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的教训

1991年12月25日，在这个寒冷的圣诞之夜，亿万俄罗斯人神色凝重，在电视中目睹了20世纪最为惊人的一幕：飘扬在克里姆林宫顶上74年的苏联国旗徐徐降下，沙俄时代的红、白、蓝三色旗冉冉升起……几十年来不可一世的苏联巨人，四分五裂，轰然倒下，以前的各民族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人类史上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的影响和后果正在当代历史中表现出来。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亦是众说纷纭。可以说，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政治经济根源，又有民族因素、对外关系因素。苏联解体中的民族因素既为直接的导火索，又是最深层的原因。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导火索：边疆民族分离主义对联邦统一的直接威胁

苏联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始发于其西部边疆的波罗的海地区的三个共和国。这三个共和国50年代以来就是苏联民族矛盾和冲突的多发地区，而在80年代中期随着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改革的深入发展，该地区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民族分离主义更加活跃。1987年8月23日，这三个共和国的首都同时发生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矛头直接对准1940年8月苏联政府以武力胁迫波罗的海地区三国加入苏联的《苏德条约》。1989年正值《苏德条约》签订50周年之际，这三个共和国的民族分离主义者加紧开展民族独立活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控制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率先通过了国家独立法，国名改为立陶宛共和国，并致电美国国会，呼吁美国与国际社会承认立陶宛为独立主权国家。接着，同年3月30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类似立陶宛的共和国独立法，5月4日，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独立宣言，定国名为拉脱维亚共和国，恢复1922年时该共和国宪法。1990年5月12日，刚刚宣布独立的三国首脑在塔林聚会，发表三国合作宣言，表示在走向国家独立道路上加强相互合作。

波罗的海地区三国的民族分离主义立即引发了苏联瓦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南部边疆的南高加索是民族矛盾和冲突的另一个热点地区。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中亚五国等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极其泛滥，纷纷通过国家独立宣言，宣布成为主权国家。

苏联民族分离主义的严重性还表现在许多民族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的主体民族的分离主义也迅速膨胀起来，要求实现民族独立自主。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先通过主权宣言，而后又要求脱离格鲁吉亚加入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也宣布为独立主权国家。民族分离主义思潮已成为遍及苏联各地的一股强大势力，严重威胁苏联的国家统一。

总之，苏联边疆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思潮已发展成为难以遏制的强大运动，独立要求已发展成为遍及全苏的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而且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人实际上都投入了这场运动。他们竭力利用苏联宪法赋予的主权共和国地位和自由退盟权，在维护民族自主权和利益的旗帜下，在向联盟中央索取更大更多自主权方面结成了统一战线。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在划分权力上展开了一场法律大战，从而使联盟中央的一切法令和决议均无法实施，联邦国家陷入了解体的危机之中。

二、民族理论的失误：对民族问题的影响

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为解决民族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从建立到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要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民族矛盾和问题也将长期存在。然而，过去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和民族问题复杂性缺乏科学的认识。主要表现为：

第一，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导致忽视民族矛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从苏维埃国家政权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终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存在着超前的认识，盲目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或进入发达社会主义，从而导致对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错误估计。斯大林也过早地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并开始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且提出消灭了产生民族纠纷和冲突的社会阶级基础。但从后来苏联解体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历史问题来看，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这样乐观估计民族关系状况，显然是不符合客观实际，人为地掩盖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问题。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甚至宣布2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关系问题。由于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超前认识和对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错误估计，长期以来苏联在民族关系方面报喜不报忧，竭力掩盖实际存在的民族矛盾和问题，人为地加快民族接近和融和的进程，从而轻视民族矛盾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这是苏联在制定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方面出现许多严重错误，最终导致多民族国家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宪政理论的缺失。苏联双重主权国家原则为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合法依据。1922年苏联成立宣言和条约、1924年《苏联宪法》均承认各民族自决权，赋予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和自由退盟权利。这是列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实行的策略上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苏联宪法》中一成不变地把双重主权国家原则继承下来，结果造成了严重后果。80年代中期起，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政策引发了潜伏的民族矛盾大爆发，出现了大规模民族分离运动。在这场民族独立运动中，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竭力利用民族自决权和主权共和国联盟原则以及自由退盟权，为从事分裂统一多民族国家活动找到合法依据，最终民族分离运动导致苏联解体。因此，从苏联建立、发展和解体的过程来看，双重主权国家原则不仅是缺乏科学依据的理论原则，而且对多民族国家体制建设是失败的理论原则。

第三，将民族矛盾简单地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恶化了国内各民族间的矛盾。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普遍认为，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因此，通常采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纷争，结果扩大了阶级斗争范畴，加深了民族矛盾，造成严重后果。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斯大林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的观点，并把此观点用到对民族关系的分析上。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总之，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往往把国内发生的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说成是外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挑动起来的，把民族矛盾和民族纷争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当成资产阶级分子，作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进行打击和镇压。结果，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实际上在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从而加深了民族关系危机。

三、民族政策实践的失误

民族理论的失误，必然导致民族政策实践的失败。十月革命后，列宁时期苏联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并且执行得比较好。列宁逝世后的30年间，苏联一直处于斯大林统治之下。斯大林主政时期的民族政策一开始还继承了列宁民族政策的原则，但逐渐偏离了正确轨道。20世纪30年代后，苏联开始执行民族控制的政策，而不是民族平等的政策。其中突出表现为将民族矛盾阶级斗争化。

第一，斯大林以暴力手段推进社会变革，想方设法根除一切民族特性，消除不同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开始社会大改造运动，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干部进行大清洗，在各地安排俄罗斯干部进入各级政府，对各加盟共各国实施控制。这一民族控制政策借着二战的一些事件走向了登峰造极。1943年10月到1944年6月期间，苏联境内六个小民族——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鞑靼人因在德占期间表现出自治倾向被指控为叛逆，与1941年被流放的日耳曼人一样，被赶出他们的故乡并被放逐到了中亚和西伯利亚，他们所享有的政治、文化和领土权利同时被取消。

第二，推行俄罗斯化。从16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历代沙皇不断地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征服周边100多个弱小民族，致使俄罗斯国家版图从28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280万平方公里，疆域扩大为8倍多，成为地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的军事封建帝国。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民族沙文主义。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多次批判过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他坚持过去遭受压迫和歧视的非俄罗斯民族根据民族自决权原则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和其他形式的民族自治实体，其目的之一就在于消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尽快实现建立各民族联合的统一国家。在过去近70年中，苏联当局仍然没有摆脱沙俄帝国意识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俄罗斯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利益，其他众多非俄罗斯民族实际上处在附属的次等民族的地位，社会还存在着民族不平等和民族歧视现象。斯大林以一个民族统治另外的民族的做法在苏联境内引来了普遍的反抗，正如列宁已经批评过的那样，它制造了民族情绪而不是减弱了民族对立。斯大林的继承者也对民族问题采取了同样的高压手段。

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苏联剧变中，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恶性发作，带头向联盟中央索取俄罗斯的国家主权，宣布俄罗斯联邦为独立主权国家。如果说其他共和国属于非主体民族和非主导共和国，其主权要求可以通过扩大加盟共和国主权的方式得以解决的话，那么俄罗斯是主体民族和主导共和国，其主权要求决不仅仅是扩权问题，而是与联盟中央争夺最高领导权问题。叶利钦既是俄罗斯激进民主派的代表，又是新形势下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他们的宗旨是由俄罗斯取代苏联的地位，由叶利钦取代戈尔巴乔夫的职位，恢复昔日的俄罗斯帝国。也可以说，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之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民族矛盾和民族积怨的根源，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又成为苏联解体的主要摧毁力。

综上所述，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苏联当局在民族政策有着一系列的失误，都加深了民族矛盾和民族积怨，从而为80年代后期苏联发生剧变过程中爆发民族分离运动埋下了火种。

四、政治改革的失误：“新思维”与民族分离主义的泛滥

1985年，戈尔巴乔夫继任为苏联国家最高领导人，当时正值苏联处于停滞不前时期。因此，戈尔巴乔夫企图通过推进政治改革来扭转这种局面。可以说，这种改革是克服苏联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必要选择。但是，在改革实践中，苏共领导人对政治体制的改革采取了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和无原则的“民主化”态度，进而发展为失去控制的“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致使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和弊端的批评转变为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诋毁和否定。在民族问题方面也是如此，那些长期背离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原则所造成的错误，被民族主义与反共势力作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由，而苏联民族工作的成就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在片面夸大的错误阴影中被抹煞。长期接受美化宣传的各民族人民群众面对突然揭露出的种种“悲惨事件”和社会弊端，形成了强烈的思想反差。这些都使苏联很快陷入民族冲突和社会动荡之中，统一联邦制国家受到解体的威胁。所谓的政治“新思维”改革主要表现在：

第一，竭力否定社会主义走过的几十年的历史道路，为各种反苏反共的民族主义沉渣泛起，制造了条件。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过去几十年形成的社会政治体制是“官僚专制制度”，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兵营式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对苏联旧的社会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造，以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这种以批判和否定苏联过去历史为前提的改革，势必诱发民族矛盾的爆发，助长民族主义泛起和公开反对苏联。例如，波罗的海地区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有组织和行动纲领的政治力量，打着促进改革的幌子，实际上在从事反苏反共的民族分离活动。

第二，竭力否定党的领导，搞政治多元化，为各种民族主义攻击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提供了口实。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从改造长期主宰苏联国家和社会的共产党入手，提出恢复“苏维埃全权”的原则，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重大问题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苏共不再发号施令。这为反共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提供了很好的口实。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组织“圆桌会议”，提出的宗旨就是“取消共产主义极权统治”；波罗的海地区三共和国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坚持反对共产党领导和苏维埃制度。率先成立的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更加活跃，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逐步控制了三共和国局势，在1990年3月大选中终于击败执政的共产党，夺取了三共和国政权。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政党也都发展得很快，甚至在俄罗斯联邦也相继成立了俄罗斯民主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等数十个反共反苏政党和民族主义组织。以叶利钦等人为代表的反共反苏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打着复兴俄罗斯的旗帜，大肆从事反共和瓦解苏联的活动，并于1990年5月大选中夺取了国家政权。由此可见，苏联各地区民族主义泛起，这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错误改革政策是息息相关的。

五、外部原因：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后果

苏联解体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苏东剧变与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有着深刻的直接的联系。二战结束后，西方就注意到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多民族并存、发展差距较大、民族矛盾复杂的状况，注意到历史上沙皇俄国与东欧各民族国家间的矛盾。1947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但是，西方同时从南斯拉夫事件中看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并非铁板一块。由此他们把颠覆、瓦解和灭亡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战略突破口放在利用历史积怨，离间破坏苏联东欧国家间关系，挑拨煽动民族矛盾，加剧支持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上。

西方敌对势力把苏联的民族问题作为薄弱环节实施“和平”演变，以达到瓦解和颠覆苏联的目的。斯大林后期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重大失误，给帝国主义在民族问题上以可乘之机。布热津斯基曾说，通过小心地鼓励民族自决倾向来促进苏联集团的多样化，并最终促成苏联本身的多元化。在乌克兰民族分离势力逐渐强大时，美国等西方盟国担心乌克兰独立造成核武器扩散而“不对苏联的局势指手画脚”，但当西方国家看到戈尔巴乔夫的联邦难以组建，乌克兰又做出了遵守有关军控协议的允诺时，他们意识到几十年梦想瓦解苏联的企图终于要从“苏联内部爆发出来”，所以马上把支持戈氏的中央政府转向支持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在乌克兰全民公决的头一天，美官方就放出风来：如果乌克兰多数公民赞成独立，美将给予承认。投票结果刚一公布，美国政府就表示“感到高兴”，不但布什亲自打电话表示祝贺，而且西方各国也不失时机地派特使到基辅磋商建立正式关系问题。在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离势力的背后也经常能看到西方大国的“影子”。可见，外部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的巨大作用。

苏联解体之前，有130多个民族，人口2.7亿，是世界上民族最多，民族构成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在苏联各民族中，俄罗斯民族为主体民族，人口最多，约占总人口的80%，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约占苏联总人口的20%。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苏联南部边疆的高加索与中亚地区和西部边疆的波罗底海沿岸地区。对苏联解体民族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幽灵”在苏联解体中的重大作用。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在民族的地区分布与人口的构成上都有相似之处。我国在社会主义民族事业的建设过程中，同样学习过“老大哥”的模式，也犯过类似斯大林主义的错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苏联瓦解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正确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