赋洋入西皇城根市立第二十二小学继续求学。我重上小学六年级。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是英语，因为北平的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就设英语课，六年级的学生已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我必须加紧直追才能勉强赶上。有一次有同学问英语教师为什么good-by又可以拼写成good-bye。教师也不清楚，我也觉得迷惑莫解。直到后来，我才晓得good-bye是英国英语拼写，good-by是美国英语拼写。

上国文课时，教师让我站起来读课文。我不会北京话，用西安话读。当我读完，全班同学都举手列举我的读音错误。我感到很委屈。幸亏我的耳朵非常灵，善于模仿，一周后就完全从西安方言改成北京口音了，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我的国文作文相当通顺、流畅，受到教师的表扬和鼓励。另外，我的性格比较文静，也受到校长的当众表扬，因此1929年夏我顺利地小学毕业了。

我在北平上小学时期，曾在街头目睹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西山碧云寺送往南京中山陵安葬。道路两边真是人山人海。此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发生在北平的另一事件是人力车夫破坏有轨电车的暴乱。当时电车公司为比利时商人所有。电车抢了人力车夫的生意，使他们生活不下去。旧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毫无保障，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是对此最好的写照。

当时我家住在西四北前毛家湾五号。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联合起来攻打蒋介石，即所谓的“中原会战”。汪精卫住在东城前毛家湾五号，有不少人来敲我家大门。蒋介石派张群出关游说张学良出兵帮助蒋介石打阎、冯。此事我也有印象。我深知冯玉祥将军是反蒋抗日的军人。以后我曾两度见到冯将军。一次是1935年春假，我随南开大学春假旅行团去游泰山和曲阜。当时冯将军被蒋介石软禁在泰山半山，闭户读书。南开体育教员侯洛荀先生以前在南开中学教体育时曾教过冯将军一位公子打篮球。以此为借口，带着我们去拜访冯将军。冯将军身材高大，穿着土布棉衣，接见了我们。冯将军声音洪亮，向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我回忆起我在南开中学上初中二年级时，曾和堂弟赋丰参加春假旅行团赴北平香山露营。我们把露营帐幕搭在半山上。曾有爱国大学生前来探望我们这些小弟弟。我第一次听到他们讲蒋介石如何独裁，如何残酷镇压进步学生。他们说真正抗日的军人是冯玉祥将军。这件事在我幼小的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一次我看到冯将军是在1946年9月初我乘美国战船General Meigs号赴美留学。蒋介石以派冯将军出国考察水利为借口来流放冯将军。在同一条船上，我曾数度看到冯将军的身影。解放前夕，冯将军乘挪威船只回国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不幸轮船失火，未能看到新中国的振兴。真是千古遗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